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鲁迅和胡适的一点文摘
鲁迅胡适，同在中国——有关鲁迅和胡适的一点文摘（修订稿）
楼主：孟庆德 时间：2006-11-05 20:06:00 点击：4823 回复：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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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而已集•可恶罪》：“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鲁迅这段话可以使人想到中国古人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2003年5月11日有孙大午《珍贵的史料，不息的强音——再一次痛悼李慎之先生（附2003年1月15日〈与李慎之先生谈话纪要〉》，文中记李慎之先生话说：“毛在批判胡适的时候说：批判没好话。”
2003年第1期《书屋》吴钩《两种批判风格》开篇介绍道：“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与左翼激进派的思想分歧自不待言，受后者攻讦亦是情理中事。然而胡适也拒绝与保守势力合流，二十年代末他首倡‘人权运动’，受到保守势力的思想围剿，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又发起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运动；几乎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正在开展批判胡适运动。”
被陆超祺先生称赞为“不信神，不怕鬼，认准了真理就往前闯”的王若水先生，一生中也有过遗憾的时候，他在《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读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史实：“1954年11月初的某一天，邓拓要我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适的实用主义。大概邓拓认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学系学生，而且那时的校长就是胡适，所以他把这个任务分配给我。自然，我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务的。但要得这样急，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匆匆忙忙跑到图书馆借了几本胡适、杜威、詹姆斯的著作，就连夜突击写起来了。我也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交卷，总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题为《肃清胡适反动哲学的遗毒》。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
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胡适呢？陆超祺先生在《最后一次闲聊——悼王若水》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借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而发动一场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并不是出于他真的关心《红楼梦》的研究，而是因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民主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太大太深，深成一种极大的障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2002年2月18日于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讲演《胡适在现代中国》，其中有一段史料值得一录：“第一次批胡运动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稍后又有‘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这场运动规模不大，只是局限在京津高等院校，涉及的人员主要也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大规模的批胡运动，或者说第二次批胡运动，是在1954年11月开始的。导火线则是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这次批胡运动是以郭沫若、周扬两人来挂帅的，但真正的授意应该说是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能找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年是作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现于报端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手笔，它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这次运动几乎动员了整个知识界，包括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卷入其中。时间持续到1955年8月，前后长达10个月。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三百万字——《胡适思想批判》（8辑）。”雷颐先生《文章千古事》开篇写道：“曾彦修先生在《立此存照》（2001年2月10
日《文汇读书周报》）一文中详述了1955年以三联书店之名出版厚厚八辑《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的经过，使人了解不少内情。惟曾先生说‘我相信大陆上大概是没有一个人看完过那八大本《胡适批判选辑》（应为《胡适思想批判》，笔者注）的，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则过于绝对。笔者不才，却在1990年认认真真读完了那8大本、200
余万字的《批判》。”
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那些“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对相关的历史，对相关的许多问题，应该是很了解甚至很有研究，他们应该秉学理和历史真实说话吧？但是，雷颐先生另一篇文章《彭柏山的悲剧》中有一大段，不知那段历史的人看了会感到很是惊人：“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时，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适所主张、宣扬的‘个人主义’。他问道：‘胡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阴谋家。’作者认为现在‘这种所谓发展个性的思想，实质上是在于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天才”的个性的发展；一方面用发展个性的幌子来阴谋拆散劳动人民的集体行动。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对胡适的个人主义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指向尚在国内的‘个人主义’：建国后‘社会主义已在全国范围内占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一切个人主义思想、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改良主义等等，已没有合法的地位。’但由于‘国内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包围着我们’，‘胡适派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仍然起着危险作用’，所以‘必须进一步展开斗争’。他进一步说：‘在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企图维持现状，取消阶级斗争……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毫无共同之点，因而是极端反动的。’因此要加强斗争，‘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等等’。”雷颐先生在文章末尾写道：“历史有时确是残酷。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但就在三个月后，此文墨迹未干，彭柏山本人于5月中旬在上海却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
雷颐先生《文章千古事》一文对那充满了极其粗暴的谩骂的8大本、200
余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有所记录：“‘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第一辑，第46页）‘胡适今天虽然逃亡到他主子的巢穴里，但仍然如一支恶犬一样发出丧尽廉耻的狂吠。’（第二辑，第320
页）‘从他的文章和演讲中，不难看出他那“一吓、二诈、三丢手”的流氓本事。’‘胡适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第二辑，第335页）”雷颐先生写道：“予生也晚，原以为只有在自己经历过的‘文革’中才有这种‘大批判’体，此时方才明白，‘文革’确非‘一日之寒’，而是早有渊源。”不知道雷颐先生这里的“渊源”指向多远，其实，我们的“大批判”，从孔孟的“圣人禽兽”“君子小人”、从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就开始了。
