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毛泽东下达的“秘密任务”

“文革”后期毛泽东下达的“秘密任务”

人民网 2015-04-23

1966年文革开始后，传统戏曲作为“毒草”遭到批判。在此后将近十年里，由江青亲自审定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独占戏曲舞台，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后有“八亿人民八个戏”之说。但在文革最后的几年里，由江青亲自领导，文化部牵头专门为中南海录制了一批传统戏曲。这批传统戏曲的录音部分，最后归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录音资料库，其中一些录音在后来也曾陆续播放，少数录音在客观上成为较珍贵的录音史料。

文革一开始还有电视节目，大约半年之后，电视就停播了。所以那个年代就只有广播，广播里又只有样板戏。我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戏曲组当编辑，后来当副组长，虽是“革命”期间，但工作还是很忙的。

秘密的任务

大概是1975年初，电台文艺部的领导通知我去参加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个录音组。录音组由广播事业局直接领导，全称是“送审录音组”。据我所知，工作就是翻录传统戏曲、曲艺录音或者录制传统戏曲，然后交给文化部往上送，或者由电视台配上表演录像往上送。

我对文艺部领导说，我不知道去那儿做什么，不想去。领导说，是局里指定的，不许讨价还价，马上就去。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去广播局“送审录音组”上班了。

当时，传统戏曲早已作为“四旧”的典型代表被打倒，相当一批戏曲演员已经下放农村劳动，谁也不敢再演传统戏。所以我们翻录、转录传统戏曲是保密的。录音组的人员、设备虽是广播局的，但由文化部直接指挥，参与录音录像的演员，也由文化部调配，录了什么不能对外讲。

有一次，京剧演员李宗义录《斩黄袍》，剪接完成后十分高兴。他去走廊里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并且特意把门打开，让家里人听听他的新录音。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儿啊，传统戏根本不让唱了，我现在还在这儿录音呢！哪知道，这件事被文化部录音录像组的一位仁兄发现了，李宗义挨了一顿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个戏迷，叫汪永兴。电视台在广播剧场录像，外人是不许进去的。他不知怎么偷偷钻进去了，过了一把戏瘾，回来以后还作了检查。

困惑的任务

当时大家的确也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就不许演、不许唱了，到底为什么还要我们录制这批传统戏曲？这个问题，一直到最后，上面也没给出真正的原因。但实际上电台、电视台的人，心里还是有数的。通过各种渠道，大家都知道这些戏是送给毛主席的，是为他养病录制的。在那个时代，领袖养病是绝对机密，所以文件上给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存一批资料，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但是(从)翻录和录制的东西可以看出，谈不上什么继承文化遗产。

比如京剧，它的剧目很丰富，成熟的、值得继承和研究的流派和演员也很多。但在整个录音录像过程中，梅、程、荀、尚的代表性剧目录得不多；谭、余、言、高、马、杨、奚几大老生流派的戏也很少录制。

我当时很奇怪：京剧老生流派很多，健在的演员不少，为什么一个劲儿盯着录高派呢？后来有人告诉我，毛主席喜欢高派戏。

比如《凤还巢》，当时健在的梅派传人很多，会这出戏的人也很多。但是奉命录制《凤还巢》的却是《杜鹃山》的主演杨春霞。杨春霞现代戏演得不错，昆曲唱得还可以，扮相也漂亮，但《凤还巢》不是她的拿手戏。再加上那些年杨春霞的精力完全投入了《杜鹃山》，要她立即进棚录制这么一出梅派经典，给她出了个很大的难题。文化部录音录像组特意把张君秋请来把关，实际上是边教边录，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有人说，这是因为江青觉得杨春霞扮相漂亮，《杜鹃山》里的柯湘演得好，她自己喜欢这个演员。也有人说，是因为毛主席想看看杨春霞的传统戏。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长期的任务

1974年或者更早一点，也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来要传统戏曲录音，但大都是临时性的。文艺部就指派戏曲组将库里的录音或老唱片翻录送上去。至于送给谁，我们从不过问。这是纪律。据说，除了毛主席以外，中央也还有不少领导同志爱听戏曲，向广播局要过录音。

可能在1974年，侯宝林、郭全宝在电视台为中央领导录了若干段相声。相声录像用不着先期录音，电台没有参加这项工作，详情我不了解。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广播、电视专门为毛主席养病录制传统戏曲曲艺节目，大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时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

可能看到毛泽东养病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期的事儿，文化部党组要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于是组成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叫“录音录像组”，办公地点在西苑宾馆。总负责人是陈应时(据说是上海来的)，其次是中国京剧院的演员李金泉。这个小组上面是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副部长钱浩梁、刘庆棠，再上头呢，就是江青。录什么，让谁演，由这几个人定；录好后，由这几个人审听审看，最后江青说可以了，再送到毛主席那里。

因为任务繁重，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参加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参加一点，后来逐步扩大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天津电台等单位。

不要清官戏

1976年4月15日，文化部录音录像组全体会议传达上面意见：要求将杜近芳、李炳淑两位演员的戏全部上报。选择剧目时注意，不要太悲的戏、不要清官戏、不要《红楼梦》的戏，要一些风趣的剧目。领导指定要杨春霞准备《杨门女将》。

