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汉说：“死鬼余务本，买卖开得有多大？当铺杂货铺，粮仓好几处。（日本人）大轰炸之后，子孙们陆陆续续都跑过河到归绥一带，生意也随之北移。全家就留下他一下七十多岁的老汉看门。耳朵有些背。有些看不起贫农团。问他，他连眼睛都不抬，不抬眼睛就抬你，将他抬进了圪针柜。摇来摇去反正是个不做声，不吭气，打开柜子一看，老东西死球了。”
还有一种叫做“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三丈来高。张老汉说：“对那些顽固不化死活不说的，或者斗争上了火的，将他拉上四方墩一推，直死无活。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的人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蛋子，开始还扔一两次不惮其烦，直到摔死，后来见扔下去不死，干脆用石头蛋子往脑袋上砸，一砸就没命了。”
谈到这种刑罚时，张老汉也有具体事例。他说：“有一回斗争韩聘卫的老婆，韩聘卫是个教书先生，人品也不错，但还是划成地主，对，是化形地主。贫农团见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炭，气不打一处来，捆起来就打，说你那么有钱还装穷，快快交出来。韩家师娘不怕谁，打死打活一句话：打死也没钱。贫农团最后将她推下四方墩，摔死了。死的时候已经受过百般刑罚，磨地圪针柜，火烫钳子夹，上身被剥光，往下推的时候，田××将她的裤带松开，揪往裤腰，上手将她推下去的时候，人和衣服轻易地分离开来。第二天，田××就将那打裤子卖在了估衣摊子上。田××也是个少先队员。”
张老汉还说，在五花八门的刑罚中，“我那妻姥娘死得最惨。一个寡妇人家守着一摊子家业，有磨房，当铺，百货生意，还养两支大船，经营着粮库，常年下雇工有三十多人。被磨了地，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最后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我给你说……最后，最后在人民法庭上枪崩了。”
4、当年不许收尸，至今谈虎色变
说到这里，张老汉颇有感触地说：“有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我给你说是这么回事。和文革时候的批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其实许多人都是听过昔日富豪的名头，没见过面，都是来看希罕的。控诉罢，土改工作团的人问：贫雇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只要底下有一个人说：打死他！……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用这种方式，还有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惹下人的民兵、农会干部被枪崩了。这叫做：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晋绥土改进入高潮时，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了。张老汉清楚地记得，当时“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屁股在雪地里露出来很抢眼，我给你说。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对于后来的“纠偏”，张老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枪崩的后两天，也就是腊八过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许多人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很快就结束了。打死多少地主，没稽究，不知道。但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反正挺乱，有好几次，贫农团开控诉大会，说着说着把县委书记县长就揪上台去斗开了。要不是土改工作团在那压着阵，他们也玄。”
张老汉承认，他也参与过这些事。人们叫他“鬼六子”，就是那时候起的。他还说，他曾经请教过早年在衙门里当刽子手的人，这人叫“三板汉”，是个塌鼻子，害杨梅大疮落下的病。三板汉教他一种方法，叫“小鬼搬砖”，就是电影里演过的“坐老虎橙”。后来他对三叔说了，三叔马上把这种法子运用到实践中。最多的时候能往受害人脚下垫七块砖头，“听见骨节圪叭叭响，是那种碎裂的声音。”
张老汉说，时至今日，土改的影响还在。有一次，他要给大儿子申请宅基地盖房子，村里拖了三四年也不批。有人给我传话，说是需要往上送黑钱才能办成。张老汉说：“我给他有条×钱。我就找到村主任×××家里，一进院，不说话，先看他那几间大正房。他看着我来者不善，说六叔你有事进家里说，站在外头能看出个灵芝牡丹？”张老汉不理他，只是说：“我是看你这房子，什么时候土改我该分哪一间。”一句话吓得他脸都白了。没过几天，盖房子的宅基地就顺利地拨下来了。
说到这里，张老汉哈哈大笑起来。
附：晋绥土改中的酷刑
1.两份土改材料
第一份材料来自著名民国史专家李新的回忆录。