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胡适对旧时代的批判和战斗、胡适对新文化的贡献，就都被否定、歪曲、隐蔽、忽略不记，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人们忘了1929年是胡适发起了人权问题的讨论，大胆批评国民党的“党治”、“人治”，呼吁“法治”，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人们不再想起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指出的：“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人们不再想起胡适曾说过“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人们不再想起胡适曾告诉青年“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胡适曾向青年呼吁：“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
房向东《鲁迅与胡适》记载了一段很让人鼓舞的历史：“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
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关于倡导文学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信号。此后，他陆续又写作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什么是文学》等等文章，在否定了旧文学
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文学论。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意见，在总体上没有超出胡适，但在创作新文学的实践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 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鲁迅认为，这些提倡‘文学革
命’的‘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鲁迅认为，‘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
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很
明显，鲁迅所遵的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这当然包括了胡适。鲁迅的‘遵命’之作，切实地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也弥补了胡适所自以为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的缺憾。到了1927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仍然对胡适的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
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所谓‘奇迹’一样。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
‘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 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
文学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 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作，也能用白话作。所以后来就
有人提倡思想革新。（《三闲集》）这里，鲁迅把‘文学革命’，看作宗教上的‘奇迹’一样，无异于让死掉的人活过来。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对死的封建文学的革命。当然，鲁迅也指出，只有文学革命是不够的，还要有思想的革命。胡适在理论上提倡革命文学的同时，决心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实验白话作诗的可能性。他努力去尝试，终于将零星写成的近七十首新诗结集为《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孤军奋战时，
鲁迅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配合。鲁迅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鲁迅作新诗实在是为了给胡适助威，给对新诗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1918年5月15日，他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
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以后又发表过三首。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鲁迅挺身而出，撰写《估学衡》
与《答KS君》等名文，给予胡先［马肃］、章士钊等人以有力的回击。……在学术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之间，曾经过从甚密，相互切磋。从《
鲁迅日记》中我们知道，《中国小说史略》出书前后，鲁迅曾反复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过程中，也多次向鲁迅请教。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凡是认为正确的便欣然表示同意；错误的便明言直说，从不含糊其辞，拐弯抹角；有疑问的，也不苟同，提出商榷意见。这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与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里，都有明确的记载。胡适对鲁迅也多有赞誉之词，仰慕之情。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
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
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不言而喻，胡适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不仅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对推动当时的白话文学的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良好的作用。对于鲁迅前期杂文，特别是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胡适对其中有些篇章，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对于鲁迅的翻译成就，胡适曾以《域外小说集》为例，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相比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工夫，又能直接了解西文，
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胡适在1958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肯定鲁迅的成就：‘《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翻得好，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胡适讲演集（一）》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我们从胡适在1919年2月致钱玄同的信中知道，胡适原先‘曾经拟过几条办法’，很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据胡适说，‘可惜没有试办的工夫’，终于未能遂愿。事隔三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
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
就在大陆和台湾几乎同时批判和清算胡适的时候，曾被郭沫若骂为“二重反革命”、曾被周扬压迫、排挤和“摆布得可以”的鲁迅，却在大陆被高高地当圣人捧起来了，毛泽东对鲁迅那几段著名评价总是印在当年出版鲁迅著作的扉页上，郭沫若也盛赞“《王国维遗书全集》和《鲁迅全集》这两部书倒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周扬也盛赞“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的先驱者和代表者”。
在林贤治先生《人间鲁迅》一书研讨会上，谢泳先生发言：“……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可以把问题转换一下，就是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简单地说，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想不明白。我直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鲁迅为什么会被利用？我试想了一下，首先如网上关天茶壶先生在《考量一个权威的估计（关于鲁迅的）》中指出的，鲁迅已经死了，人死不会再说话。这是一个首要的先决条件。据很多资料介绍，毛泽东是1933年在瑞金中央苏区受人排挤而没有领导职务时就冯雪峰开始了解鲁迅，但他在1927年就已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毛泽东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恰恰对鲁迅所批判的阿Q式革命进行了大大的歌颂并为日后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伏笔。《中华读书报•毛泽东论鲁迅：我与他的心相通》应该一看：“毛泽东接着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书。他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几次论争中的文章。”可见，毛泽东读书不死，当鲁迅对毛泽东几乎还全无了解，毛泽东从那时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去“活学活用”鲁迅了。