上面下达任务时，有时候是指定演员，有时候指定剧目，有时候指定剧目又指定演员。不要太悲的戏，要一些风趣的剧目，容易理解，为什么不要清官戏，不大明白。不要《红楼梦》的戏，大家猜想，可能是毛主席对《红楼梦》太熟了，演员很难到达他想象的境界，再说，京剧里也的确没有十分出色的红楼戏。

1975、1976这两年，还录制了一批词曲音乐和京剧唱腔音乐。这两种形式，过去不常见，我们也不熟悉。但录制量很大，演唱、演奏者又都是一流名家，录出来的东西也好听，我觉得有必要记上一笔。

“词曲音乐”指的是戏曲演员，主要是昆曲演员演唱的古诗词。主要是唐宋词，用南曲或北曲演唱。前后录了140段，包括李白、白居易、李煜等大批名家名作；演员有计镇华、蔡瑶铣、岳美缇、李炳淑、杨春霞、李元华、方洋等。我估计是因为毛主席眼睛不好，阅读困难，采用这种形式供他欣赏。我觉得，这也是推广普及古诗词的一种形式。

对于传统戏、词曲音乐、京剧唱腔音乐的录音、录像，江青提过很多很具体的修改意见。每次审看“样板戏”后，她把剧团负责人以及主要演员、音乐设计、舞美、灯光，都留下来，讲哪儿好、哪儿不好、怎么改。比如她看完《智取威虎山》后，问美术设计胡冠时：你去过东北吗？没等胡冠时回答，她又说：你这个是外行，东北的房子不是平顶的，是斜顶的，不然冬天下雪，房子不要被压塌了嘛！

主席逝世，工作结束

当时的工作非常辛苦，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正常情况是：下午两点进棚，晚上一顿夜宵，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有一次印象比较深，我下班回家正好送小孩上幼儿园。

但总的来说，上面对我们还算关心。文化部录音录像组每晚准时给演员送夜宵，标准不低于五毛钱一天，我们跟着沾光；后来广播局一天发五毛钱夜宵费，一个月十五块钱，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

还有一次，蔡瑶铣等几位昆曲演员送了几个茄子和冬瓜来，说这是江青特意在中南海的地里摘的，觉得大家工作辛苦，送来给大家吃。蔡瑶铣说：摘完了以后，江青还特意喊了一声：记到我的账上。江青是很喜欢搞这一套的。这些东西我们如数上交局里了，领导给了职工食堂。

当时为传统戏曲的录制工作，还经中央批准花30万美元进口了一批新机器设备。但机器还未到货，工作已经要结束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录音录像工作暂停，不久，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那些年为毛泽东服务过的秘密小组

人民网 2015-04-21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是反对特权的。毛泽东也从不讲特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最穷困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女儿李敏、李讷都与全国人民一样，吃不饱肚子。但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因为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他无法不“特殊”了。当时各个方面的机构和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晚年的生活质量，为毛泽东成立了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各自展现自己的“身手”，也算是特殊年代里的一道特殊记忆。

　医疗小组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一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毛泽东病重期间组织的，时值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时间;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中央批准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

　　李志綏，1920年出身北京，毕业于四川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后担任过国民党军医。1957年6月任命为毛泽东保健医生，1971年至1972年担任毛泽东医疗小组组长。1988年移居美国，1995年2月13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家中浴缸中去世。1994年，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汪东兴骂李志綏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与儿媳一起洗澡，与一位干部的妻子在公园里出丑，被警察当场抓获。为了钱，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胡编乱造出书，毁谤毛泽东。图为毛泽东与护士长吴旭君、保健医生李志綏合影。

　　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据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王新德2002年接受专访时称：第一次医疗组组长先是李志绥，后来由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的吴洁接任。

　　为了会见尼克松，毛泽东产生了快点治病的强烈愿望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四人负责领导对毛泽东疾病的医疗救治工作。叶剑英出于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在会上主动请战，要求为毛泽东的治疗值班。1月22日傍晚，叶剑英来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与医疗小组部分成员再次座谈，共同研讨如何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有效治疗。

　　叶剑英的到来让医疗小组成员顿感精神振奋，尽管那时毛泽东仍然拒绝治疗，并且已经停药几天了。可是，因有叶剑英的鼓励，大家对治好毛泽东的肺心病仍然充满了信心。但谁也没想到，这时候江青又出来干涉，她以“主席那里，没有主席的同意，谁也不能去”为由，迫使叶剑英不得不中断了值班计划。

　　毛泽东因心情不好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2月初。在此期间，毛泽东因肺部感染无法控制，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虽然如此，毛泽东仍无积极配合治疗的意思。但就在这时候，一个促使毛泽东主动要求治疗的契机出人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请示报告，忽然摆到了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毛泽东批阅文件以后，顿时产生了快点治好病、准备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毛泽东的这一突然转变，使得整个医疗小组成员的精神为之一振。尼克松将于2月21日抵达北京，留给医疗小组的治疗时间不到半个月。由于毛泽东希望和尼克松会见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他这次对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相当配合。毛泽东不但接受了消炎、强心和利尿同时并进的方案，而且又同意在服药的同时进行静脉滴注抗菌素。

