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十几年来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方面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几万字的言论汇编，谁感兴趣的话，给我一个电邮，我可以发给你。这个话题从1994年我能够发声开始，年年都在说。左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超越”不是否定、抹煞这种现实，而是说左右翼都要拒绝走极端，看看有哪些“重叠的共识”，首先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争取民心，争取选票，争取执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指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我在2004年的《共同底线与宪政平台——兼评冼岩的“左中右”划分》中“对于左中右派的观点作了一个简略的概括（极左派和极右派的观点在此不予考虑）。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本来也可以使用民粹主义（或拜民主义）来描述，但在历史的进程中，民粹主义已经被染上浓厚的贬义（例如毛泽东曾批判民粹主义，胡绳晚年则说毛本人也是民粹主义），因此只好求助于一个尚未被玷污的洋词。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但在罗尔斯提出“最大－最小（maximin）原理”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已经不再是当代左派的价值底线了。如果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思想来考虑，那么我们可以接受一个这样的社会：永久性地压制少数人群，只要这可以使社会的总利益达到最大值。事实上，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群岛”式的社会就是这种社会的一个例子，而当代的各种左派（不包括极左派）都不能接受这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作为标榜的极权社会。当代左派也不能满足于“帕累托最优”和“补偿原理”。“最大－最小原理”则强调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改进，要求以社会最弱势个体或群体的福利改进为准则，促进社会发展。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二条优先性原则（差异原则）称：“所有的社会基本好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好处的不平等分配对最不利者有所助益。”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精英（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中派强调基本人权，强调程序正义，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样有一种比较鲜明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其实，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阶级或阶层背景的，这就是中等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称为“普世价值”也还说得过去。基本人权究竟是“天赐人权”还是特定历史阶段多数人认可的人权，在伦理学界是有争议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立法过程还是主流传媒，都不会把依赖社会福利为生者享受等同于商业保险所提供的医疗条件或者大财团的垄断自由视为基本人权。由此可见，由中派掌控话语权的“普世价值”并不能完全满足左派或者右派的要求。由于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而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或者说葫芦型社会（中等阶层尚待发育），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中派）的立场偏向社会下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写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单维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两维度的分析，以宪政和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和右作为横轴，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专政左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宪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派；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专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当下中国的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指出：“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还提出了以下观点：在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新动向和新变化。我从当权派方面说起。现在的当权派是毛泽东思想的叛徒，他们绝对不是专政左派，而是专政右派。如果中宣部还在说一些左的话语，那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专政右派的主流表述是“邓三科”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维稳”话语。但是在当权派的核心队伍中出现了非主流话语，有两个派别。一种话语是普世价值论，主要代表人物为秦晓、胡德平，当然还有温家宝。表述比较清晰的是秦晓，强调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区别，指出现代性表现为普世价值观，中国既要现代化也要现代性。
