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反右运动中一些错误作法
作者：戴中立
我厂还有一位干部，大专毕业，1949年参加二野军大，政治要求进步，工作积极肯干，很有能力，是一个社会活动积极分子。1953年又一次要求入党，是组织上培养发展的对象。
那时候都要在入党前进行政治历史审查。根据他提出的社会关系中，组织上便发出调查信函，其中有他一个同学，是解放前在上海加入中共的一名地下党员，来证明信说他在上海解放前，1948年参加过蒋经国发起组织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号召打奸商，平物价。在该组织中是一个小队长。他参加革命后对参加该总队的情况已作交待，但未说当过小队长，为此，入党的培养发展工作暂停。
1955年胡风事件以后，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军队也不例外，对他进行审查，专人看管，失去自由。派人调查，去上海、成都、山东、云南、越搞越复杂，既否定不了，也肯定不了，是否当过小队长。他本人始终不承认当过小队长，只好成为悬案放下，恢复工作。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他提出肃反运动中，把他当成历史反革命，进行批斗，管制，失去人身自由，是违反宪法的，是错误的，要求平反纠正。为此，在肃反运动中，他的恋爱对象从北京来哈尔滨看他后，看到他当时的现状，也分手了，他很难过。运动后期划分右派时，工厂党支部考虑到他的言论情况，按划右派分子的标准，还不够条件，因为他只是对他在肃反运动中对他审查，不满提的意见，对党的其他方针政策，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因此没有整理材料上报。
不幸的是在参加运动的群众中有一个干部，始终在肃反运动中看守审查他的一个同志，向学院政治部写了一封信揭发他对肃反运动不满，发表的错误言论是右派言论。政治部将材料转到工厂的领导机关技术勤务部，领导派人到工厂督办。最后以对肃反运动不满的言论向党进攻，降一级工资处份。我厂第一次只划了一个右派份子，占全体干部的1.6%，第二次错划了一个未戴帽子。占全体干部的3.3%，占知识分子干部的5%。1962年党中央给右派摘帽中，给他平了反，恢复了工资级别。
几年来，虽然受到了政治上的挫折、折腾，但他工作仍一贯积极肯干。政治活动群众性的公益活动，仍然是一个活跃分子。只是入党因为历史的问题未查清楚而搁置。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了冲击和审查，经过赴上海查找敌伪档案，在上海市静安区公安局翻阅伪“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当时参加人员的名册，在总队之下设中队、分队、小组，他是小组的一名组员，连组长也不是。原来他的那个地下党员的同学，错误地认为他在打奸商平物价中很活跃，就以为他是个小队长，而这个人只是同学关系来往，他本人也未参加该组织，是看现象而推测。我认为在肃反和反右工作过程中，对他来说是冤案，对组织来说教训也是深刻的。
一、由于“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是蒋经国亲任总队长，以打奸商平物价起家。以后临解放前其骨干转为地下活动，有的成为特务，由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变为特务组织，在肃反运动中作为重点审查，而他又有人早已揭发，就列为审查对象虽然必要，但是公开专人管制是错误的。
二、在运动审查中，派人去上海调查，只找了他本人提供的关系调查了解只重人证，没有人说得清他是不是骨干，只提供了他参加过打奸商平物价的活动，而且证明人没有找到一个他所在组和分队的成员，而原来说他是小队长，也不肯定，本可以不以骨干论处作结论，可是仍作挂案处理。是调查工作不细不全面，如果重物证如文化大革命中去敌伪案卷中不是找着了嘛！
三、由于历史的问题，把这个很有前途有作为的干部埋没了。虽然文化大革命后，历史问题弄清楚了，入党问题也解决了。但事过境迁，人已老了，否则我们这个厂他就是厂长，人才难得，身不逢时，我为他婉惜！
不过斯人生性好强，事业心强，离休后，仍如既往，积极参加当地各种社会活动，职务不分大小，还当上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一天使不完的劲。这些年来，又主办军队离退休干部一个刊物的组织领导工作，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可歌可泣啊！
1957年，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一般简称反右，已过半个世纪，人们的看法，随着邓小平的讲话和实际的运作，大多数人的看法已趋于一致，即反右必要，但犯了扩大化了的错误。可是在一些知识分子中，特别是会发表文章的那些知识精英中（包括党内）认为完全错误，而且都是毛泽东的错误，在报刊杂志上批判已20多年，至今未曾间断过，而且是就事论事，孤立的，静止的，一点一滴的大发感慨批判再批判。
这近半世纪以来，特别是2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反右派斗争是凭空而起的？树有根、水有源、事物之间总是有点联系的，正如著名政治评论家，中国凤凰台首席评论员阮次山说，“世间的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彼此独立的而实际上都是有关联的”。反右斗争与当时国际国内所发生的事，重大的事件，或多或少，或松或紧，甚至从历史事实，先后次序都有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
来源：kunlunceyanjiu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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