　　2月4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毛泽东又发生一次严重的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为毛泽东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忽然，毛泽东咳上一口痰来，由于体力衰弱，这口痰竟然咳了许久也无法吐出来。卡在喉咙里的这口痰，使毛泽东当即发生昏迷。由于毛泽东游泳池住地内不准运进各种医疗器械，所以医疗小组一时无法采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这样只好打电话求助于距游泳池住地尚有一段距离的中南海门诊部，让其火速将相关急救器械运到游泳池住地。大约15分钟后，抢救人员将医疗器械运到。这时，毛泽东仍处于昏迷之中，情况非常危急。

　　在将氧气瓶、吸痰器、呼吸机及大批相关药物都运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即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先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毛泽东喉咙中的痰块吸出。这时，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加用了呼吸罩。大约20分钟过后，毛泽东才慢慢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当他发现在自己床边围满了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因为一口痰咳不出而发生了极度的昏迷。

　　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惊悉毛泽东再次发生昏迷，马上中断会议，赶到中南海。

　　周恩来当即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对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并使毛泽东转危为安表示肯定之后，同时指出在毛泽东身边找不到吸痰器等医疗器械而险些酿成大祸。当他听医疗小组介绍说，此前不允许把各种相关医疗器械运进毛泽东住地的规定时，周恩来立即决定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他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毛泽东疾病的新方案。这样一来，一度停滞下来的治疗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

　　医疗小组开始按照周恩来同意的医疗方案对毛泽东施治。较为明显的效果很快就出现在毛泽东发生昏迷的当天晚上。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泽东在当晚6时就排出1800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这是毛泽东近一个月来排尿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他病情好转的先兆。

　　多时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泽东，得知自己忽然排出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就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2月21日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接再励，不断为毛泽东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到了2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时的下肢浮肿症状，由于排尿顺利而出现了明显的消肿，肺内感染也同时消除了，剧烈的咳嗽和低烧症状也随之缓解。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到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泽东已经能在住地的小范围内行走了。

针拨手术使毛泽东视力恢复

　　1974年春天，毛泽东的身体出现了短时期的好转，他又可以到室外散步和行走了。在此期间，毛泽东又可以像从前那样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了。毛泽东身体的暂时好转让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误以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根本好转。可是，负责毛泽东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却发现毛泽东的好转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出现了许多让人担心的情况。

　　面对毛泽东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经他身边医护人员的多次提议，1974年3月，毛泽东同意请眼科及神经科医生进入中南海，对他近乎失明的双眼和右侧身体麻痹等疾病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

　　眼科医生初步诊断毛泽东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就在负责毛泽东病情的专家准备进一步对毛泽东病情进行检查医治的时候，毛泽东却忽然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巡视。医生们的检查论证工作只好告一段落，然后跟随毛泽东踏上了南巡之路。1974年，武汉的夏天格外热，毛泽东在重病之下仍然想到长江游泳。医生们得知后苦苦劝阻，他们认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不适于下水游泳，在游泳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然而毛泽东仍然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游泳，只是在医生的劝说之下，他才把去长江游泳的计划改为在室内游泳池进行。

　　当年10月中旬，毛泽东决定前往湖南长沙。这时，他右侧麻痹症状更加明显了，吞咽更加困难，吃饭时要靠别人喂食。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又先后两次想在室内游泳池游泳，但都因为身体不适而中途作罢。进入1974年冬天，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右侧运动神经麻痹的症状也愈来愈重。1975年2月，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前往杭州。

　　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小组再次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神经科、眼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四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发现，毛泽东还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小组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1975年2月，医疗小组的部分主治医生从杭州返回北京，准备随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的病情以及这次对毛泽东全面体检的情况，以期中央尽早对医治毛泽东的疾病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2月19日，周恩来带病从解放军三○五医院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医疗小组的四位医生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所得到的进一步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三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小组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对于毛泽东的老年性白内障，政治局委员很快取得一致共识。认为毛泽东的双眼失明问题急需马上解决，至于究竟采取何种医疗方案，政治局同意首先要眼科专家选择几位和毛泽东年龄相仿的白内障患者进行医治，取得经验后再对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摘除手术。

　　在中央政治局确定对毛泽东的医疗方案之后，医疗小组马上开始着手对毛泽东眼病的手术准备工作。

　　为了加强医治白内障的手术力量，中央专门调来两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其中主治医师唐由之已有多年中医针拨白内障的手术经验。两位医生在会诊后提出，对毛泽东最好以较为安全的针拨白内障的手术方式，清除眼中的白内障。这主要考虑到这种方法是我国传统中医眼科的成熟技术，既能在手术过程中照顾到像毛泽东这样年迈多病的患者万无一失，同时又因手术的时间短，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不过医疗小组中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医的针拨手术虽可减少病人术中的痛苦，但病人眼中残留的混浊水晶体仍有复发的可能，建议实行白内障摘除手术。考虑到两种白内障手术方案各有千秋，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尚未从杭州回京之前，尽快在北京着手进行两种手术的病例医治，在分别对数起病例进行成功手术并形成经验以后，再报毛泽东，由他自己选定其中一种适合自己的手术方案。

