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批秘书田家英“右倾”？

1959年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由于会议是在庐山召开，这两次会议有一个更为世人所知的名字：“庐山会议”。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的本意，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可是，当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给毛泽东上书“万言书”后，风向为之一变。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大会讲话，斥责彭德怀等人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以及支持彭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也参加了会议，在发言中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了质疑。此前，田家英曾在四川就“浮夸风”问题进行过调查，会议期间他将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了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在小组发言时，田家英与他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彭德怀的“万言书”出来后，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私下都评论写得不错。

毛泽东7·23讲话后，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遭到激烈的批判外，那些表示赞成和支持“万言书”的人也受到严厉谴责。好在毛泽东对在他身边工作的“秀才”进行了保护。他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谈话，一边批评他们在前阶段表现不好，一边让他们不要过分紧张。8月1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公开“保护”秀才，称“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

在毛泽东的保护下，田家英总算过了关。不过，基于田家英的“表现”，毛泽东在会上点名批评了田家英，“田家英历来比较右”。

从这一刻开始，两人之间产生了分歧。田家英仍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可他的言行有越来越“右”的趋势。1962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批评田家英“右倾”。

此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给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提出“包产到户”等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这一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符合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也是各地农民的普遍呼声。放在今天，这是一个正常得几乎有些保守的农业政策，可在20世纪60年代“左倾”思潮占上风之时，它是“超前”的，难以为人接受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严厉地点名批评了邓子恢，认为这是在“刮单干风”。由于田家英也曾向毛泽东建议，把“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毛泽东也借此批评田家英“右倾”。江青随即附和，称田家英“一贯右倾”。

关于田家英建议“包产到户”一事，下面将要多说几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响应毛泽东号召，到农村基层做实地调研，才真正意义地往右转，逐步失去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文革”初期首批遭批判的知识分子，最终酿成自杀的悲剧。                       

1960年12月24日到次年1月8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针对全国农村愈演愈烈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会上，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1月20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要他与陈伯达、胡乔木在3天内组成3个调查组，每组７人，分别到浙江、广东、湖南进行调查。每个调查组再分为两个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时间为10到15天。

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田家英迅速组成调查组，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前往浙江。在与浙江省委领导商量后，调查组在富阳县选一个好的生产队，在嘉善县选一个差的生产队。1958年，田家英曾到四川做过调查，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要求调查组的同志在生活上和群众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集中精力做好调查，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就搞清楚了“五风”对农村造成的严重危害。

田家英在嘉善县选的点是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此地地处杭嘉湖平原东部，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可在“大跃进”中，上面的高指标逼出了“浮夸风”，“浮夸风”又带来了高征购，甚至连农民的口粮都给收走了。1961年春天，生产队出现了逃荒现象。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到田家英等前来调查时，不少农民仍然处于“无米下锅”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大跃进”三年来，这里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土地肥力下降，劳动者体质变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田家英在与嘉善县委负责人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病根子是‘五风’问题。”

从浙江回来后，田家英受毛泽东的委派，又先后率队到山西、湖南、安徽等地调查。在调查中，田家英感受到农民有非常普遍的“包产到户”的愿望。尤其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社员们向调查组提出“包产到户”的强烈要求。当时有一部分地区在悄悄进行“包产到户”试点，效果非常好。而纠正“分田到户”的做法，引起了农民的抵触，效果很不好。

1961年7月，结束调查的田家英一行回到北京。田家英将调查结果《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的《简讯》上。在相当多人清楚包产到户的好处，但是不敢、不愿指出来的时候，田家英的做法，无异于党内一股难得的清新之风。自然，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政治风险。

因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是自始至终都持反对态度的。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大讲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当时，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也持“包产到户”主张，可毛泽东没有批评他们，而是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指责他“把持政研室”。

自此，坚持向右转的田家英就彻底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关于田家英失去毛泽东的信任，这里讲一则轶事。在田家英深得毛泽东信任和喜欢之时，康生竭力拉近与田家英的关系，不断地把自己用“康体”写成的人生格言、自镌的座右铭刻送给田家英，有时还“割爱”自己珍藏的清人墨迹。他听说田家英喜欢藏书，便将自己校补的一套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送给他。他恭维田家英，说他编辑毛泽东的文章有如小学生描红模子一样准确。后来，田家英逐渐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康生便不再送他礼物了。最后一幅送给田家英的对联写道：“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幸灾乐祸的味道溢于言表。

田家英的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