吴志翔《另类的鲁迅》：“鲁迅的脾气这么不好是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苍蝇成群，蚊子成团，一些所谓智识者一直不断地在叽叽歪歪，心情怎么好得了？”鲁迅对中国历史、政治和传统文化诸方面痼疾发起了全面进攻，其火力之猛，其范围之广，无出其右。毛泽东1925年在《沁园春•长沙》里写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1936年2月在《沁园春•雪》里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具大气魄，毛泽东理论上坚决反“封建”，毛泽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要把文化问题用政治解决。反“封建”，打鬼借助钟逵，鲁迅当然是首选，鲁迅对旧时代政治、文化的诊断和批判都是最强有力的资源。可惜，这资源到1949年后却越来越成为政治上的武器，鲁迅的名字被叫得最响的时代，恰是鲁迅最反对的时代。
话又说回来，利用鲁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要利用，当然要选足够有分量、足够有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也不乏激烈处，但，陈独秀已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打倒而且不能再平反了，胡适也跑到台湾而且纵召唤也不肯放下思想再回来了，这时候，有分量的，只剩下了一个死去的鲁迅，正像网上关天茶壶先生所说，死人是再不会说话了。
阎晶明先生《“鲁迅言论”的时代烙印》：“因为想留心关注‘文革时期的鲁迅’这个题目，所以手头购集了十多种编印于‘文革’时期的‘鲁迅语录’，又发现新时期以来直至现在，‘鲁迅言论’的编选仍然时有出版，所以就很想知道，同是一个人的话，放在不同的编选题目下，放在不同的‘语境’中，它们的意义是如何的不同。毫无疑问，‘鲁迅语录’的编选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迹。……最值得今人回味的，是这些‘鲁迅言论’专辑的编选方法和题目。几乎所有的版本都有这样的总题目：‘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阶级和阶级斗争’、‘文化革命’、‘支持青年的革命斗争’（有的则直接使用‘造反有理’）。就好像鲁迅几十年前就预料会有一场这样的‘大革命’一样，‘文革’时期的流行语言，都能在鲁迅那里找到出处。这番‘苦心’和‘功夫’实在不容易。此外，无论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周扬之流的斗争’、‘为人民服务’等等，大都从《鲁迅全集》中摘取有用的片断和句子，只要看上去符合‘革命要求’，就不惜掐头去尾地引用，安放到一个连鲁迅自己都未曾想过的题目下。好几本‘言论辑’把鲁迅1922年为自己的小说集《呐喊》中的一句话，当做他紧跟党走的言论证据，这句话是：‘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但那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鲁迅当时还是个民主主义者，他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但编选者要按自己要求来对待鲁迅，实在是一种不问历史的‘拿来主义’。有的‘言论选’中把自以为对自己有用的话尽量摘取，却将同一文章中的认为于自己不利的话删去。如某大学红卫兵于1968年编选的一册《鲁迅文摘》中，在‘文艺的阶级性’栏题下，鲁迅作于1931年的《答北斗杂志社问》被列入，这篇文章主要由八个要点组成，并标有序列号，编选者却特意将其中的第五和第八条删去。这两条原来是：‘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和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八，不相信所谓中国的“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这两段话其实极具战斗性和鲜明态度，但因为‘东欧’有倾向苏联之嫌，日本的文学当时也已禁读，加上不读中国批评家的书而专读外国人的书，让人产生“崇洋媚外”的嫌疑，所以就被编选者大胆舍弃了。”
网上有“文革”过来者亚-列先生说过一段话，他说：“说点个人经历：1970年在乡下，正是真正读了鲁迅几本杂文著作后，才真正开始怀疑文革、XX、XXX对鲁迅的神化，以及自己的狂热的。当时还想，XX这样推崇鲁迅不是愚蠢吗？鲁迅的批判里，有许多投枪不正戳在XX身上么？当时自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何以如此神化。又过了几年，曾听南京大学当年因反张春秋而被镇压的一派的大学生说，正是被镇压，使他们开始直觉地反感文革，当时在学校里，镇压后已‘闲’着无事，不许革命了，且又无书读，只能读鲁迅，便找来读，但读着读着，本是‘无聊才读书’的，却越读越兴奋，感到鲁迅所言，与文革之劣皆能一一对应，针针见血，不禁豁然开朗，于是他们做了当时自己最主动最愿意做的一件‘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事，将鲁迅文章中所有针对文革的言论，辑成了一本《鲁迅语录》，自行印刷数万册，广泛传播。承蒙他们赠之一本。19XX后，某夜又顺手翻翻，竟又发现，此《语录》之百分之七八十，竟又像是先生针对当今而言的，依旧针针见血。”正是读了鲁迅的书，使当年的人和后来反思的人看到，当年理论上高扬鲁迅大旗，大力挞伐“封建”，但实际上走的却是一条传统“儒法”的老路。个人崇拜，学雷锋，大公无私，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儒；监禁，抄家，株连，禁书，大批判，文字狱，这又是申韩，中国传统社会有的全都有，恰恰没有鲁迅。
吴钩先生在《两种批判风格》中写道：“在二元拉锯之世，大凡不肯依附、持独立批判态度者，必为拉锯双方所不喜，乃至不容。”吴钩先生说，此话适用于胡适，也适用于鲁迅。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先前被歪曲、被误解、被错误批判的历史名人在政治、文化甚至在人们的心中被平反，人们逐渐认识到，那些人并不像过去听说的那么坏，很多反倒很有价值，很可爱，诗人公刘先生在报纸上发出整版文章《愧对胡适》，陈独秀的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梁实秋的闲适散文也带动了许多仿制品。但是，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活跃并没有改变人们“二元对立”的习性，许多人从一个极端又跳到另一个极端，过去称颂的，现在就都竭力要倒掉并踏上几脚，再加上传统文化空前沸腾，闲适之风越来越热闹，国中许多人认识水平又还远未提升，目光脑力正还不断受许多纷纭东西的蒙蔽，鲁迅就越来越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甚至说对鲁迅进行了很大歪曲和利用也成了“天大的谎言”。鲁迅有力，有分量，使得有人不得不用他，也更激得有人要借砸他以显示自己有力。倒鲁的队伍很复杂，这其中，有很清醒的，他知道鲁迅要醒人要使人立。但也有因憎恶利用者而连被利用者一并憎恨的，而更多的，都属蒙昧趋时人云亦云了。
胡适不幸，被人罗织罪名。鲁迅不幸，在多少年后，又受到了胡适的待遇。
2003.7.28
远离乌托邦：告别鲁迅式的国民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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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少傅11
近日，鲁迅的《风筝》退出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引发了较大争议。有人不满，有人赞同，观点各一，争论颇为激烈。有不少人认为鲁迅的文章富有批判精神，对国民性的探讨鞭辟入里，至今让人警醒，不应退出中学教材。之所以至今令人警醒，是因为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至今也未得到改变，今人读鲁迅的文章依然脸红、心跳，由是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改造还是未竟之业，但是，这真是中国通往现代文明的理想之路吗？读了几十年鲁迅文章的国人真的会改变吗？
01 鲁迅式的国民性改造 用民族性掩盖人性
忽视人性
改造国民性成徒劳在中国人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中有一个细节常常被忽视，那就是将“民族劣根性”一词与一位作家紧密结合，而这位作家就是一直稳坐圣坛的鲁迅。“民族劣根性”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经典总结，而改造国民性就成了鲁迅毕生努力的目标之一。鲁迅并非国民性改造学说的始作俑者，也不是探讨该问题的最后一人；可以说，探讨国民性改造方面，晚近中国前有梁启超、辜鸿铭等“古人”，后有柏杨、李敖等“来者”。为何一提到国民性问题，人们自然地就想到鲁迅？那要感谢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人，一直坚持收录大量他的文章。
在中国，几乎全民都学习过《藤野先生》，所以都能讲出鲁迅弃医从文的典故来——“以手中的笔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术刀，来医治国人麻木的精神疾病。”这种以笔作刀，试图改造国民性的尝试就成了鲁迅的标志，也成了后世写批判文章人学习的榜样。国民性是族群的群体内在特征与外在表现形式，有异于他族的个性，更有基于人性的共性。鲁迅试图通过为精神作手术来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明显忽视了国民性来自人性这一特征，出发点就错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存在所谓的“劣根性”。