　　医疗小组立即开始白内障手术的准备工作。他们把中直招待所的两间小会议室辟成临时病室，同时为40名高龄白内障患者分别进行白内障摘除术和中医针拨手术。这40名患者分为两组，一组由西医做白内障摘除术，另一组由中医进行白内障针拨术。两组医生既注意对患者的手术过程，同时也注意总结术后经验。1975年7月下旬，40名白内障患者的手术均告成功。与此同时，记录白内障摘除手术与针拨手术病例的报告都呈送到毛泽东面前，他批准以中医针拨手术来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白内障。

　　眼科手术由唐由之主持。当时决定先做毛泽东左眼的白内障针拨手术，另一只眼睛的手术暂定在10月中旬进行。手术时间确定在一个下午，手术室设在毛泽东卧室到客厅的宽大过道上。手术室是用一块雪白的布幔圈围而成，在对手术室进行消毒之后，唐由之向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中医针拨白内障手术的细节。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坐在手术椅上，等待着手术的开始。当唐由之在毛泽东左眼角轻轻注射一支麻醉药后，毛泽东忽然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开电唱机，护士立即把他最喜欢听的京剧唱片《李陵碑》放进。不久，手术室内外便响起了优美的京剧旋律。手术只用了几十分钟，即告结束。

　　没过几天，唐由之亲自为毛泽东摘下眼罩，这时候，毛泽东感到眼前一片光明!老人顿时惊喜异常，不过他仍然感到看东西时有些模糊。这样，唐由之又为毛泽东配制了专用眼镜。从此，毛泽东又可以像从前那样批阅文件和读书了。

　　接连三次心肌梗塞导致伟人辞世

　　197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的病情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期。但是，到了这一年深秋，特别是进入11月以后，毛泽东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其主要症状是肺部感染、咳嗽，特别是尿量又一次出现了明显减少。每天最多排尿量不超过600毫升。他的气喘加重，语言不清，行走也显得更加困难。吞咽不畅和饮食的减少，无疑加重了上述这些症状。这时，医生提出以加胃管的方法来加强营养，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小组决定以静脉输入氨基酸来解决毛泽东体内养分不足的问题。很快，有关部门就从国外购进了多种氨基酸。

　　经过医护人员的多方医治，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入冬以后，身体已经开始康复。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度过了他的82岁生日，这也是毛泽东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1976年5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出现了可怕的心肌梗塞迹象。此前，尽管他的心脏不好，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过早搏。这一次，毛泽东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泽东为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病情十分严重。这时，中央鉴于毛泽东病情的发展，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四人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的医疗工作。因为周恩来已经去世，改由华国锋主持和领导医疗小组。医疗小组有关毛泽东的病情报告必须逐日向上述四人汇报、请示。此前鉴于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停止了他在中南海会见外宾，这次又作出新的决定：一般性中央文件不再送毛泽东批阅。重要文件经过四人批准方可送交毛泽东批阅，以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

　　毛泽东的心脏病暂时得到控制以后，医疗小组又发现毛泽东的其他病情仍在发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无法进食。到了这一时期，给他喂饭也成了难事，只能喂一些流食和糊状食物，因此毛泽东的身体抵抗力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减弱。医疗小组又提出为毛泽东使用胃管借以增加营养，但是，毛泽东仍然难以接受下胃管的做法。为了说服毛泽东同意下胃管，华国锋决定亲自做一次下胃管的尝试，大部分医疗小组成员也同样做了下胃管的尝试，借以劝说毛泽东改用胃管进食。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不同意下胃管。

　　5月30日深夜，毛泽东的心脏病再次复发。他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并出现了短时间的昏迷，所幸发现及时，很快抢救过来。这次发病之后，毛泽东同意医生在他的耳垂上抽取血液进行化验，同时又配合医生使用当时属新式医疗器械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这样，医生就可以在外室通过遥测心电仪随时监控毛泽东心脏的变化，以便及早采取治疗措施。在以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的病情较为稳定。

　　6月26日，毛泽东的病情又发生了变化。心电图上显示毛泽东出现心律加快和间或发生早搏的迹象。尽管行动不便，但毛泽东仍然不时要求从床铺移至沙发上休息，后来又再次要求移回床榻之上。晚7时左右，遥测心电仪再次显示毛泽东出现心肌梗塞的迹象，而且这次心肌梗塞的面积较之5月11日那次面积略显扩大。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等火速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经过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到凌晨时分，毛泽东的血压又恢复正常。

　　当天深夜，在毛泽东病情较重之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纷纷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他们依次走进毛泽东的临时病房。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眼里露出光亮，他的手动了一下，这动作显然是有话要对叶剑英说。可是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毛泽东几次张嘴却又讲不出话来，他只能与叶剑英紧紧相握。那握手时的动作和眼神，似乎流露出一种依依惜别之情。

　　华国锋对毛泽东的这次发病极为重视，他当即决定由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四人分为两班，日夜轮流住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坚持值班。为了解决医护力量不足，又从北京几家医院调来数十名医护人员，做到医护人员24小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每天三班倒，使毛泽东的病房昼夜不离人。这时，江青也从钓鱼台搬进了中南海。

“大字本”组

　　许多读者都知道毛泽东晚年读新印大字本线装书的事。但对毛泽东晚年读书为什么要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读了哪些新印的大字线装书，毛泽东读的重新排印的大字本线装书是在哪些地方印制的、用的是什么纸张材料、字体字号是怎样的等等有关的具体情况，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

　　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

　　毛泽东晚年要读的书，为什么都要把它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呢?