第二种话语是张木生所代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2.0版新民主主义实质是什么？最近开了四五次会，吴思和我等人跟张木生有反复对话，张木生对自己的观念有一些概括，这些东西在“共识网”上都刊载了。在共产党原来说过的话里，张木生特别弘扬1945年毛泽东对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讲话：“‘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他说毛泽东既然能继承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用今天的解释，加上2.0版也是可以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提出要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全民分配，真正落实全民所有制，至少要把国有企业所得转移给社会保障基金，或者更进一步，像蒙古那样把国有垄断大公司的股份直接分配到全民。
我在会上提了一个问题，这个新民主主义是针对旧民主主义而言的，毛泽东为什么说要实行好多旧民主主义的政策，却打上新民主主义的标签？因为毛泽东说在现在的形势下，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所以它就变成了新的。这里面有一个国际形势分析和时代观的问题，2.0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时代观上是什么？是主张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张木生目前为止的言论还是含糊其辞的，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弱点。毛泽东1945年讲的话，其实是亨廷顿所谓“第二波民主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罗斯福和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宣言》以后，就进入了全球第二波民主化，那个时候连苏联都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之内，当年毛泽东讲的话也属于“第二波民主化”的话语，到冷战爆发后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如果现在从80年代的邓小平退回到50年代的毛泽东，去讲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那就不是2.0版，而是连1.0版都不如的0.5版了。我最后还是说他的这种讨论是好的，因为冲破了“不争论”，冲破了“邓三科”一家在那儿自说自话的格局，愿意讨论，愿意跟民间人士进行磋商，就蕴含了在理论上部分妥协的可能性。所以我说新民主主义2.0版还是一个好东西，值得大家认真研究和讨论。当然普世价值论也是一个好东西，不管他是从谁的口里说出来。当年资本家恩格斯还参与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呢！接着谈谈专政左派主要是毛派的新动向。我在10年前就说过，毛派内部也有分歧，有不同的倾向性。最近两三年，在毛派的社会影响力增加的同时，其内部分歧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有一位著名的毛派，文革中河南二七公社的灵魂人物袁庾华，我在几年前与他有过面谈，颇受启发。袁庾华去年接受了台湾《思想》杂志的一个访谈，这个访谈是由陈宜中整理的，发表在《思想杂志》的第18期上。据此，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简析两种毛派：造反派与保皇派》。最近张宏良和毛泽东的侄女、前儿媳等出来起诉茅于轼先生，他们是文革中保皇派红卫兵的后裔，像袁庾华这样的，则是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的后裔。
毛派都“反资”。但是据袁庾华介绍，他们认为现在有两种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正宗的毛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继承人——应该是首先反对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现在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保皇派毛派，提出的口号是“救党保国”，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拉扯扯，他们要反对的是“自由资产阶级”也就是民间的企业家、资本家。这两派的对立很激烈。袁庾华说：“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度，维护它的就不是左派。”他根本不承认保皇派毛派是左派。主张反对走资派为主的毛派，愿意跟宪政派交流甚至建立某种统一战线，张宏良把他们称为与右派勾结的“左派带路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第三，谈谈“90年代新左派”。我在2007年写《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的时候，还没有考虑好应该把他们放在四个象限里的具体位置。当时我写道：“甘阳以‘自由左派’自居，又明确主张‘全民普选’，自然应当归入宪政左派的范畴。……但也有一些新左在宪政民主的问题上保持缄默。”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可以看清楚了。我在2010年《谈谈“中国模式”问题——响应厚泽纪念厚泽》中写道：“汪晖说：1990年代结束了，2008年是一个标志。”而在我看来：“2008年是不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转折之年，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而这一年是‘1990年代新左派’的转折之年，他们开始‘对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大概是没有争议的。”潘维说：“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60年来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法宝”呢？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再生；社会，从总体性社会到市民社会的复苏；变化不可谓不大。可他们却说：“不管是人民共和国的30年还是60年，没有变的是强政府”。如果更加直言不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没有变的是“党专政”。“90年代新左派”们却变了，他们从否定邓小平市场化改革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变成了赞美邓小平坚持专政的“故宫”保卫者（潘维批评“深入改革政治体制”的支持者：“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潘维牌号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朱学勤所批判的“市场列宁主义”。所谓“中国的主权是通过政党完成的”，所谓“政体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说明这种“模式”并没有完全走出苏联模式（列宁的“先锋党”模式）的樊篱，并不构成一种完全独立的模式。