“民族劣根性”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经典总结，改造国民性是他毕生努力的目标之一。右图为以清末为背景的话剧剧照。
鲁迅的遗产 为中国人烙上“红字”
鲁迅对民族劣根性的总结与批判深入国人的骨髓，于是任何社会上的不良现象，都习惯性地归结于民族劣根性，让中国人一直心存极强的弱国心态。官场贪腐滋生，分析家认为是中国人劣根性造成的结果；中国人出境旅游时，在名胜古迹上刻字，道学家认为，都是民族劣根性造成的。中国人“太认真”，属于劣根性，要不得；中国人太冷漠，属于劣根性，理应改善；中国人不团结，属于劣根性，应该改变等等。中国人几乎永久性地背上了“劣根性”的烙印，如霍桑笔下的海丝特•白兰一样，要永远佩戴那个代表耻辱的红字。”
所谓民族劣根性，全是人性的自然体现，冠以“民族性”的帽子就显得堂皇了很多。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基于人性的各种卑劣根性，所以西方基于人性本恶论进行制度建设，将规约人性作为制度的重要目的。然而，一直推崇人性本善的中国，遇到所谓的劣根性就痛恨，并认为那是特殊民族、特殊环境养成的，所以要改造，要改变。基于民族劣根性而形成的弱国心态，更让中国人背上沉重包袱。于是，改造民族性、国民性就成了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英勇行径。改来改去，也改变不了人性，鲁迅辛苦恣睢的努力，不过是为大家烙上“民族劣根性”的永恒印记罢了。
02 文化传统有自生逻辑 国民性改造成伪命题
文化传统 基于人性的自我演变
鲁迅等试图改造国民性的老一辈学者找到的分析原点不是人性而是文化和传统。如，鲁迅对传统礼教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酣畅淋漓，可是，如今传统礼教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近百年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依然没有改变。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痛批让不节烈的妇女承担国家衰亡责任的行为，进而提出传统礼教应承担国家衰亡的责任。其实，不节烈夫妇负责也好，传统礼教负责也好，两种观点的内在逻辑是同构的。传统文化也好、制度也好，都是基于人性而形成的，都有一个自然的演变规律。用外力扭转或改造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鲁迅希望通过思想运动或文化运动，将满身民族劣根性的中国人改造为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公民。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及同时期的激进派开展文化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割裂了传统，导致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被否弃，而新的价值与观念由于水土不服又没能建立起。文化传统有一个自我演变的过程，有自身的自生逻辑。这种通过外力连续刺激的方式，难以达到文化革新的新高潮。他们这一代人归根结底是忽视了人性与国民性的关系，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关注过人性。
鲁迅希望通过思想运动或文化运动，将满身民族劣根性的中国人改造为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公民。图为三味书屋。
传统的回归 保守主义的认识路径
文化传统源自人性，文化传统又塑造国民性。所以，国民性改造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换句话说，国民性本身就无法改造。这就是为什么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最终酿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暴力行为，无论是打倒孔家店还是试图将汉字拉丁化，都是这类力求改造国民性行为的间接后果。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认为的一样，国家在地理上和历史上的是民族的载体，它体现了人的社会功能，世代相袭，并形成值得尊敬的传统。人们对于传统只能满怀敬意地加以珍惜，小心翼翼地加以维护，而决不可以动辄加以否定，乃至砸烂。如果批孔的吴虞地下有知，或许会对自己生前的年少轻狂报以歉意的微笑。
伯克的保守主义观念来自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刻理解与批判。保守主义观点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丑恶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补救之道是求诸经受了漫长时间考验的传统智慧。”鲁迅时代的文化运动，反保守主义其道而行之，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新的文化，反而给中国造成了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负担。鲁迅时代的人，有深厚的旧学素养，所以割裂传统对他们没有影响，但对后世却影响深远。近来，有统计数字显示，《红楼梦》为无法读下去的名著之首，足见当代人与传统相互割裂之深。
收起回复举报|本楼含有高级字体2楼2013-09-17 20:35
觞深之渊: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2013-9-24 12:03回复
我也说一句
dulll
太子少傅11
03 国民性改造的理想国 必然通向现实的古格拉
从文化到政治 国民性改造的蔓延
文化是制度的基础，对传统文化的否弃与批判必然动摇政治制度，所以文化运动的后面紧接着必然兴起政治运动。文化上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反映到政治上就是政治变革或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的政治逻辑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但在制度建设上很难出新，顶多是将“丞相”换成“宰相”，或将“父皇”改称为“阿玛”。国民性改造一旦蔓延到政治层面，所改造的核心就不是文化，也不是国民性了，而是人性；然而人性又无法改变。这样的逻辑结果是，人性中更为幽暗的一面被激发出来，酿成无数恶果。这个逻辑过程是鲁迅没有看到的。
保守主义思想认为，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文化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必然带来社会的混乱。这种社会混乱和无序状态将摧毁人类文明积淀的传统，带来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并呼唤“利维坦”来加以拯救。于是，一种新的专制强权必然会出现。权力有天然的自我扩张性，专制强权更是具有扩张的天然优势。所以，专制独裁统治恢复秩序后，不会过度到自由民主的制度，反而会陷入比之前的制度更为专制的深渊。启蒙运动引发的欧洲革命与混乱，最终以全面欧洲革命和几位政治强人轮流坐庄而结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后续的政治运动，造就的是袁世凯等人的集权统治。
文化是制度的基础，文化上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反映到政治上就是政治变革或暴力革命。
国民性改造理念美好 结局往往是专制
国民性改造的逻辑起点在于国民性可以通过外力的方式进行改变，本质上是要对人性进行改造，其必然涉及对国民性的评价：什么是好的国民性？谁来规定国民性的好坏？由谁来执行改造的工程？如果将改造国民性委派给没有道德瑕疵的人，那么又该如何约束他？即便这些问题能在逻辑上得到解决，在现实中却面临着诸多问题，结果往往是有道德的人成为专制独裁者，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以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统治为例，当他刚回到日内瓦时，受到了自由市民和地方当局的欢迎。加尔文因为个人的修养与坚定的理念，为人们勾画出了理想国的蓝图，深受追捧。邀请他回来统治的人们陶醉在一统蓝图中，然而，在现实的政治运行中，加尔文逐渐变成了独裁者，用严苛的手法要求每一个人。人们起初认为，加尔文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后，出于道德的考量，慢慢会变得不那么残酷。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教规”越来越严格，加尔文也变得日益残暴。日内瓦民众终于醒悟到，他们招来的不是并不是一个在思想上恢复生机的人，而是将镣铐加在他们身上的独裁者。天国美梦终于被残酷的现实打断了。
同样的例子，在世界上并不鲜见，基于改造国民性和社会的良好愿望，往往引导人们通向奴役，其结果是独裁与恐怖统治的出现，因为这种改造忽略了人性本身的千差万别，用一律的方式来针对每个人。国民性改造往往通过思想改造的方式进行呈现，用人为规定的“教规”、“法令”、“道德”来要求每一个人，对于不服从的人往往用强制手段的逼迫其屈服，最终结果不是达到了理想国，而是古拉格。
历史一再为人类提供这样的教训，然而人们总是不能避免对理想人格和国民的期待，总是寄望于通过国民性改造达到一个新世界。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讲述了一头名叫“拿破仑”的猪的经历。它通过最初的思想文化运动，进而发动了政治运动，最后推翻了人类的统治的。随后，它通过各种改造运动将政敌一一剔除，形成了专制集权的统治。这场闹哄哄的运动结束后，领袖拿破仑站了起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并完成了从猪到人的蜕变。这个蜕变本质上是经过了血雨腥风之后，重又回到了传统。中国在经历数次国民性的改造后，国民性并没有出现长足的进步，因而今天的人总在感叹人心不古，期望再一次国民性改造，然而，这恰恰是歧途。
04 挑重担走长路 告别鲁迅式国民性改造
历史传统有自我连续性 应遵从文化演变规律
