原文地址：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内情作者：沪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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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内情
邱会作回忆
（１）酝酿政治局人选的“三人小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九大”会后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小组”酝酿政治局候选名单。“三人小组”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按照常理，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拟定应是毛、林、周三人决定，而此次变成周、康和党内资历不深的黄永胜。毛泽东指定周、康、黄负责提名人选，毛林则退居幕后。“三人小组”由周恩来总负责，康生显然代表了“中央文革”，而黄永胜则是军委办事组的代表。“三人小组”在中南海办公，严格保密，不与外界联系，除毛林电话外，其他电话不得接到“三人小组”。
（2）第一个人选名单依据的是，八届政治局委员未倒台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中央各大部门、军区的人选。计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董必武、刘伯承、叶剑英、谢富冶、李先念、李雪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王效禹共24人。毛看到名单基本满意，但划掉了江青，而林彪则划掉了叶群。“三人小组”再次开会时，周、康窥测毛的心意依旧将江青列入候选人名单。毛泽东在第二次开会时依旧划掉江青的名字，而林彪也划掉叶群的名字。毛还提出可增加纪登奎和李德生二人。“三人小组”再次开会时实际上只剩下江青和叶群的问题了。康生坚持江青进入政治局，而黄永胜则转达林彪的意见：坚决反对叶群进入政治局。而周恩来则说“从当前的实际政治情况出发，江青和叶群一定要进入中央政治局。我们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表示我们诚恳的态度。”周、康、黄三人到毛处再次提出江青进政治局，毛最后说：“从现实情况出发，你们的道理是对的。这个问题（江青列入候选人名单）不管怎么说，责任在我毛泽东身上，我应当完全负责。从今以后，永远不要江青和我一起工作了！她从思想上来说不是一个纯洁的党员，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一个女人。”显然毛最终点头同意了这个名单。这样，周、康、黄再到林家说服林彪，此刻事实已成为如果叶群不进政治局，江青也进不了，反而是林彪给毛泽东难堪了。林彪不得不同意了这一安排。叶群实际上是作为江青的政治陪衬而进入政治局。
（3）“三人小组”里只有黄未进政治局常委，令人蹊跷。据黄永胜对邱言，毛泽东曾设想将常委增加到七人，即毛、林、周、陈、康、黄永胜、张春桥。但毛考虑张春桥进常委带来的问题较多，林彪也不喜欢张，毛心中犹豫。后来还是林揣摸出毛的心思，提出黄、张均不进常委，遂摆平此事。
（4）中央军委机构和名单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一致通过，这与以往的惯例有所不同。这是林彪与军委办事组商议的结果。目的是表示军委办事组乃中央全会正式任命通过的，而“中央文革小组”却没有这个殊荣，也就是说军队要完全摆脱与“中央文革”的关系。军队的老帅们虽然没有进政治局，但依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内排名还在军委办事组几位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前面。
（5）江青的不满和闹事。江青闹事的原因：选举中少了一些选票、没有被中央“委托”组阁、未当上政治局常委、全会没有明确“中央文革”继续存在。邱会作回忆说：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当晚，江青最后一次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对周恩来发难。江青一到就坐在周恩来经常坐的主持人席上，把周挤到一边主持了会议。江青说：“今天的会是我召开的，我宣布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有人搞阴谋，一切事情不告诉我，电话也不打一个。你们别以为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旧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里，只要交给革命群众就够你们受的，我们来继续较量吧！”而此时，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均认为应该取消中央碰头会，改变中央工作方式。
（6）中央碰头会被取消。1969年5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传达毛指示“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中央常委主持工作，中央不再设书记处等其他机构。”中央的工作成为在京政治局委员工作会议。这实际是终止了江青称王称霸的“衙门”。江青想再次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已经没人参加了。
