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晒晒中共高官的那些事儿（图文）

迷信不可不信

毛泽东用一个汪东兴，当然旺泽东、兴旺发达。他用了华国锋，就化了国家的基业。
　　毛泽东在后期用人，喜欢这些文字上的迷信。徐向前、永远向前，很合他的心意；彭德怀，原名得华，就很遭他的忌讳。他用了一个刘少奇，就选一个名字与之对着的邓小平作为抗衡，少奇，小平。他用了一个林彪。彪者飞虎也，同时就选一个贺龙作为抗衡，龙虎斗。海军政委苏振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原名振东，两人一个在海上振华、一个在空中振东，挺爽。万里这个名字好、鹏程万里，就叫他当铁道部部长；叶飞、一叶飞舟，就叫他管海军、管交通；王震、王者震天下，就让他戍边管新彊；李德生、理应得胜，与毛在解放战争时期化名李得胜同音，就越级提拔其为党中央的副主席；李先念、他的风格就是“你先念”么，看看这名字起的，老毛不喜欢都难。更难得的是，毛泽东一口气在北京军区和卫戌区安置了吴德(北京军区政委)、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烈(北京卫戍区政委)这些人，就是要讨个名字的彩头。估计他喜欢张玉凤，就因为自已是真龙，这个女娃子名字有玉、有凤，金贵；身边的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个个如此多娇，海容乃大、闻生起舞、含之妖娆，雅俗共赏，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有味道；用许世友、谢富治、许光达，就是喜欢这世友富治光达，吉利；杨勇、杨成武、杨得志，三羊开泰，有勇有武有志气，蛮好，很对他的胃口。不过，吴德、吴忠、吴烈这些人，尽管毛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最后抓他老婆、女儿、侄儿、女朋友时，这些人都是参与了的，还是没姓好，不会真的对他有德有忠烈的。
对林彪四大金刚来说：黄永胜，你还想永胜？绝对要黄；吴法宪，你能发现什么？啥事都误；邱会作，你会作什么？事事都丘；李作鹏，你作掉大鸟，飞机能不摔吗？用了这几个人，林彪不败都难。儿子叫立果，还不立刻结果性命吗？最后的结局，坐什么三叉戟，在什么荒漠迫降？现成地给那些幸灾乐祸的人提供了一个好诗材：“折戟沉沙铁未销”。此情此景被古人写绝了。

林彪跟毛对着干，坚决不作检讨

毛泽东的领导学一向成功，过去毛泽东统御有方，他的政治对立面，无不是一挨斗，立马倒地，束手待毙，毛泽东是打遍天下无对手，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次“913事件”是唯一的一次受挫。为什么？因为林彪这个人是一个极其孤傲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者，非常爱名誉、爱自尊。那么，在毛泽东的领导学中，要人作检讨是一大发明，而且光是口头检讨不行，一定要书面检讨，这是毛领导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一个是立此存照，留下小辫子；第二个是根据不同情况，把你的检讨下发到省军、地师和县团级，在全国造成影响，用你的手打你自己的嘴巴。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朱老总违心地作了悲痛的检讨，毛泽东为了肃清朱德在全国人民心中很高的威望，要求其检讨下发到县团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朱老总有错误，这招够阴。党内写检讨的人从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无所不包，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难逃此劫。“913事件”以后总理的威望比较高，毛特地批准周恩来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作一个深刻的全面的检讨，这是事实。什么王明啦，张国焘啦、博古啦、张闻天啦没有不作检讨的，包括江青也要写检讨。所以，林彪了解作检讨的后果是什么，他最担心的是毛泽东把他的检讨批发到全党、全军，这样,他这个接班人就基本作废了，甚至下场比刘少奇还惨。因此，林彪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不向毛泽东道歉，不写检讨，更铮铮硬骨地在公开场合不给毛泽东面子的人，最终以远走高飞和毛泽东抗争的人。真正动摇毛泽东神圣光环的人，就是林彪。

