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向来是以“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而自豪，不过，“四大发明”这一说法，却是诞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抗战期间，而且还是当时中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最初策划的。
在此之前，中华文明有很多和“四”有关的并称，如四书五经、四大美人、唐初四大书法家、初唐四杰、宋代四大书法家、元四家、四大奇书、四大古典小说等等；“四大发明”虽然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个并称比上述那些要年轻得多，更出乎意料的是，它最终竟然是由一个外国人确定的（参考张恒涛的文章《中国“四大发明”是外国人“总结”的》，发表于2014年10月24日《解放日报》）。
其实，早在此次以前，“三大发明”已由英国17世纪哲学家、大学者弗兰西斯·培根提出。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培根的这个说法，得到了英国汉学家麦都思和革命导师马克思等人的认可。
汉学家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赋，很早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则做出了这样的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而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的，是来华传教士、学者艾约瑟。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个发明清单，后来被著名的英国科学技术史史学家（煌煌大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发扬光大。
那是1942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虽然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队、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在蓬勃发展，国民党军队却是屡战屡败，士气不振，令蒋介石心急如焚，寝食不安。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中华民国，蒋介石觉得急需借助一个东西来振奋一下军心，鼓舞一下民心。
这时，他碰巧听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搞“中国科技史”，于是就立刻派人把他和他的助手、也是他的中国太太鲁桂珍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让他在中国实地考察研究中国科技史。
蒋介石在接见李约瑟时究竟和他谈了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李约瑟很快就在第二年，即1943年，在重庆提出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这个研究成果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中国，进而传遍了整个世界。当然，这个说法从此也深入人心，最终被确定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