第四，谈谈宪政左派的崛起。宪政左派在90年代末还是最弱的一支，宪政右派以李慎之为代表的在90年代已经有了很多话语，用朱学勤、徐友渔的说法是自由主义已经浮出了水面。宪政左派社会民主主义正式诉诸于文字的话语要到21世纪才出现，大家现在说得最多的是2006年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收在《赵紫阳的道路》这本书里。这篇文章指出：谢韬是党内具有这种思想的人中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个部分，下面还有更加厚实的基础。我从关于赵紫阳的三本书包括《杜导正日记》中摘录了一些话，赵紫阳和安志文、杜润生、杜导正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在2000年以后的长期探讨中都一致认为，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北欧模式是个好东西，他们并不反对宪政民主主义，但他们认为长期受中共教育影响的民众，可能更容易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在一次会议上我问张木生，2.0版的新民主主义跟社会民主主义是不是属于一个话语体系？如果是，我就把你的主张跟他们放到一起说。张木生不愿意说“是”。
海外民运在近年来的一个新动向是出现了左翼民运，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希哲。他在2007年《民运的左翼与右翼（对洛杉矶中国社会民主党“二大”的致词）》中说：“一个人走路要左右两只脚。一个社会健康发展要左右两个轮子。左翼右翼，貌似对立，都是不可或缺的。”海外民运长期以来都是右翼思想占统治地位，现在也出现了左翼思想。
第五，宪政右派内部的分歧。在座有好几位是“08宪章”的签署者，都是主张搞宪政民主自由的，但现在出现了“08宪章派”和“反08宪章派”，以及所谓“拥刘（晓波）派”和“反刘（晓波）派”。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称谓，实质上是仍然主张与政府对话的宪政派与拒绝与政府进行任何对话的革命派的分歧。现在流行谈晚清，在公开与私下的言论中，革命的气息都越来越浓了。
第三个大问题，我想谈谈思想多元与政治整合的关系。我首先要说的是，出现了这么多的思想流派，是好事。从西方国家来看，思想是多元化的，各种新的见解、新的流派、新的著述层出不穷。中国在“不争论”的限制下，长期以来，新见解太少了，说的话不是官话，就是一种反面官话。能够出现一些新话，哪怕是只有一点点新东西，都是值得高兴的。
但我们要把思想和政治两个层面分清楚。思想层面越分化越好，政治层面是不能无限地分下去的。谁在政治层面上希望民间分得越细越好？只有当权派。当权派会花本钱、花人力来制造你们的分裂，让你们反对党、反对派互相打架，他在一边偷着乐。所以在政治层面上我们要讲共识，讲团结。观点可以不一样，但只要有基本目标上的一致，还是要讲“宪政旗帜下的联合阵线”。不分左右翼，左派中的新左、中左、老左，右派中的革命派、宪政派，大家都可以找到“重叠的共识”。
20世纪以来，有一种最方便的政治整合办法，即选举。别看有那么多党，真正到了选举的时候也就是两三个联合阵线。为了赢得老百姓的有效选票必须整合，不整合不行。特别是有些选举法规定达不到5%的政党在比例制选举中没有分配席位的机会，据说台湾这次立法院选举要改成2.5%，也许会给亲民党一点机会，但这个新办法还没有正式出台，现行法律还是5%。所以选举会迫使你在政治上整合。
现在很显然，当局“五不搞”，拒绝直选和竞选，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天然的整合——这就是民派和官派。民有民的共同语言，官有官的共同利益，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政治整合。在微博政治兴起以后，大家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前些年，左派和右派在很多问题上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但在微博所关注的一些具体项目上，大家开始站在一边了。
所以民派和官派的划分在前选举时代是一种很自然的划分。这是不是好现象？应该说这既是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前现代的政治分野。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和冲突就是官民矛盾、官民冲突。如果执政者里有一些对中国未来有所考虑的人，不应当去放任这种现象的蔓延和发展。这个现象实际上是在他们不能出台任何有效措施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一种集结过程，而且是以一种加速度在发生。如果你想改变这种状况，使政府成为一种“中性政府”而不是民众的对立面，就必须引进包括开放言论、开放社团、开放政党、开放直选这样一些措施，让左右翼在选举的平台上相互竞争，“中性政府”则退隐到幕后。
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说，首先要认清形势，对于发展的态势有所把握和了解，然后才能谈采取什么样的方略和对策。我跟当局打交道这么多年，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局永远把握不了形势，总是在误判形势。“民主墙”的时候误判形势，“六四”镇压也是误判形势。用翁永曦的话来说，这主要是缺乏自信心。很多人现在是“裸官”，把老婆、孩子放在美国“安家立业”，他们在国内总是处于一种心虚状态，“最后捞一把”的心理状态，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作为宪政派，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开导性、说服性的工作，但对此我们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首先把自己手头的事做好，把民派的话语权扩大，行动能力增强，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本文是2011年8月14日陈子明在“中国能否走出左右？”座谈会上的发言，全文系首次发表。与会者有：仲大军、陈子明、刘仰、高粱、崔卫平、党爱民、刘海波、黎鸣、周舵、王俊秀、俞梅荪、冼岩、周鸿陵、施晓渝、欧阳劲、乔峰、罗峰、李华、陈义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