笔者认为，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显示了中国的政局从文革初期的混乱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毛泽东出于对全局的考量终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动，而林彪、周恩来等人更不希望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中央文革成为中央的常设机构。作为文革的“有功之臣”，江青当然要进入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也必须提拔江青这个自己唯一真正信任的“学生加战友”。事实上，自“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内部形成“军、文”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纪登奎这些文革新贵；另一派则是军委办事组，加上陈伯达、汪东兴。周恩来表面上不偏不倚，但实际行动上还是与军队一方站在一起。这种政治形势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
康生为什么能猖狂得意享乐终生？
过去大家一般只知道康生与江青有同乡之谊，毛江的结合康生有撮合之功;现从毛新宇所写《我的伯父毛岸英》的书中可以知道，康毛二家关系远不止此，毛岸英从小即是由康生带大的。据此书所记：
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毛岸英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的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升起。
可见康生与毛岸英关系非同寻常。毛岸英归国(不知是否1937年随王明、康生、陈云那次乘苏联专机同返，那是被毛泽东称为“喜从天降”的大事)，先在中宣部任职。1947年，去临县参加康生领导的土改小组。书中记载：
康生为了在毛泽东关注的事情上捞一点儿政治资本，便要求下去参加土改。康生到临县后，与晋绥分局商定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组成了一个土改小组，包括晋绥分局的副书记张稼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此时毛泽东让我的伯父毛岸英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试点。康生便把毛岸英也要到这个组，化名为小曹，对外称是曹轶欧的侄子。
这段记载很有意思，说明康生与毛岸英不仅有养育关系，而且还有工作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康生老婆曹轶欧与毛岸英也有不同于一般的关系，毛岸英化名不叫小张、小李，却叫小曹，而且对外称曹轶欧侄子，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在康生教导下工作，毛岸英增加了对康生的钦佩;康生同时也通过毛岸英增强了与毛泽东的联系。书中转述了师哲(毛泽东俄文秘书)的一段回忆：
师哲在岸英参加郝家坡的土改时，出差路过那里，见到毛岸英。师哲回忆说：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
书中又写，“毛泽东同意毛岸英参加山西临县郝家坡的土改，后来也同意他随康生到山东渤海整党”。可见毛泽东是有意识地将毛岸英多次托付康生，给以培养锻炼的。
以上这些叙述，可信都有事实根据。但是由于康生现在已是被否定人物，反面角色，书中对康生的描写，所用的词语，便免不了都要加上一些贬责性形容词。同时为了表现出毛岸英与康生的区别，书中强调毛岸英很早就识别康生(还有陈伯达)缺少政治水平了。书中写1948年5月毛岸英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回到父亲身边，父子之间的一大段对话。毛泽东问毛岸英渤海的领导思想、作风和群众情绪怎样，毛岸英谈了康生处理一件反动会道门事件，要派两个团去轰平村子，连同农民老乡在内。该书有如下描写：
岸英原原本本地叙述了这件事后，评论说：“康生同志太粗暴，缺少政治家风度。”而在一年前，他还以为康生有水平呢!
对于儿子的思维和辨别力的提高，毛泽东是看在眼里，喜上心头，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平静地说：“我们还是要看老同志们的优点和长处呀!”
岸英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父子对谈，虽然写得生动传神，但却令人生疑：如是写小说，越生动越好，务求神情毕现，口吻毕肖;如是记历史，这次谈话谁听到?谁记录?若说毛泽东父子早在开国前已觉察康生的政治品质不纯，毛泽东后来对康生的信任与重用便不合情理。
关于康毛二家的关系，李敏的《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没有反映，仅有一处提到曹轶欧。那是1959年8月29日李敏结婚一天，请的客人中，请了三位夫人：蔡畅、邓颖超和曹轶欧。请曹的原因，李敏的说明是，“当年江青曾认为我的画画得好，请曹轶欧给找人帮忙辅导一下，就这样认识了，这次也请她了”(《我的父亲毛泽东》，276页)。曹轶欧能找到辅导李敏画画的，自然是康生了，名字则讳而不提。但在书前所印的结婚合影照中，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只标出了蔡畅、邓颖超的名字，站在邓旁边的曹轶欧，虽保留形影，却隐去了名字，显然是受丈夫康生之累。
按康生此人，非等闲之辈。虽多行不义，人神共愤，死后受开除党籍之报;但生前多谋善变，坚守“以阶级斗争为纲”，日以督责罗织为能事，始终处于得宠不败之地。且才艺双绝，精于鉴赏，书画尤见擅长。常用“鲁赤水”名作画，这个名字是有针对性的，意与“齐白石”并驾争驱。1961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亦请康生题署书名，颇见别功。康生对《聊斋志异》版本有深研，曾用笔名写考证文章，在《文学遗产增刊》发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以出版《聊斋志异》新版本。田家英是党内高层“秀才”中最有才气、最具正义感的一人，平生少所许可，但对康生独致敬佩之意(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历史上像康生类型的人，最早的是李斯(指惨酷一面)，他是助秦始皇行督责术的老祖宗。宋明清以来有名的是秦桧、严嵩，王铎也可算上一个，皆以书法名，但骂名也是长远传世的，所谓“遗臭万年”吧。康生看来将与他们为伍，当然是后来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