　　在上世纪70年代，特别是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之后不久，一场大病险些夺走了毛主席的生命。从此，无情的病魔就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身躯。在毛主席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然视力严重减退、健康状况愈来愈不好，但他老人家仍天天手不释卷。然而，随着视力的减退，小字本的书刊他已经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起初，他老人家看小字本的书刊时，还借助放大镜。那时候，笔者作为毛主席晚年的图书管理员，常常看到，他老人家一手拿书，一手拿放大镜坐在沙发上或坐在办公桌前全神贯注地看书。每看到这种情形，我和工作人员们心里都深感不安，因为这对他的健康是很不利的。后来，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凡是他要看的书，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与国家出版局联系，重新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这些新印的大字线装本书，除供毛泽东本人阅读外，有不少我们还遵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分送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有关的老同志阅读。毛泽东晚年读新印的大字本线装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开始的。它是毛主席健康状况变差时的一种独特需求。

　　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为什么要印成大字线装本呢?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毛泽东习惯看线装书。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他老人家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书籍中看得很清楚。当时，游泳池住地(包括会客厅、办公室、卧室等处)存放的图书，大部分也都是古籍线装本。保存下来的，他老人家曾圈划、批注过的书籍，大部分也都是线装本。从他老人家读书的习惯上来说，无疑是线装本更为喜爱。二是他晚年看书特别是从1971年那场大病之后，差不多都是躺在床上或者是半躺半坐在床上，有时还半躺半坐在沙发上看书。线装本用的都是专门工艺生产的宣纸，一册一册都比较轻，还可以卷起来看，这种式样看起来比较方便。所以印成大字线装本是最符合他实际需要的。

　　开始，我们要把毛主席要读的平装小字本的图书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他老人家还有些不太同意。他对我们说：“国家目前还很困难，印大字本又要花钱。”我们理解，这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如果从他和一些老同志当时读书需要和实际情况来说，印成大字线装本是最为合适的。事实上，早在1963年，毛泽东就提出高中级干部要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他要求三十本书都要出大字本，并且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使书本减轻重量，便利一些老同志阅读。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出大字本”。1965年，他老人家又提出“印大字本”的事。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的二月初，他老人家要读《近代逻辑史》一书，管理图书的同志找出送给他的《近代逻辑史》是大32开平装本。2月13日，他老人家亲笔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道：“田家英同志：此书印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毛泽东2月13日”。后来，经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同意，我们与国家出版局联系。国家出版局的同志考虑到毛泽东和其他年老的同志的读书需要，考虑到一些重要著作的长久保存和供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馈赠外宾，他们觉得可以印些少量的大字线装本。秘书徐业夫将此情况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印大字本的费用就从我的稿费中支付吧。”

　　毛泽东晚年要看的书重新排印大字线装本，开始都是用一号长仿宋字体。由一般的五号、六号宋体字的书刊重新排成一号长仿宋字，看起来当然清楚多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患了“老年性白内障”，两眼渐渐对一号长仿宋字也看得不太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出版局、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同志商量，将原用的一号长仿宋字体又改用36磅长宋字体。这种字每字高12毫米，宽8毫米。原用的一号长仿宋字，每面排10行，每行排21个字，每面排满为210个字;改用36磅长宋体字之后，每面减少成8行，每行减少成14个字，每面排满一共是112个字。因为是长宋字体，字又比较大，疏密较为适度，所以显得很醒目，他看后很感满意。1974年9月11日，他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今后印书，都用这种字体。”以后，直到他老人家逝世时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本书，用的都是36磅长宋字体。

　　字体的改变，给国家出版局、出版社和印刷厂也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和麻烦。原用的一号长仿宋字体，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的许多印刷厂都可以排印，改用36磅长宋字体，问题就多了。出版局的同志说，这种字体一般都是用来排书刊标题的，因此，各家印刷厂当时这种字模都很少。北京新华印刷厂是当时全国一流的印刷厂，据说这种字体的字他们当时也没有多少，其他各地的印刷厂也就更少了。为了满足毛主席的阅读需要，国家出版局临时从全国各地请来几十名刻字师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刻制了4副36磅长宋字体的字模。据出版局的同志说，这4副字模，当时北京存两副，上海、天津各存一副。

