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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
双枪老太婆
刘少奇被关进秦城监狱了吗？刘少奇是死在秦城监狱的吗？其实刘少奇一直住在中南海，包括被打倒的日子。后来由于对苏美战备需要，保存中央领导人实力，中央要求一大批领导干部按战争需要组织疏散，离开北京去二线三线，应刘少奇本人要求，他回老家开封，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其子刘源也证实如此，说自己完成了一件最大的心事：就是在他父亲逝世的地方——开封市北土街10号的一所旧银行宅院，立上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由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笔题写了“刘少奇主席逝世处”的碑铭。所以，刘少奇是在老家病死的，不是文革迫害死的，更不是毛泽东下令揪斗刘少奇的，谁能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
中南海位于北京古宫西侧，是北京中海和南海的合称，面积约1500亩，其中水面700亩。是中央和国务院办公所在地，也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居住地。负责中南海警卫的是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团长张耀祠，团政委是杨德中，副团长兼团司令部参谋长是张宏，副政委兼团政治部主任是王化宇。它的建制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警卫任务归中央公安部九局领导，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汪东兴是公安部九局（也叫中央警卫局）局长。除四大门警卫外，中央政治局委员级有警卫班，常委级有警卫排，毛泽东和刘少奇是一个警卫中队（连）。
中南海不仅“闲人免进”，即使是住在外面的中央级领导要进来都必须履行一定的手续。然而文革中为什么中南海也有造反派和进驻红卫兵呢？
中南海管不了住在里面的红卫兵。熟悉文革过程的都知道，红卫兵起源于高干子弟为主学校。住在中南海打江山的老一辈革命家子女大部分正处大、中学龄，这些根红苗正的“衙内”消息灵通，又有老辈靠山，最先起事并形成了气候。他们并非是铁板一块，历史渊源和派系区别也分成了许多派别。虽然都有拥护毛泽东的共同点，却在许多政治及人事上存在着历史缘由和现实分歧。由这些高干子弟形成的中南海红卫兵是中南海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家庭的影响，稍有风吹草动，势必借机而行。
中南海也有群众造反组织。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下发以后，为了接待全国各地的群众，中央秘书处在中南海西门外搭了接待站，同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最早是因为中央秘书局党委正在酝酿将原机要室的张良源、张振昆和原“后楼”的邢进立、郝锡良等8人赶出中南海，并公开点名宣布停职检查。1966年11月25日，信访处闵耀良等6人首先贴出了题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的大字报，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而信访处洪雪竹等9人针锋相对地贴出了《秘书局八月二十一日的全体会议好得很》的大字报，反驳闵耀良等人的大字报。从而引起了一场大字报式的争论和五花八门的造反派组织近二十个，最后形成了以闵耀良为代表和以洪雪竹为代表的两大派，分别成立了“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和“中南海红旗造反团”两大“造反派”组织。
1966年12月18日中央王光美专案组成立，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出现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这些事都是中央机关干部干参予下的事，并非全是红卫兵。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电机系二年级以李振言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采取欺骗的手段把王光美骗了出来进行批斗。据蒯大富回忆：
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周恩来秘书）就来了。
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
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
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
周恩来批准红卫兵进驻中南海。据邓颖超秘书赵炜在《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文透露：
1966年的8月18日以后，源源不断涌入北京的“红卫兵”还是住不下，几百万青年学生的吃、住和安全都成了周总理要亲自过问的事儿。没办法。1966年11月16日，周总理批准“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武成殿和小礼堂等地方，机关的几个工作人员食堂也改为专为“红卫兵”做饭，我们只好都到警卫部队的食堂入伙。中南海开始接待“红卫兵”了。
“红卫兵”住在中南海期间，周总理曾多次到他们的住处看望，有时他半夜回来也去那儿走一圈，碰上睡觉不老实的孩子还给掖掖被子。邓大姐也以中南海家属的身份去看过“红卫兵”。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清楚，是周恩来批准红卫兵进驻中南海。
谁批准批判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
对此，毛泽东1967年1月6日作出批示：
“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毛泽东一月六日”（见毛泽东文稿）
1月7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周恩来到建工学院发表讲话：
“主席让我来见大家，有件事情很重要、很急，要马上处理。你们学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要中央在七日零时将刘少奇交给他们，主席见到后很着急，把我叫了去，让我转告你们，中央不能把刘少奇交出来。我只好把工作放下赶快来见大家，我向有关方面做了了解，知道你们是建工学院的主流派，就把你们请来，告诉你们中央不能将刘少奇同志交给你们，主席不同意嘛！”“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你们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中央不能将刘少奇交出来。刘少奇同志的问题在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不要揪刘少奇。中央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的精神是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见不到刘少奇也能批深批透嘛！”（见一九六七年元月七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群众组织“八一战斗团”的讲话）