今天重新评述鲁迅，我们并不是要对他进行道德或政治上的评价，因为任何这种评价都不能避免政治偏见，我们所要思考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改造思维。事实上，鲁迅文章撤出中学教材本身并非惊天地的大事，也不会影响喜欢鲁迅的读者继续读鲁迅的文章。放在今天，如何看鲁迅和他的文章，仍然充满了政治含义，由于长期的造神运动，鲁迅被推上神坛，让他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家，因此，撤出鲁迅的文章才会显得争议巨大。
在这里，我们并不讨论是否该从教材撤出鲁迅的文章，而是思考鲁迅对国民性的描述及改造思维。无法否认，鲁迅描述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存在的，至今依然，但这不是要对人进行改造的根本理由。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强调，中国古代的制度不应以“专制黑暗”四个字来抹杀，因此完全否定传统和中国人固有的秉性，有违文化与历史的传承，其必然带来糟糕的结果。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鲁迅的文章带有极强的时代烙印，也有大量的偏见。站在当下的历史冷静回顾鲁迅所处的时代，可以发现，正视传统，遵从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似乎较为妥当。在对人性及国民性的认识方面，在文化与传统的延续方面，不妨承认人性的不可改变，用制度的方式来约束人，而不是借助思想改造的方式来进行大刀阔斧的国民性改造。
衣食足则知荣辱
告别鲁迅式国民性改造鲁迅式的国民性改造出发点也许是良好的，愿望也是希望中国能够强盛，能够有新国民面对新世界，但是国民性改造的结果并未使中国人变得更好，国人读了几十年的鲁迅，也无法从中找到改造国民性的完美方案。因此，今天和鲁迅式的国民性改造告别，可以说正当其时，或许今天更应该重温管子所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用更好的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来促进人的改变，而不是站在没有根基的角度高喊国民性改造。
告别鲁迅式国民改造并不是要告别鲁迅，鲁迅的文章今天依然有价值，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文章背后的时代和写作环境，让鲁迅回归文学，让国民性改造思维进入历史，如是，中国方能从“民族劣根性”的羁绊中彻底解放出来，才能从容的去面对时代的变迁，才能用务实的态度去解决自身的缺点。
告别鲁迅式国民改造，意在告别虚妄的乌托邦思想，意在告别靠改造改变人性的思维，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个人的思想与道德上，不如将希望寄托在制度上。
在未来，期望鲁迅不再是政治符号、文化符号，而是文学家，中国文化的批判者，中国人能客观看待鲁迅。启发民智，可以有鲁迅的文章，也可以有乔治•奥威尔、茨威格的文章，但却不能有改造国民性的念头。中国的进步是一条漫长的历史路，我们当重温胡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挑那重担，走那长路”。
（本文来源：腾讯文化）
张.绪.山 《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
勘書春雨靜
来自: 勘書春雨靜(水邊石上，冷依煙雨，時有幽人問) 2010-08-30 12:01:35
毛泽东喜爱鲁迅什么？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罗稷南提出的这一命题，涉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执权柄的时代，鲁迅的处境有两个，且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没有其他选择。但不管怎样——沉默或坐牢——那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鲁迅都是本色不再。这意味着，原来被认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两位旗手——一个被认为代表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代表着正确的文化方向——在建国以后宿命般地走到对立的两极。
然而，通观毛泽东毕生著述中涉及鲁迅的文字，人们看到的却是他对鲁迅的推崇和喜爱，以毛个人的说法：“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
1933年，有人告诉毛，鲁迅称毛的诗词充满“山大王气”，毛听后哈哈大笑，不以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鲁迅得其心的证据。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在应付紧张的外交活动的空余，还在阅读随身携带的鲁迅著作，并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1966年7月8日毛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说，“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就在生命接近倒计时的1975年11月，毛还就周海婴提出的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议做出批示，“请将周（海婴）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鲁迅全集》因毛的指示而获得迅速出版。
对于毛的自托知己，鲁迅在天之灵做何感想，人们自然无法知道；但毛何以视鲁迅为知音，则可以从毛的文字中窥见一斑。
早在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突出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很显然，毛泽东尊敬鲁迅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鲁迅的事业与自己的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认为鲁迅虽“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不过，最能打动毛泽东，使他引为同道的，是鲁迅的性格特征。鲁迅一生嫉恶如仇，对旧势力毫不妥协，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斗争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对于自己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都非常符合毛泽东的脾胃，与其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毛似乎从鲁迅那里借鉴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并加以中国式地运用、终生视为法宝的“斗争哲学”找到了同盟。所以他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韧性备加赞赏，称颂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他认为鲁迅一生有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不过，在这三个特点中，毛泽东最重视的无疑是“斗争精神”。
如果说在建国前重视鲁迅的“斗争精神”是夺权的客观需要，那么在建立政权以后，毛泽东也没有放弃之，相反，更将这种“斗争精神”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扬光大，灵活地加以运用。60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提到鲁迅的性格，认为“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可见，他从鲁迅那里感悟到的是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他毕生珍视并坚持青年时代发明的述志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说明他对“斗争哲学”是何等的热爱。他在建国以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如其所说，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即使是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一旦被他认为是“向他射的箭”，他便“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彭德怀、刘少奇的惨死，邓小平的屡遭打击，都是明证。