　　毛泽东逝世后，在中南海机关里工作的一些同志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见到我时，他们常很有兴趣地问我：“毛主席晚年爱读什么书”?因为当时社会上对毛泽东晚年的读书内容曾有一些传说。有的说，毛泽东晚年只读二十四史;也有的说毛泽东晚年只读闲书，甚至有的说毛泽东晚年只看小人书;也有的说，毛泽东晚年光看中国古典小说，甚至说光看《金瓶梅》，等等。笔者在这里着重说一说，毛泽东晚年读新印的大字线装书的情况。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所读的新印的大字线装书，如果从1972年读新印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算起，那么到1976年8月底读新印的大字线装本《容斋随笔》为止，他老人家阅读过的、有的还作过一些圈划和批注的新印大字线装书，据笔者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就有129种(部)。

　　毛泽东晚年阅读过的129种新印的大字本线装书，从内容上来说，有《政治经济学》(苏列昂节夫著)、《盐铁论读本》(郭沫若校订)、《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政治、经济理论读物，也有《简明中国哲学史》(杨荣国主编)、《哲学小辞典》(外国哲学史部分)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中外古今哲学、军事方面的读物;有《古代社会》(美国摩尔根著)、《世界通史》、《中国近代史》(范文澜著)等中外历史读物，也有《王安石》(邓广铭著)、《拿破仑传》(苏联叶弗·塔尔列著)、《我在十六岁以前》(马叙伦著)等中外古今人物传记;在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史》(北大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简史》(北大中文系57级编)等中国文学史著作，《鲁迅全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小说，《唐宋名家词选》、《唐诗三百首详析》、《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集》、《曲选》、《李贺诗集》、《随园诗话》等中国诗词曲读物，《笑林广记》、《历代笑话选》、《新笑林一千种》、《幽默笑话集》、《哈哈笑》等民间通俗文学读物，也有《一千零一夜》等外国文学读物;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著)、《基本粒子发现简史》(杨振宁著)和李政道当时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不平常的核态》及《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等读物。还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毛泽东军事文选》和《毛主席诗词》等毛泽东本人的著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阅读过的新印的大字线装书，其来源主要有这样几部分：一部分是他本人将他要读的小字本的书直接交我们，由我们与有关方面联系重新印制的。例如：《历代笑话选》、《笑林广记》、《哈哈笑》、《新笑林一千种》、《笑话三千》等和《唐宋名家词选》、《随园诗话》。《读(随园诗话)札记》《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文学方面的著作。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有关出版社出版的书，是江青、姚文元等人要印送主席参阅的。在这一部分当中，大致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将要印送主席参阅的报刊文章或书直接批给中央办公厅，然后由我们联系印制再送主席。例如，1976年8月12日《光明日报》第8版登载的湖北省化工厂工人理论组、华中师院京东分院政史系的文章《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阶级变动》、1976年8月25日《光明日报》第4版登载的新华社记者的文章《曾田涉回忆鲁迅》，这两篇文章都是江青于1976年8月25日要中央办公厅印成大字送主席参阅的。又如，1974年《红旗》杂志第6期刊登的梁效的文章《论商鞅》和燕枫的文章《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1974年6月11日《人民日报》第2版登载的廖钟闻的文章《尊儒反法的〈辨奸论〉》、1974年6月11日《北京日报》第2版登载的北京医学院郑教文的文章《儒家的仁——阴险狠毒的杀人术》、1974年6月14日《解放军报》第2版登载的庆思的文章《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李贽》、1974年6月14日《光明日报》第2版登载的陕西师范大学师之的文章《论商鞅的历史功绩》等，这些文章也都是江青要中央办公厅印成大字送主席参阅的。一种是由当时她们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工作班子，按照她们的旨意直接与有关方面联系印制后送到中央办公厅，然后由我们转送主席。这种情况印制送主席的，大部分都是影印本，如《春秋繁露》《西汉董仲舒著》、《王文公文集》(宋王安石著)等，还有毛泽东曾阅读和批划过的：《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词综》、《曲选》这七种，都是据原书放大1倍影印的。也有是用1号长仿宋字或36磅长宋体字重新排印的，如《老子较诂》、《柳河东集》、《曹操集》、《屈原离骚今译》、《史纲评要》、《商君书注释》、《韩非子》、《重增幼学故事琼林》、《訄书》、《初谭集》、《史通通释》、《盐铁论读本》、《简明中国哲学史》等等。还有一部分古籍线装书是当时中央决定影印出版的。1973年4月10日，国务院出版口送给中央办公厅的一批《影印书籍目录》中一共开列了以下14种：

　　《骆宾王文集》、《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词综》、《原本石头记》(亦名《戚廖生序本石头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昭明文选》、《忠义水浒传》(亦名《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儒林外史》、《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1974年5月25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给中央办公厅又写了一份补充报告，报告中写道：“去年一月底，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出版一批影印古籍线装书，四月初我们将这批书目报送中央办公厅时，由于工作上的疏忽，书目中漏抄了《遏云阁曲谱》一书，此书已于今年二月出版，特再补报。”这批影印出版的古籍线装书，除分送给主席的之外，还分送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毛泽东晚年阅读的新印的大字线装书，大致就是来源于以上所说的这三个方面。