他说：1946年夏，他从北平回到邯郸，那时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工作由薄一波主持。薄一波让他到永年县当县委书记，他一上任就遇上斗争汉奸宋品忍的大会。当时与会者数以万计，会场内外贴满了标语。他看到前台柱子上绑着宋品忍，群众高喊口号，气氛异常激烈。李新认为大会开始后秩序还能掌控，但是后来，一个老太太突然上了主席台，一边哭喊一边从怀里拿出一把锋利的刀，只见她先敲了一下宋品忍的脑袋，然后嚓的一下割掉了宋品忍的耳朵，顿时鲜血飞溅。这时全场沸腾，人们一致高呼：“把宋品忍千刀万剐，碎尸万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李新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对与会的其他领导人说：群众的愤怒可以理解，但这样做影响不好，应该出告示将该犯枪决。后来，他电话请示上级后，才贴出告示，把宋品忍拉出去枪毙。
当宋品忍已被枪毙，人群基本散去的时候，李新看到现场宋品忍的尸体只剩下几根骨头。这时候，一个汉子气冲冲跑来，抓起那几根骨头，对李新说：“怎么把肉都刮光了，也不给我留一点，太不公平了！”最后，他捡起那几根骨头，一边走一边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
如果说李新讲的是一个斗争汉奸的故事，那么，曾经担任晋绥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的牛荫冠在上世纪80年代“晋绥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应从晋绥土改的“左”顷错误教训中总结历史经验》，其中一段话让我深感震惊。
第二份材料，牛荫冠说：
我记得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山西）兴县搬到（山西）宁武，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很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这次运动中，他被活活刮死了。
这段话说的是1947年底或1948年初的事。当时已是晋绥土改运动的后期了。在著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想象，这也是我进一步研究晋绥土改的一个原因。
2004年夏，在同事的引荐下，我拜访了原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长白建华。
白是兴县黑峪口人，土改时十七八岁。他说，他小时候，黑峪口是水陆码头，可谓商贾云集，经济发达，另外，因刘少白、牛友兰在当地兴办学校，所以，人
们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很高。那时，真是邻里和睦，安居乐业。
白先生还说，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在家务农，本人非常开明，他的儿子刘武雄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
然而，到了1947年，刘象坤却成了被斗对象。
那天，会场上聚集了八个自然村的几千人，会议没到一半，刘象坤就被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地打死了。
刘先生说：打人的骨干力量都是贫农团的年轻后生，他们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他当时在场，周围人山人海，等明白过来，刘已经没气了。刘象坤被打死时，正好他儿子刘武雄被开除公职从晋绥行政公署所在地蔡家崖回来，听说父亲被斗，他没回家，直接到了会场，上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过去他受父亲连累，对革命不够忠诚，现在他要与父亲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台来，从一位民兵手里夺过一把刺刀，冲他父亲尸体的胸口又连捅两刀。大会结束后，刘象坤的尸体被扔进了黄河。
刘象坤惨死后，黑峪口又连续清算了斗争了七个地主恶霸。
据白建华说，黑峪口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是红军东渡时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但是，在土改中也成了被斗对象。
那些贫农团的人对刘玉明打耳光，扎锥子，打棒子，最后，有个后生找来一块石头冲他的脑袋砸了下去，没想到，刘玉明反射性的蹦了起来，当他稍微清醒之后，他给那些人跪下并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快70岁的老母亲，给我留条命行吗？他的话音刚落，一个后生又拿起棒子向他的头部打去，他应声倒下。人们以为他死了，也像对刘象坤似的，把他用一根绳子拖着，往黄河里扔。谁知他在河滩上又活过来并挣扎着想站起来，于是，几个后生又下到河滩，用刺刀在他胸脯上扎了两刀------
刘玉明死的时候，现场有个姓任的汉子，他听说吃人的心脏能治病，便跑下河滩，用刺刀掏出刘的心脏，包好，回家在炉子边上焙干，给家里的病人吃了。
刘玉明死后，他母亲精神失常，妻子哭瞎了双眼，并且被分配给失去一条腿的老红军。这位老红军姓任，是白建华的入党介绍人。我采访白先生的时候此人已经90多岁了，当时健在。
后来，《山西文学》鲁顺民也采访过白建华先生，并写了《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发表在2005年第10期《山西文学》上。在此之前，他还采访了一位74岁的张老汉，以《关于土改，我对你说》的采访手记为题，发表于2004年第4期《山西文学》。
张老汉是河曲县城关人，土改时十六七岁。他母亲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他父亲没有再娶，依靠给死人剃头、做纸扎、油漆棺材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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