毛泽东与周恩来翻不了脸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泽东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恩来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泽东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泽东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第二，通过体罚逼供等残酷手段大批地打击斗争对象，是刘少奇总结的“四清”经验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对人的批斗体罚其实不过是继承了这些手法。

第三，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最高层开创了王光美“夫人参政”的范例，毛泽东随后便启用江青作为“文革”的先锋和打手。

周恩来与刘少奇的生死搏斗

周恩来一直是中共白区的实际负责人，可谓劳苦功高。可是延安整风时，刘少奇派系对周恩来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彭真甚至建议开除周恩来的党籍，周恩来屡次检讨不过关。七大选举，周恩来得票在第22位，已无资格进入政治局，还是毛泽东把他拉入政治局。本来周恩来在白区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刘少奇，但由于上述原因，刘少奇成了白区唯一正确路线代表，周恩来成了错误路线代表，这肯定对周恩来刺激极大，让周恩来刻骨铭心，也埋下了刘周交恶的种子。
　　建国后刘少奇通过中共組织系统控制了地方干部的任免升迁，也就是控制了块块。周恩来控制了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对口系统以及直属企业，也就是条条。条条和块块之争牵涉到党政之争及地方和中央之争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刚建国时，军队元老们认为天下是自己出生入死用枪竿子打下的，对这些白面书生骑在自己头上指手划脚不满，一次次的对周刘发起进攻。如高岗、如彭德怀等。周刘这时尚能团结起来，躲在毛泽东的后面，利用毛做挡箭牌，把这些军头一个个灭掉。大跃进，周刘矛盾开始出来。刘少奇的地方系统官员大多是土包子，不懂经济，瞎指挥。更恶劣的是谎报产量，欺下瞞上。把经济搅的一团糟。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知识分子多一些，较理智一些，看不惯地方这样胡搞，条条和块块矛盾激化。刘少奇首先在庐山会议上挑拨毛泽东，借毛泽东之手把对他以及整个地方干部系统有意见的彭德怀灭掉。然后再企图把大跃进失败的责任嫁祸給毛泽东。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和刘少奇开始摊牌。刘少奇这时敢于和毛泽东叫板，是因为刘自认为占有优势，邓小平、陈云、彭真、阹定一、簿－波、杨尚昆等都是亲信，自己已牢固掌握了党政地方干部系统，通过贺龙、罗瑞卿可以掌控军队，国务院周恩来也基本站在自己一边。把大跃进失败责任嫁禍给毛泽东，也打消了毛在人民中的威望。刘少奇沒想到的是看起来建国后一直对自己恭恭敬敬的周恩来其实并不是自己人。当毛泽东把要发动文革并准备打倒刘少奇的意图告知周恩来后，周迅速权衡双方力量对比后，立即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并反戈一击。周恩来这一击对刘少奇是致命的，決定了刘少奇彻底失败的命运。而周恩来也深知，刘少奇如果政治上还魂，是绝不会饶过他的。周恩来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在刘案下的结论是此人罪大恶极，建议判处死刑。而毛沒有同意，只许可开除出党。最后，刘少奇被周恩来安置在开封，并于1969年11月12日病故。毛泽东的口头批示：“自作孽、不可活。” 林彪批示：“骨朽人间骂未销，烧掉”。周恩来批示：“照林副主席说的办，以火焚之。”