　　还需要说明的是，前面说的毛泽东在最后五年的时间里，先后读了129种新印的大字线装书。但是，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就读过这129种线装书。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老人家身边还一直放着许多其它古旧线装书和多种大字本书刊。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红楼梦》和《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梦溪笔谈》和《续古文辞类纂》等古文辞赋，《古今图书集成》和《太平广记》等类书和丛书，还有古诗词曲及评论、人物传记、语言文学等许多的经、史、子、集类的中国古籍。从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到会客厅里的书架上，沙发旁边的茶几上，在他老人家晚年日常生活、活动的主要场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几乎到处都摆放着他老人家已经阅读过和正在阅读的数千种大字线装书。这些书籍，他老人家只要有时间，随手拿起来就读。有些书，到底翻阅过多少次，连他老人家自己也是难以说清楚的。毛泽东晚年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就如同是书籍的海洋，这129种新印大字本线装书和其它数千种的古籍图书，一直伴随着他老人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129种新印的大字线装书，虽然仅是毛泽东最后五年读书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藏书中的一滴，然而，它在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中，却铸成了深深的印记。它是研究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最珍贵的史料之一。

　　为晚年的毛泽东联系印制大字本线装书，是我们当时非常重要的一项日常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这又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起初，我们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资料，天天接触的主要就是书。从为他老人家查找图书、借阅图书，到为他老人家购买图书、保管图书，每天的主要服务工作就是围绕书在图书馆、毛主席书库、书店里跑来跑去。为了做好为他老人家的服务工作，我们当时也曾下了许多的功夫，学习钻研有关图书的分类、图书的保管和使用等知识，熟悉毛主席书房的存书情况。可以说，主席的存书和主席阅读、批划过的书我们都非常用心地一册一册翻阅过。有的我们曾先后翻阅过许多遍。特别是主席常看的和爱看的一些书，放在什么地方，有几种不同版本等，当时我们都是一清二楚的。工作的实践，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各类各种图书。因此，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图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图书的保存和使用有了点入门。

　　自从为毛主席联系印制大字线装书开始，我们的工作任务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日常工作的联系范围来说，在这之前，我们主要是与图书馆、书店等方面打交道，而联系印制大字线装书，主要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有关的出版社、印刷厂等打交道。过去，主席要看什么书，或者要查找什么书，告诉我们之后，找到给他老人家送去就完事了。现在，他老人家要看什么书，找到之后，如果是小字本的，就要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联系印大字线装本，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根据原书的类别安排到有关的出版社和印刷厂，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还要与出版社、印刷厂甚至各个生产车间联系。那时候联系印制一部书，几乎每次我们都要在中南海、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出版社、印刷厂之间往返许多趟。联系的范围明显地扩大了。也因此结识了出版、印刷行业的一些同志，为我们后来的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方便。从工作的主要内容上来说，过去，我们每天做的工作主要是查书、找书、借书、还书、购书、管书等等，现在，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联系印大字线装本。印出之后，除送主席的之外，还要按主席的指示妥善包装好之后分送给当时中央的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的同志。说到联系印大字线装书，这是我当时很为生疏的工作。书，我们是天天见的，也是天天读的。但是，书是怎样印制出来的，特别是大字线装书是怎样印制出来的，也就是说对书刊生产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工作情况等等，当时我们都知道得很少很少。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既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也没有到过印刷厂看过书刊的排字、制版和印刷。一本书，从发稿到成书中间要经过那么多的程序和环节，特别是要经过那么多人的手，这是我们当时都不清楚的。因为要天天跑印刷厂，所以也有机会了解印刷厂各车间生产的情况。对字体、字号、排字、制版、上版、印刷、校对、清样、付印、装订等有关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如果说，后来我们对出版印刷行业的工作情况有点了解的话，那么，与这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是分不开的。

　　随着工作内容的变化，我们当时每天的工作量也都显著地增加了。因为当时联系印的大字线装书，许多都是主席等着看的。所以，差不多每次他老人家都要求我们：“快些印，印好一册送一册。”大家知道，一部平装书，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往往要装订成几个分册、十几个分册，甚至几十个分册。因为他老人家等着看，印刷厂印装好一册，我们就去取回一册。如果印成几十册，印一部书，我们就要往返印刷厂几十趟。为保证毛主席尽快看到书，那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同志几乎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段小小的经历在我们的心中是永远不会忘却的。

雪茄特制小组

　　1971年，范国荣和黄炳福、姜跃荣一起从什邡迁到北京造烟。由于给部分领导供应的是13号烟，供给毛主席的是2号烟，迁移到北京后的供烟生产组被称为“132小组”。小组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毛泽东原是抽“中华”香烟的，之所以改抽雪茄，要从贺龙说起。1956年的一个午后，贺龙在与毛泽东聊天时，向他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种雪茄来，说这烟味道是如何的好，如何的解瘾。毛泽东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哎，还真好，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并认准了这种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