鲁迅生活在中国社会的黑暗时代，他以文艺为武器所进行的反抗，是新兴力量反抗旧社会势力、改造旧的文化传统的努力，所以他毕生的“斗争”都是针对旧势力及其维护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如果活到50年代以后，当然也不会收敛其批判社会的锋芒，放弃批判社会的义务。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前，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同鲁迅一样是旧政权的反抗者；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毛泽东还是新政权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后，习惯性地以“斗争哲学”和“斗争精神”维护自己的政权，不仅将“斗争哲学”磨砺的锐利矛头指向了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也无情地指向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昔日与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于是，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成了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死的死，伤的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他感觉需要调动全体国民参加斗争、维护其政权时，则不惜发动“文革”这样摧毁国计民生的内乱，终至导演了一场陷整个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千古浩劫，而为这一切进行辩护的，是他那套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起点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领悟”：“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又被他掌握的舆论工具鼓吹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对斗争的喜爱或曰嗜好，贯穿于毛的一生，甚至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刻，他还是念念不忘于阶级斗争。1976年元旦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使两位客人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斗争”主题的激情留恋。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似乎在宣告他用毕生精力发现的一个真理:“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精力显然已消耗殆尽的毛泽东触及“斗争”话题时，“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对斗争的追求变成嗜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鲁迅地下有知，该怎样评价这位将他视为知己的“斗争论”英雄呢？
毛泽东的“圣人”理想与鲁迅地位的演变
一个人有醒着的时候，也有睡觉的时候；要了解一个人，固然要听他醒着说的话，但梦呓也有用处，它能使人们知道他潜意识中的欲念，让人知道他清醒状态不愿告人的想法；透过他在非常状态下的表现，人们可以看到他潜意识的真实内容。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间，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着众人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刘源、何家栋：《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刘在毛心中的地位于此“失态”之语中真实地显现出来。同样，毛对罗的回答也应作如是观。
1957年夏天毛对“假如鲁迅还活着”提问的回答，不经意间流露出新环境下其内心深处的秘密：事过境迁，毛对鲁迅已经形成居高临下的支配心态。这种情形很类似于唐太宗击败突厥，踌躇得意之际，随口说出“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云云，透露了李渊曾称臣突厥的天大秘密。
然而，毛泽东内心的这个秘密并非一时情感冲动的产物，而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为其英雄主义的理想所激荡。他在年轻时代就立下“自信人生二百年，奋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言壮语，志存高远，指点江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但是，毛的理想决并不止此。他认为，“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伦理学原理批语》）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原因是曾国藩树立了将“豪杰”（事功）与“圣贤”（文教）集于一身的榜样。及至壮年，他的“圣贤”理想更显突出。在他那气吞山河，雄视百代的“言志”诗中，明言“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言下之意，这些神武圣王都不过是武功差强人意而已，至于“文采”、“风骚”则不足道哉。“略输”、“稍逊”貌似谦恭，实则是高傲的自负。对于号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一句“只识挽弓射大雕”，将这位功略盖天地的世界征服者变成了一介赳赳武夫。“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人看到了一种气势如虹的雄心，一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使命感：毛不仅要建立超越千古帝王的武功，而且还要实现流芳百世的“圣人”理想。
为了实现自己摧毁旧政权的抱负，毛泽东文武兼用，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思想资源。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对旧制度的攻击和破坏，是与自己的事业追求不谋而合、休戚相关的，所以他对鲁迅在新文化先知先觉者的地位表示充分肯定，甚至提高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认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0年1月他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写下了那段被后人广为传诵、视为定评的文字：“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的文字以几个“伟大”和“最”字形成一首完整的赞美诗，对他三年前（1937）提出的“鲁迅圣人论”做了进一步发挥和阐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毛泽东理想事业的一个阶段的完成。他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将扫清六合，席卷八荒，混一宇内的赫赫武功，明白无疑地摆在了世人面前。然而，这只是他事业的新起点，他要在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以思想征服寰宇，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完成他“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新功业。
为了这新的事业目标，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骇涛巨浪，不惜毁掉中国社会极为需要的数十万、上百万最发达的头脑。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从50年代初拉开序幕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改造，与此相配合的是对大学的改造，将大学中的人文学科这个创造独立思想的机关解散。毛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其意甚明。继此之后，1957年，以所谓“旧文人”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全面展开，原来被共产党视为盟友的其他党派的知识人受到彻底清算，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文化人，如声称“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专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政”的罗隆基之辈大部被肃清；及至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毛的打击之下已经元气殆尽——或噤若寒蝉，或气息奄奄，于是矛头转向曾为其出力扫荡党外知识分子的党内知识分子。党内党外知识分子全被肃清之后，毛个人的“圣人”地位，以“全面专政”的方式在表面上确立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以“罗稷南设问”为标志，毛对知识分子——鲁迅不过是其典型代表——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么闭嘴，要么做囚徒，在他的“圣人”事业面前，一切阻力都必须彻底清除，即使他从前推崇备至的鲁迅也不例外。不过，对于鲁迅，由于他已是不会说话的古人，不会对现政权再做批评，而且他的“斗争精神”还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毛没有必要对他展开形式上的讨伐；相反，只要将鲁迅那“须仰视才见”的高大形象置于自己的权威之下，烘托之效立刻显现。毛将历经无数惊涛骇浪而炼就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谋略驾轻就熟地再运用了一次。
果然，这一目标在“文革”初期就按照毛的愿望顺利实现了。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日，毛亲自掌控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社论。《红旗》杂志社论以《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为标题，写道：“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人民日报》则在《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社论中写道：“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这两篇社论精神高度一致。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将鲁迅与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关系完全改变了，鲁迅不再是开一代风气的先觉者，不再是毛泽东的精神先驱，而成了热爱领袖，活学活用领袖著作的先进典型，成了毛泽东麾下“俯首甘为孺子牛”，时刻听从领袖召唤，领袖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的文艺小卒。