朱德与狼共舞

长毛泽东七岁的朱德与毛泽东的关系远不如年轻毛泽东五岁的周恩来那样亦步亦趋。朱德在性格上的随和和政治上的不够敏感使他更象一个温厚的长者。没有多少心机的朱德与张国焘在一起的一年到底是如何相处的，也许并不象毛泽东想当然地也是给朱总面子的那种说法“朱德肯定不会同意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并和他做了坚决的斗争...”那样肯定，也不会象某些人想象地那样完全倒向张国焘。但从结果来看，从以后朱德的军政权力越来越成为点缀来看，他与张国焘的一些交往还是让毛泽东感觉不满。不管这种交往是被挟迫的还是出于自愿。事实上，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的诸多将领都受到了这种怀疑。如董振堂、何长工、肖克、罗炳辉等。口无遮拦的董军长牺牲在西路军的战斗中，而其他数位也有过不被重用的短期历史。陈伯钧应该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有过实实在在地同张国焘进行抗争的记录。但是无论如何，朱德在与狼共舞中存在了下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与反对张国焘而被“清洗”的曾中生等人相比，朱德与徐向前、李先念等一样是幸运的。

朱毛二人之间也经历了年轻气盛时的矛盾重重。但在最后，朱德也完成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或服从。这中间有朱德的真心拥戴，也有他的顾全大局。但朱老总也因为越来越与政治无争而长寿的穿越了耄耋之年而活到了九十岁。他用自己看似缺乏政治智慧的方式表现出了足够的人生竟界：人到无求品自高。对领袖若即若离而又不离不弃、不亢不卑的表现，让朱德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这种尊重也来自一些对毛泽东怀有反感的人，如王明、张国焘、博古、张闻天、王傢祥等。

邓小平在前线

一九三○年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作为红七军政委的邓小平是“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当时，红七军在广东乐昌附近休整，准备去井冈山会合。有一天，小平去距崇义六十多里的杰坝和特委接头，顺便探望伤病员。碰巧在上犹方向的敌军进攻崇义，我军被迫退到营前镇，战斗十分激烈。正当士兵们迫切希望邓政委能快点儿回来的时刻，小平也确实在回来的途中。但他走到离崇义还有二十里地的一个山上，听到猛烈的枪声，心里就慌乱起来，知道大事不好，这次回去怕凶多吉少，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吧。于是赶忙写了一封短信给红七军。说他知道部队在撤退，他赶不上，所以不赶了。但写完后，又觉得这个“理由”很不象话，于是又补充一点，说他要去中央汇报工作。信封好后，即让通讯员带着信去追赶那据说是“赶不上”的部队，而小平本人却一溜烟儿｀跑＇到香港，再转程去上海，投靠李立三去了。

