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民国史，会给人以“两多”的印象：战争多和惨案多。而惨案最为人们所熟悉，经常提到的，便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三.一八惨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李闻惨案”。这两个惨案，衍生出了两篇名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与闻一多的《最后的演讲》，都是中学语文课本里重要的学习内容。从那时候就打上的烙印，恐怕终生也难以抹去。
两起惨案发生相差20年，都是悲剧，是中国国运的悲剧，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悲剧？这两个当时中国合法的政府，因为这两个惨案，失去了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彻底的被历史所抛弃。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倒台，李闻惨案发生三年后，蒋介石政府退出大陆。若说在这两起惨案发生之前，人们对于这两个政府还有幻想，那么之后，便是“失尽民心”了。
而人们在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这段祺瑞和蒋介石两位在惨案发生后都表现的极为无辜。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祺瑞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1936年其身体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而蒋介石在李闻惨案发生后，暴跳如雷，下令缉拿凶手，调查真相。
沈醉所著《军统内幕》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唐纵日记中也说：“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据后来的考证，对于两起惨案，段蒋二人都确实有点冤。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抢，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无实际证据。反而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而李闻惨案则已有了定论，乃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希望让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而擅自派手下特务行凶。
段祺瑞在长跪不起后，严惩了凶手，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作为执政的段颁布了“抚恤令”。蒋介石在暴跳如雷后，撤了霍揆彰的职，下令枪毙直接行凶者－－在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后证实是找了两个替死鬼，汤李二人都逃脱了惩罚）。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在1924的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排名竟在胡适、梁启超等人之前。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大学生对于其评价之高，可见其人望。
而蒋介石在当时，更是获得了从他执政以来最为崇高的地位。随着日本战败投降，中国与苏、美、英并肩成为“四大强国”。其当仁不让的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人并立于世。1943年１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内民众欢欣鼓舞，称为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国内对于蒋介石本人的歌颂与崇拜，可说无以复加。
可惨案偏偏发生了。段祺瑞与蒋介石都不无冤屈的承担了一切后果。
无论是段祺瑞的长跪不起还是蒋介石的暴跳如雷，表现的都是中国传统式的后悔－－后悔得不是不该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有这么一个铁律：一个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