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缘于统治者的自卑
（郭学明）
钱钟书觉得匪夷所思，他在《管锥编》中写道：《圣经》在写上帝之降时，屡次说“犹如黑夜之窃贼”（as
连上帝都可以如此不恭地形容，确实匪夷所思。
要是在中国，别说用贼去形容皇帝，就是在赞颂皇帝的奏表里有与贼同音的字都会掉脑袋。
朱元璋当皇帝前，他所领导的造反军被元朝政府称作贼寇。所以，他当上皇帝后，对“贼”字特别敏感。他在臣下上奏的赞颂贺表中发现“则”字，就残忍地下令处死作者。朱元璋家乡江淮一带的方言“则”与“贼”同音，他认为奏表中有“则”字就是对他的“大不敬”。浙江文人林元亮和北平文人赵伯宁为“则”字丢了命。
朱元璋不仅忌讳“则”，还忌讳“光”和“秃”，因为他当过和尚。杭州学者徐一夔在赞美朱元璋的文章中写了“光天之下”，有“光”字，也被处死。还有人因为“秃”字、“僧”字罹难。
朱元璋极不讲理。皇权专制下，没有表达异议的自由，居然连赞颂的自由都没有。因为“则”字“光”字“僧”字被杀的文人没有任何不恭敬，也没有任何过错，他们写的是赞颂皇帝的文章，只因为用了某个皇帝忌讳的字就被残忍地处死。
中国文字狱是人类历史上最蛮横最残暴的。
1149年，金朝先后发生了由雷电引起的火灾和龙卷风灾害，金熙宗，就是岳飞想渴饮其血而皇帝赵构却向其称臣的那个金朝皇帝，也是金兀术的侄子，下令翰林学士张钧为此事起草大赦诏书。张钧是个儒生，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天的警告，便在诏书中替皇帝向上天做深刻的检查，有罪己自责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余小子”，意思是请上天原谅自己不太懂事，较少见识，不够不成熟等。有个叫萧肄的宠臣对金熙宗说张钧这是在骂你，寡者孤独无亲，昧者不晓人事，眇为瞎眼，小子为小孩儿。金熙宗听后大怒，召来张钧，不由分说就令卫士杖打，打了几百下没有打死，就用剑把张钧的嘴豁开并剁成了肉酱。
文字狱是专制者自卑感的歇斯底里发作。历史上搞文字狱厉害的，要么是少数民族政权，要么是边缘人政权。
前秦皇帝符生是个独眼，他身边许多人因为言语中有“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双”而丧生。
有的君主对赞颂文字也非常敏感。你以虎豹形容他，他挑剔你为什么把他说成禽兽；你说他与尧舜一样圣明，他又发怒说你将他与死人比较。乾隆皇帝就对有人用了“麒麟阁”一语不满，说这不是把我比作禽兽吗？
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凶的是清朝，杀人多，理由牵强附会。一个人口少文化落后的民族统治人口众多文化先进的大国，缺乏自信，处于高度紧张和敏感状态。许多时候则是故意制造夸张的恐怖以维持长治久安。
朱元璋属于边缘人政权。从一个社会边缘人，一个要饭的和尚打拼成至尊的皇帝，地位巨变，但潜意识层里的自卑感无法根除。自卑者疑心重警惕高，缺少理解力，没有宽容的雅量。
越是自卑的专制者越不能容忍冒犯，无意的冒犯也不行，疑似冒犯也不行。有时候为了避免被冒犯，就先发制人，制造冤案。
文字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搞历史欺骗。专制主义者大都是历史欺骗主义者，都要隐瞒对自己不利的历史事实。
清朝初期第一个文字狱大案就是明史案。一个叫庄廷鑨的浙江人出资组织编撰了一部《明史辑略》，内有清廷忌讳的内容，例如努尔哈赤曾经担任过明朝干部等，如此犯了大忌。康熙登基第二年查办了此案，杀害了72人，不仅杀了庄廷鑨的家人（庄廷鑨已死），杀了书商，连出版工作人员如校对、刻字、印刷工都杀，甚至连买书的人都杀。有凌迟处死的，有杖毙的。此案还发配充军了几百人。明史案后，清朝统治者又制造了几起与写历史书有关的文字狱。
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大规模禁书焚书，他们焚书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编撰四库全书时，还大量篡改历史书籍和文献。
文字狱还常常用来打击政敌。南宋时枢密院编修胡铨上书反对议和，要求惩办秦桧。秦桧利用文字狱打击胡铨，将其发配到广西。秦桧“自此大兴文字狱，获罪者众”。
文字狱杀害的都是顺民，它警示更多的顺民在正常表达时也要前思后想战战兢兢，它有着阉割思想制造群盲的神奇功效。文字狱对中华民族的戕害巨大，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习惯说官话套话，害怕犯错误。一些老年人对年轻人的嘱咐还是：不要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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