开小差，固然是不光彩的。一九四五年七大召开之前，中央曾召集原红七军的干部开过一个座谈会，会后由莫文骅执笔写成《红七军简史》一文，送交中央参考。文中根据众人的看法，忠实地写下这样一段话：“邓斌（即邓小平）、邓岗、陈豪人等领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寥寥三十余字，却打中了邓小平的要害，使他暴跳如雷，一直耿耿于怀。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一直到二十年后，才找到出气报复的机会。那时候，莫文骅是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该院是全国第一所用毛主席著作作为教材的学院。六三年毛泽东还亲自批示，要地方干部“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可是六四年七月，邓小平的铁哥们罗瑞卿向学院派了一个工作组，名为整风，实则大整莫文骅，“罪名”是“诽谤总书记”，说总书记“开过小差”，从而把莫定为“反党分子”。
　　刚刚开过小差的小平，后来到了中央苏区。这时也参加长征了。当时他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部属下的一个宣传部长。须知在长征途中，宣传鼓动工作的担子可不轻啊！可是这位邓部长却满不在乎，大小事情自有宣传干事去抓，宣传队更有队长领着随前卫部队走。小平心宽体胖，无所用心，行军时骑在马上看“小五义”等五侠小说，俨然一位“邓果老”。休息时则大打其麻将，往往直到深夜，第二天起来还是睡眼惺忪，摇摇幌幌。到了陕北，仍是如此。如果部队打了土豪，他关心的事是弄点吃的，比如猪肉、猪肝等。有一次，我军攻占了山西吉县，他忙带着宣传队进城，说要“发点洋财去”。结果让他在敌县长公馆里找到了一大包燕窝，囫囵吞枣地饱餐了一顿。要是小说看腻了，又找不到打麻将的对手，邓部长这才鼓起其如簧之舌，执行其“宣传任务”，其实是天南海北，不着边际地吹牛皮。他本人也直言不讳，自封为“牛皮公司总经理。”可是后来他“辞职”不干了。 原因是他升任了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立刻感到身份不同了。而和同志们一起嬉皮笑脸，就会有失“尊严”。于是在走马上任之前，对着宣传部的人扬言道：“我升官啦！今后要严肃起来，牛皮公司关门了。”果然，从此以后，小平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大官僚的样子，扳起面孔，不苟言笑。后来他又当上了政治部主任，就更使人望而生畏了。下级干部只要稍不顺心，就会遭到他的严厉训斥，态度十分恶劣。往往使人很难堪。后来到了一二九师，更是如此。他对干部既不关心，更不爱护，一犯错误就打击、惩办、人们都称他为邓阎王。因此一二九师的干部到延安整风后，很多不愿回原部队工作。
　　1939年，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有一次部队宿营，谢富治、陈赓、王振祥的部队按地图排成三角形的阵势，把师部放在三角形的里面。由于地图有些误差，把师部暴露了出来。其实，王部离师部不远，问题也不会太大，何况当时根本就没发现敌情。但是小平却怕得要命，气令王振祥的骑兵团立即调动。王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马上带着通讯班先行，大部队随后起拔。王到了师部，小平正在大发雷霆：“我革命这么多年，你还要把我送给日本鬼子怎么的！”又有一次，我军与阎匪军相遇。但我军在山脊上正要往下走。而匪军在山沟里。我方居高临下，十分有利，本来用不着怕对方。何况匪军根本没发现我们。可是小平一见此情况，虽然未闻任何枪声，也吓得丧魂落魄，转身就跑。大家又是好气又是好笑。1940年，有一回在冀南打仗，刘伯承在前方指挥，战斗十分激烈。可小平在后方听到了逼近的枪声，“老毛病”又犯起来了，登时面色惨白，双腿发软，准备要轻装开路，竟下令要管理科长把刘伯承的一些军事书籍埋掉。管理科长认为刘伯承不在，把他的东西埋掉不妥当。但他逼着非要埋不可。由于埋得太仓促，后来找不着了。

小平的“文明”与“文化”
　　小平一语惊人：“不喜欢看川剧就是不懂得文明！”如果说，他喜欢那些经过改革的，真正能表现我们英雄时代精神的川剧，也许还无可厚非。可是邓总书记对戏曲改革是深恶痛绝的，所以1964年以后连收音机也懒得开了。每到四川，就天天晚上光临剧院，亲自点折子戏听，自然尽是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低级庸俗的东西，如《百花赠剑》、《花子盘馆》、《九流相公》等已经禁演的戏。这些戏，说一点儿也没“改革”也不对。例如有一出戏中本应有一个矮个子县官，演员为了避免影射总书记之嫌，改为一个高个子，仅此而已。