后来有文章提出是陈伯达于1967年7月中旬在一件关于批判刘少奇的“请示报告”上圈阅同意，并将刘少奇三个字中“少奇”两字勾掉，又在“刘”字后面加上“邓、陶夫妇”四字。此种说法未经证实。
围堵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的是“保皇派”红卫兵“一司”成员。
1967年6-8月间，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新八一战斗团”、“八一战斗团”、“前锋红卫兵”等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
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1966年8月2日、3日多次对建工学院“革命团”、“八一团”和辩论会上讲话。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当时主要三个组织，“新八一战斗团”负责人范兴慧、陈朝安、任润玺、蔡海康、孙再权、杜崇凯，“八一战斗团”负责人贾健、董临平、张玉晋、林仲明、郭芳瑞、王成华，“前锋红卫兵”负责人艾青玉。其中贾健的“八一战斗团”为首，此人曾被周恩来派去上海处理过北京红卫兵事宜，另外许多人都是高干子弟。
熟悉文革的人都知道，1967年初是“西纠”和“联动”最疯狂的历史时期，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负责人是贾健，是保皇派红卫兵“一司”副总指挥，“南下兵团”的“作战部长”，从南方撤回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表扬。
董临平，女，父亲为军队将领，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学生，1970年在“清查五一六集团运动”中被“审查”，８月４日上吊自杀。
方迪在一篇歌颂“一司”文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司”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客观上成了周总理的灭火队，哪里有过激行为，周总理就首先想到派“一司”去，“一司”也绝对服从，从未讨价还价。“一司”的组织成员许多一直坚持到运动后期，后来“一司”消失了，但“一司”的一些影响和好传统还在。像运动后期，不听周总理的劝阻，围攻中南海西门，搞什么揪刘火线这样的坏事。
刘少奇的批斗都在中南海进行，刘少奇没有被建工学院揪斗，却以公开信方式作了检查。有文章称是1967年7月4日，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当面向刘少奇传达了中央要他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写一份检查的意见。
7月9日，刘少奇给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了一份“检查”，经汪东兴交给了北京建工学院。
事实上，刘少奇虽然被定为头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对他的批斗并没有像王光美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彭德怀等那样公开，目前所传的批斗会都是在中南海进行。
刘少奇直到疏散到开封，始终住在中南海的家里，没有进过监狱。虽然北京开过声讨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却没有交群众组织批斗。
中央文革开始并没有对刘少奇正式立案审查，对他的揭发材料只是交由王光美专案组审查，而是随着审查与调查的深入发现了重大问题。
外面的红卫兵进不了中南海在有些人看来，文化大革命乱的很。中南海已经失控，被林彪和陈伯达等人操控，红卫兵可以肆无忌惮的在中南海横行。其实不然。
在群众组织要揪斗刘少奇时，几万人包围了中南海，聚集在中南海大西门，西北门，南门（新华门）三个大门外高呼口号，除了晃动大铁门以外，根本进不去，或者是压根不敢冲进去。周恩来批准进到中南海安置的红卫兵是各地串联代表，而且是按照部队营、连、排、班的编制组织起来。由部队干部担任连长、排长、班长，中央机关的干部担任指导员。很多人住在走廊里，睡的是地辅。这些红卫兵根本接近不了中央主要领导居住的甲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胡乔木、田家英和卫士长李银桥等）、乙区（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稼祥、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等）和丙区（周恩来、李先念、林伯渠等）这些属于中央办公厅管辖的区域。外面的红卫兵想进去揪斗任何中央领导人都不可能。
刘少奇在中南海的被批斗显然与外面的造反派或红卫兵无关，是“大院红卫兵”或中央机关造反派干的事。外面的红卫兵既使是对王光美批斗，也只能“骗”出来。
在后天的语景里，刘少奇之所以没有被揪斗出来，是由于有周总理的保护。还说1967年初夏北京红卫兵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并冲进了进来。周恩来立即赶到，十分严厉地对“造反派”们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是不能冲的，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那些冲进中南海的群众，看着威严的总理，接着就退了出去。这种说法有人相信，但笔者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请好好看看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言所行。众所周知刘少奇下台后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仅1966年下半年，周恩来就接见红卫兵组织160余次，仅1970年，周恩来共审批新华社各种稿件四百三十九篇（周恩来年谱统计数据）。而且刘少奇被中央全会最终定性的审查结论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签批的。
不曝光揪斗刘少奇的罪魁祸首是有苦衷。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清查“三种人”，官方也从来没有公开这些批斗刘少奇的当事人，所有的回忆文章除了点出林彪、江青、陈伯达、戚本禹这几个倒霉蛋的名字外，包括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都从来不点名，而是用“造反派”来概括。
谁揪斗的刘少奇，那部分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基本是明摆着的事。戚本禹可能指挥得动造反派，却不一定指挥得动这些“保皇派”、“一司红卫兵”，更况且与戚本禹对着干的“联动”红卫兵！
王光美及其子女为什么直到现在仍然坚持毛泽东不想整死刘少奇，并对刘后代交好，显然他们心里很清楚是那股力量在整刘少奇。就像北京女附中卞仲耕校长之死的责任者是刘进、宋彬彬、邓蓉等高干子女一样，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批斗的真相一旦揭开，社会肯定会再次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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