这个格局的形成受到两个关键人物的推动。一是郭沫若。郭在历史上曾与鲁迅展开论战，被鲁迅称为“才子＋流氓”，但在新政权建立后逐渐被捧为文化班头，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发表题为《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文章，说：“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一个提交申请，一个批准申请，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这位大才子笔下已经清晰地出现了。然后，郭氏又以鲁迅生不逢时的不幸及自己生逢其时的幸运托出毛泽东的伟大：“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起鲁迅在世的当时，在一切条件上都有天渊之别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最后，郭氏以设想的形式巧妙地将鲁迅置于毛泽东麾下：“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他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的高峰。”郭沫若不愧为嗅觉灵敏的政治家，才华横溢的文字高手，贬抑与吹捧之间做得不露声色，一气呵成，手法之娴熟，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位是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对许广平来说，她在建国以后显然已从毛对以往思想文化权威的攻势中体会到一种趋势。早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就对马克思发出了挑战。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对马克思：“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这里的“我们”实际含义是“我”，即毛本人。在这样咄咄逼人的事态面前，许广平不可能不明白，保护鲁迅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地、知趣地让曾经被毛誉为“圣人”的鲁迅甘拜下风，以免遭遇被贬黜的尴尬。所以，1966年10月她在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文章中写到：“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而鲁迅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文化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最勇敢的战士，一名伟大的旗手。……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指引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浅显易懂的“文革”语言，表层上展现的是具有典型时代特点的恭敬与虔诚，而在本质上则是主动地退避三舍，以求保全鲁迅。中国有句古语：“识时务为俊杰”。许广平“贬抑”心爱的鲁迅当然是“识时务”之举。在当时大调子已经定下的环境氛围中，除了随着时代的音符唱下去，唱出“主旋律”，还有其他选择吗？即使心有不甘，又能怎样？但在客观上，许广平以鲁迅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贬抑鲁迅，以烘托毛的权威，其效果是他人难以比拟的。
依靠出神入化的谋略，毛泽东为“圣人”理想所做的奋斗迅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结出了丰硕成果。林彪给毛戴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四顶桂冠，标志着“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伟大目标已经实现。然而，对于这速成的“圣人”之业，毛的心中仍然萦绕、盘桓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觉。1970年12月18日，他接见美国著名作家斯诺时，针对这四顶桂冠，心情复杂地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他虽然将四桂冠之一“导师”改成了“教员”，但对这“教员”桂冠的钟情是显然的，因为这Teacher与“圣人”的本质相同，那就是：抚育苍生，参天地之化育。当然，他所要教化的绝不是几十个孩子，而是按自己的意愿训育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就在这次会见中，毛谈到“文革”和个人崇拜问题，问斯诺，如果没有人崇拜，你会高兴吗？毛的这个问题，从他的“圣人理想”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圣人与教主都需要个人崇拜。但对于斯诺，这一点似乎并不能理解，在西方近代文化史上，个人崇拜与邪教是一致的。所以他向毛指出“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的道理时，毛木然未有任何反应。（参见《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文汇报》2007年8月18日）
不过，毛泽东即使已被捧为神，显然也隐约地感觉到，实现他的“圣人”理想，决非易事，绝没有他从事政治和军事斗争老本行所具有的那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从容，更没有驾轻就熟地施展阶级斗争艺术时所具有的那份“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重读《鲁迅全集》，似冥然有所感悟，于同年11月20日对相关人员说：“我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这话说明，他此前确曾自视为“圣人”，但同时也说明，时到此刻，他不得不承认，“圣人”并没有做成，他的“圣人”梦想并没有圆满实现。
然而，不管口里怎么说，他内心深处却一刻也未放弃“圣人理想”；而只要毛的这个梦想一日未了，他人就不敢颂扬孔子和鲁迅，即使后者曾被毛称为“现代圣人”。就像1959年庐山会议时，林彪对受到批判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在主席面前，我们任何人都不要想当英雄！林彪不愧为一代枭雄，对毛的了解显然高出他人一筹。后来林彪出事，孔夫子被无辜地与林彪捆绑在一起，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对象，似乎向人们说明，在毛泽东面前，任何人都不要称“圣”，就是孔子也不例外；鲁迅的“圣人”地位虽是毛泽东本人“封”的，但其现代“圣人”的称号只能出自毛泽东之口，而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如果出自他人之口，就意味着对鲁迅“圣人”地位的公开承认，构成对毛的威望的威胁。可为佐证的是，直到文革末期的1976年，鲁迅的胞弟周建人还不得不继续放低姿态，贬抑鲁迅，称：“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学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可以说，从建国之始以至毛故去，鲁迅始终是领袖政治棋盘上的鲁迅，一个被现实政治作为棋子使用的鲁迅。
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鲁迅必然成为囚徒
在中国几千年演化的历史上，每一个新生政权都面临巩固政权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的首要条件，自然是解决整个政权赖以存在下去的物质生产问题。如果没有起码的物质基础，任何政权都必然不能持久。取得物质资料生产者在生活资料和精神道义上的支持，至为关键。解决之道，千头万绪，要害是与民休养生息，恢复民生。在这个基本条件之外，最棘手的问题是解决对新政权构成（显然的或潜在的）威胁的社会力量问题。在新格局的利益分配中，当权者必须妥善安置为新政权出力、立下巨大功勋的武将文臣，使其各安其分，不得僭越。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据长期追随毛、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李锐研究，毛从马克思那里只学到四个字：阶级斗争；对民主的理解只是“要让人家说话”，对别人的恩赐而已；他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明他无法律观念。（李锐：《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另一方面又嗜权如命，公开对人讲，“我是不让权的”，直到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放手；同时迷信自我，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郭宇宽：《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这些特点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毋宁说是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因此，他为巩固新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专制传统的藩篱。
在处理“武”的力量方面，鉴于政权已经易手，原来敌对阵营的投降将领，即使心有不轨，在失去民心的处境中已不可能再兴风作浪，所以，即使对于他在理论上认为是一切反动势力代表的清朝末帝溥仪，以及在战争结束前列为“战犯”的傅作义、杜聿明等蒋介石集团的得力干将，也往往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相反，对于那些为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在民众中有着崇高声望的战友，却是处处设防，稍有不满，即行严惩，毫不留情。