　　于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没有惊动什邡烟厂。但这毕竟不是很方便。经研究后，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时间是1972年的3月。几位四川师傅都举家迁至北京。之所以称为“一三二小组”，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贺龙元帅抽的是33号烟，味道非常浓，毛主席是中淡味的，食指粗的中号雪茄。雪茄烟的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说到这段经历，当年生产组的工作人员范国荣老人神采飞扬

　　四川什邡是有近200多年种烟历史的晒烟之乡，毛主席的雪茄烟就是由来自这里的特供烟生产组制造的。笔者拜访了当年生产组的一位老人，揭开了一段历史之谜。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做雪茄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什邡烟厂就给贺龙元帅卷制雪茄烟。今年82岁高龄的范国荣老人当年因为技术好被选派出来为贺龙造烟。

　　“1964年秋天，有一天厂里的书记通知我们几个人，明天休息一天。然后到仓库里带些最好的烟叶，带上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老人说，当时他们入选的一共四个人，都是政治合格、技术过硬、有经验的工人。“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到了成都的罗锅巷烟麻局，才知道是要给贺老总造烟。在成都大概呆了四个月左右，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100~200支。”

　　老人回忆道：“上头有人告诉我们，当时毛主席抽的是纸烟，犯了咳嗽病，然后有人建议拿些雪茄试试，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我们从成都返回到厂里开始给主席制作雪茄。”

毛主席选2号烟，贺龙元帅选33号烟

　　接到任务之后的什邡卷烟厂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毛主席选定的是2号烟。

　　范国荣老人解释道：“做雪茄不但味道要好，对烟灰的要求也相当高，大致有三种，麻灰色、黑灰色、白色。好的雪茄烟烟灰不但雪白，落到地上还要保持完整的烟的形状。”

老鼠偷走车间灯绳惊动公安局

　　给中央领导造烟，安全最重要。范国荣老人回忆，“当时我自己生产烟的那个小屋，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围拉着钢丝网，进屋以后，特制的烟放在一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铁柜子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柜子。逢年过节要放假的时候，门窗上都要上封条。”

　　老人的故事里提到一个细节：“有一次放假回去，我把门上的封条拆了，进门拉灯绳，手在门口墙上一摸，灯绳没了。向上面汇报后，县公安局来了，成都军区也立刻派人过来了。你想，封条、门锁好好的，可灯绳没了，怎么回事?后来他们爬上屋顶检查，揭开瓦盖的时候才发现，灯绳被老鼠拿来做了垫窝。”

　　“132小组”诞生在中南海对面

　　“里面只有13个普通人。”范国荣老人扳着手指头数着：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个保安、一个厨师、一个开车的、两个烧锅炉的、一个书记，外带四个学徒。

　　“132”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提供，每个月生产15到20条烟。1976年后，“132”不再生产特供烟，范国荣等三人转成北京烟厂的职工

吟唱小组

　　毛泽东病逝前夕，患眼疾双目失明达600多天，党中央为减轻毛泽东的痛苦，绝秘组织有关人员为毛泽东录制古诗词，为的是让毛泽东能够以耳代目修身养性，故而又诞生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59盒之多。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曲子《满江红》，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

　　据岳美缇回忆，他们被安排住在首都西郊的西苑饭店内，在那里的工作一律不能外传，即使给家人写信，也不能提起。当时还有好几位“没解放的”京剧前辈，如李少春、关肃霜、赵燕侠，等等。可是，很快，这些“专政对象”、“黑线分子”，竟和穿样板服和军装的人一起排戏，一起练唱了。被打倒了十几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这里“还魂”了。甚至，被批为反动黄色的《游龙戏凤》、《十八扯》等传统戏，也郑重其事地由各地召集来的京剧演员、梆子演员，用最好的进口器材、最好的进口胶卷，被当作艺术品录下来，或拍成电影。

　　据时任东方歌舞团的笛子演奏家张晓辉回忆，录音工作是三头并进。

　　第一头，“翻译”词牌。文化部从上海音乐学院调来两名音乐家廉颇、周大风。由他们“翻译”古书《粹金词谱》中古代的音阶标记，再谱成演员们能读懂能演奏的简谱和五线谱。

　　第二头，抽调演员。录制组抽调了许多当时文艺界的名流：像演员有唱样板戏《海港》方海珍的蔡瑶先、《龙江颂》里的李炳淑和演小英子的李之华、琵琶演员刘德海、王范第、二胡演员闵慧芬、许蒋德等人。吹笛子的演员之前先有一人可能试录效果不太好，又调我来，让我吹笛子并吹古箫。

　　第三头，讲解古词。当时从北京大学调来了4名古典文学的教授。每录一首古词曲之前，先由教授为我们这些演员讲解应当如何理解这首词。

　　毛泽东非常爱听为他专门录制的这些古诗词演唱音乐，每首曲子都反复听多遍，有时兴致所至，还让改动古词的几句原词，让录制组重录。据张玉凤所写《毛主席晚年二三事》所说，毛主席眼疾开刀前，所听的正是岳美缇唱的《满江红》：“这首曲子是上海昆剧院演员岳美缇同志演唱的，她演唱的《满江红》高亢、有力，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抱负。”她还写道：“毛主席听着铿锵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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