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共产国际中的特殊人物——周恩来作者：卫华夏
共产国际中的特殊人物——周恩来
1971年五一之夜，周恩来侧目观察毛、林势不两立。事后摄影记者被周大骂一顿。
1973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主题是批周在对外事务中“严重右倾、修正主义”，“目无中央、欺骗主席”，“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等。毛泽东对周恩来共产国际的特殊身份一直十分警惕，象对付多重间谍一样提防周恩来，毛曾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个女人交底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周恩来不仅与苏联关系密切，更是中共的国际代理人。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周恩来的真实身份：
年轻时期的周恩来是个典型的国际混混，他除了南开中学的文凭，其余什么留日留法留德都没有去读什么书，也没有任何读书记录和毕业文凭，而是到处钻营鬼混。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苏联，在莫斯科受斯大林党政府的策动和指示，然后返回中国，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时年二十六岁。
周恩来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似乎从未见人对此提出疑问，因我们已习惯了他是一个伟大人物，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可是翻查一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但也少得可怜。且看周恩来那段时期的历史：
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一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一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游行被捕，关押半年后释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二一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周在法国看中译本的《红与黑》
有人将周飞速擢升解释为邓颖超的功劳，说邓颖超在周回国之前在中共党大陆位比周恩来高，是她借助自己地位，为尚未回国的男友周旋安排。
可是查查邓颖超的记录，她的功绩连周恩来都不如，邓颖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无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飞快，还捎带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简直天方夜谭似的，她哪来这么大的能耐？
关键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
季米特诺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
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第三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一联络人角色，周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飞快上升，上升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进行更有效的活动。
周恩来受命莫斯科，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代表的代表。
中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莫斯科和第三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党干部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第三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既是一家为何分作两处呢？
这是斯大林基于外交上的考虑，如在本国境内训练外国人如何武装反叛他们的政府，会招惹外交麻烦。因此就把军事及特务培训，由第三国际在苏联境外实行，莫斯科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培训。
如此，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
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第三类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
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
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
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的印象，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
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
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一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大大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
周恩来是中共1949年当政后至1976年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在他27年的总理生涯中，毛泽东曾经有二次想要拿掉他的总理职位。一次是1954年，想用高岗取代他，另外一次是想用柯庆施取代他。在他光彩夺目的背后却隐藏着人世间最下等辛酸生活。用尽世上为人所不齿的一切手段，目的是要保住他的＂宰相＂职务。特别是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他总是不计后果地出面为毛泽东的政治淸洗呐喊助威，起到了清道夫的作用。这种作用，在1966年到1976年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显得更为突出。
1•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没有子女的，他大革命时期的秘书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继世，是他正经八百的干女儿。由于孙维世在江青看来，她过分地亲近了毛泽东而与江青结了怨，并在"文革＂中借机整了孙维世，当江青手拿截获孙维世在狱中写给毛泽东的求助信，兴冲冲地赶去责骂周恩来时，盛怒之下的江青居然动手打了周恩来一记耳光，并威迫周恩来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签字，面对江青的淫威，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中共第三号人物竞然屈从了。是江青的卑鄙呢，还是周恩来的无耻？
2•当贺龙被＂中央文革＂逼得走头无路，跑到周恩来的中南海西花厅的住所寻求避难时，周抛弃了对贺一惯的热诚，冷落地对待贺，长达一个礼拜避而不见。实在避不过去了，才不情愿地见了一面。几句轻描淡写的安慰后，便下了逐客令，临出门时还诓贺，到秋天他一定去接贺，恕不知贺一出西花厅即遭逮捕，直到贺病故，周仍未再去看望他那位＂南昌起义＂的老朋友。人们常说＂江湖险恶＂，实不知政治要比江湖何止险恶百倍千倍？周的见死不救，作为人，他道德失缺；作为官，他奸滑之极。
3•刘少奇案。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结论书，最后是周恩来签的字。从常识上讲，作为三把手的周根本没权力签给二把手下给论的字，可他偏偏签了，是他的无知呢，还是在讨好毛泽东？
4•当毛泽东想搞掉刘少奇，问周恩来谁可以取代刘的位置？是周恩来提议让林彪来。大家一般认为，选择林彪当接班人是毛泽东的选择，实际上是周恩来的主张。
5•周恩来是制造个人崇拜的吹鼓手，特别是无耻地吹捧江青，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人们总以为周恩来是个正派人物，正派人物的话，可信度较高，很能蒙骗许多人。周恩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确确实实蒙骗了许多人，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讲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许多违心的事＂。人的良心，共产党员的党性，你周恩来到哪里去了？
总结起来，周恩来是个＂墙头草＂，随风倒，并不象＂风吹毛动猫不动＂那样有骨气。他在党内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他在位27年，没有做出过一件象模象样的事，但仿佛事事与他有关。作为一个总理，大事不抓，为了讨好毛泽东，居然跑到舞台上去指导歌颂毛泽东的大型舞蹈「东方红」的现场排练，你说荒唐不荒唐？
纵观周恩来的历史和表现，他并不是一个好人，但又不象是坏人，他是一位熟悉官场经验的庸人。这是否与他的共产国际特殊身份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周的一生，是在内疚、压抑、惶恐不安中度过的，是在良心和行为不断互搏的炼狱中度过的，所以说，周恩来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尽管在公开的场合他是那么地洒脱和从容，那仅仅是表象而已。
周恩来在表面风光的背后，却隐藏着鲜为人知的辛酸和龌龊。他，活着是一种煎熬-----为他的违心和自私付出痛苦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