治国从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事业，对于士大夫阶层的政策，从根本上关系到新政权的安危。毛当然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然而，但凡书生，思维能力就相对发达，就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倾向，不管其从前立场如何。尤其是20世纪初叶以来，经新文化运动对启蒙思想的传播，成为现代思想标志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已为众多知识分子所接受，虽然这一启蒙过程为外敌入侵造成的民族救亡所打断，但其影响仍不可小觑。尤其是，海禁开放以后，大批中国学子负笈海外求学问道，回国后成为一股冲击中国皇权专制文化传统的重要力量。在接管中国以后，精于国情的毛对于这一切洞察秋毫，了如指掌。所以对于书生一直坚持非经改造不可使用的态度。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批右倾，“文化大革命”，最后釜底抽薪以求彻底解决，将应该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赶到乡村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本质是文盲化和愚昧化——这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目标只有一个：显见的动机是钳制舆论，巩固政权；深层的动机是完成不朽的“圣人”功业。
不过，正如乌龟可以随时将脑袋缩到脖子里面逃避外面的危险一样，知识分子可以随时将思想隐藏在脑袋壳里，以表面上的言听计从掩藏内心的不服与对抗。所以，毛对于自己多次发动的改造运动所产生的效果并无十分的信心，以至为后世留下两句玩世不恭的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愈多愈愚蠢”。前一句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愚民策略的“精髓”，与孔孟圣贤之徒的一贯精神若符契合。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一句则流露了毛在多次思想改造不能完全奏效时所表现的无奈和妒恨之情。
毛在建国之初面对的文人力量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原来追随他打天下的文人，如郭沫若、邓拓等，二是天下纷争过程中处于游离、超然状态的中间文人，如梁漱溟、陈寅恪等，三是敌对阵营中倒戈的文人。这三部分人中，第一部分文人经由延安整风，对毛的谋略和手段早有领教，已成驯服之物，是毛推行其文化策略的依靠力量；第二部分人数最多，这些人多数饱读中国典籍，同时又多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洗礼，是这个时代中国最大的文化承载体。由于这些人接受的自由主义传统教育，与毛的“圣人”理想相左，所以成为毛的思想改造事业的主要对象。第三部分力量相对较小。
毛对这三部分力量进行打击的次序有先后，但态度和策略则是一致的，即：或者俯首称臣为我所用，或者自我消失。前一种类型以郭沫若、冯友兰为代表。郭沫若在建国不久的国庆庆典上，代表党外人士向毛献礼致辞中，已有“您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永远跟您走”之类的称臣之语，后来更多次以“我是毛主席的一名老学生”之类的谦卑之词表示臣服。冯友兰之卑躬屈膝，更是世人皆知。后一类型，一部分人选择可杀不可辱的自戕，如老舍、邓拓等，一部分则选择沉默失语，忍辱含垢、苟全性命，如小说家沈从文改行研究中国服装史，史学家陈寅恪三叹“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之后，选择“颂红装”——撰写《柳如是别传》——的“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年”。
不过，由于这些书生在政权易手之前已经成就大名，在读书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一部分人中即使少数人对毛的意志明确表示不服，也没有遭到杀戮。最典型的例子是梁漱溟。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发生争论，遭到毛声色俱厉的痛骂，被毛骂作“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不见血的杀人犯”，与蒋介石的用枪炮杀人相提并论，但仍然能苟全性命，最后寿终正寝。由此看来，鲁迅如能活到当时，大概也不过如此。但以鲁迅惯有的与当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屡屡抗上的举动，甚至写出类似“好个国民党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那样痛快淋漓的骂人文字来。如此说来，他活着的话，大概只有进监狱做囚徒一途。
其实，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对于自己的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预测到了。他在1928年发表的演讲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已经将道理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的职业本能却使他对现状永远处于不满状态，总要批评社会，与政治不断冲突，成为政治家的眼中钉，其最终结局不是被排挤出去，便是被杀头。对文学家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逃到国外去，逃不掉便被杀掉。鲁迅一生坚持与当权势力不合作，以其特有的凌厉风格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抨击，虽遭当局压迫甚至通缉而不至陷于灭顶之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租界的存在——他那《且介亭杂文》可以为证——为他提供了逃身之处。
更富有寓意的是，鲁迅对历史上革命成功以后文学家命运的观察：“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的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头。”这样的话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预测未来的谶言？巧合的是，在他死后，后人以他还活着设问，得到的回答，竟是他已料到的结局。
“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个虚拟命题的意义
“历史不能假设”，是很久以来许多人信奉的原则之一，而“假如鲁迅还活着”却正是以不存在的“鲁迅还活着”的假设为历史推论的前提，因此，在许多人眼中，这似乎不应是一个史学研究认真对待的命题。
其实不然。“历史不能假设”这个原则只是指已经生成的历史事实的不可改变性。若就历史所具有的实用性的借鉴功能——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而论，“假设”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和必要的，因为这种“假设”正是人们借鉴经验、避免错误的必要条件。“鲁迅还活着”，当然属于“假设”，但由此虚拟的“假设”所得到的“要么闭嘴，要么坐牢”历史解答，却显示出极为丰富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人们从这个貌似简单的回答中看到的是，历史在彼时走向了一个延续旧传统弊端的错误方向。这个错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其恶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本应得到彻底改造，却未能得到改造，相反又死灰复燃。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毒素再次沉渣泛起，甚嚣尘上，犹如一盆污水，熄灭了新文化运动先觉者们历经艰辛才点燃起来的思想启蒙之火，中国社会由此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完全背离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当时的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向历史要求的正确方向？怎样才能走向正确方向？后来走向错误方向，原因何在？能否避免？如果说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所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难道说中国人民活该遭受那“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折磨？活该要历经十年人为浩劫的苦难？如果说，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历史研究还有何意义？
中国人历来强调“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化思想巨人，无论是被迫沉默还是做囚徒，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怎样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需要考虑“假若鲁迅还活着”条件下，怎样才能使他既不沉默又不做囚徒的问题。这在根本上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设计，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旧制度向现代新制度转变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的难题。解决了这个难题，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了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大问题之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是“假若鲁迅还活着”这个似乎有违“历史不能假设”旧例的“假设”所显示的重大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