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悍然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外震惊。
事变发生后，一直到今天，在大陆的宣传和教育资料中，张杨的举动似乎仍然是革命壮举。在沈阳，仍然供奉着张学良的塑像。
事实上，西安事变后，当时的国民政府，直到今天的台湾国民政府，都一直将张扬视为犯上作乱分子。
在当时，事变发生后，西安各界爱国爱政府爱和平人士，更是上街举行游行声援蒋介石，声讨张学良杨虎城。
事变一爆发，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为，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谴责、声讨。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下，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92页。）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