为了能够随时欣赏，他还特地弄了一台录音机，把心爱的老戏录制了许多，随时放送。1959年因为打台球，被地毯拌了一跤，摔坏了腿，住院治疗，却正好“因祸得福”。因为这时，庐山会议斗争正激烈，小平与彭德怀一向就十分密切，这时却乐得躲在病房里，既不检查，又不揭发，连个书面发言都没有，天天听那些戏曲录音，大享其“文明”之福，混过了庐山会议这一关。
　　关于“文明”“文化”之论，总书记还有另外几个“警句”。如“成都的小吃代表四川的文化。”“不去吃北京的小吃就不懂得文明。”可见小平对吃也是十分讲究的了。事实正是这样，小平对吃的方面是素有研究的，并且为了张罗口福，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拿大米来说，他非要吃四川的“麻谷儿”。据说这个品种质软味香，可惜产量特低。小平为了满足其私欲，不惜花国家的工本，几百斤几百斤地从四川空运来京。就算象盐那么普通的调味品，他也非要从自贡买来不可。至于内江的橘饼，重庆的肥头鱼等，也是小平的经常食品，自有在四川的党羽哥们经常通过设在北京的“四川饭店”向他提供。
　　要是他到达四川，那就更活跃了。有一次他去成都，刚下火车就直奔“赖汤元”去。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汤元铺子，后来搞出名了，就成了“传统”了，也就是小平的所谓“文化”了。这次他光临时，却是边吃边说：“人家‘赖汤元’原来有豆浆油条的，为什么给整掉了？这是传统，懂得吗？一定要坚持下去！下次我还来，必须恢复。”又有一次，他去光顾“龙抄手”，服务员告诉他，“宋嫂面”的来历，据说是某个皇帝吃过后出名的。他早就想尝尝当皇帝的滋味，听了十分高兴。第二天就邀了李井泉来吃“宋嫂面”。一边吃，一边还嘱咐成都市市长李宗林：“一定要保持人家的传统习惯，不准整掉！”
　 在代表小平“文明”的这些传统中，四川人有个坐茶馆的习惯，泡一壶茶能喝个大半天。在那里，人们三三两两，没东没西地瞎聊天，一边还听趣味的“清音”，简直是费时失事，误人青春。所以前几年取消了不少。小平这位过去的“牛皮公司总经理”对这一革命措施自然是十分反感的。请听他的“高论”：“坐茶馆就是休息嘛。坐茶馆聊天很有好处。四川有不少人很善谈，就是从茶馆里培养出来的。”当他亲临茶馆，发现以前遗老遗少所用的细瓷扣碗已经改为劳动人民常用的粗瓷茶杯时，更是火冒三丈，说道：“用缸子吃茶，这是解放后带来的坏习惯。这是根本不懂文化！”

每逢星期三、六晚上，星期天下午和晚上，小平必然驾临北京养蜂斋道，而且是雷打不动，诸牌友则轮流奉陪，美其名为“值班”。他们每打必到深夜十二点以后，小平赢了还好；要是输了，服务员和警卫员可就倒霉了，怎么困也得勉强打起精神陪着他。此时遇有送文件来批的，他就在牌桌上随便翻翻，草草签上。1963年中央开会讨论陈伯达同志起草的关于加速工业建设的文件草案，文件送到牌桌上，小平说：“伯达同志对于这个文件的态度有些固执。”就把这个文件搁下，给工业建设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1962年中央开七千人大会，别的大区上下午全开会，唯独西南区的邓小平、贺龙、罗瑞卿、李井泉几个人天天下午晚上都在打牌。而刘少奇还夸奖说：“邓小平工作也作了，休息也休息了，真是又会工作又会休息。”为了提高打牌的兴趣，他们这些“大人物”居然学着小学生的作法，输了要钻桌子。别看小平对待正经公事是那么地随便，但输了牌他却是一本正经地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叫人啼笑皆非。好在他个子矮，钻起来比别人方便得多，可谓“得天独厚”。小平最要好的牌友是吴晗。打得一手好桥牌，可是在小平面前偏要装输，所以甚为得宠。小平尊称他为“教授”，夸他“教授肚量大，不怕输”。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总得想法子把吴晗找来陪局。直到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吴晗才不敢再去养蜂斋道了。但小平着实一直惦记着这个“不怕输”的好牌友、好搭挡。到了吴晗的假检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出笼前一天，万里就在牌桌上说：“吴晗写了自我批评，我看了。他的问题就那么些，没有什么大问题了。”王汉斌帮着腔说：“联系单干风、翻案风进行批判，恐怕说服力不够。”这些话正中小平的意，也随着替吴晗开脱道：“他的问题就那么多了。”于是万里就得意洋洋地对北京市委说：“可以找吴晗打桥牌了。”

小平出巡
小平十分喜欢到各处“视察”。但很奇怪，他总选择学校放寒暑假的时候。原来，名为“视察”，实际上是拖儿带女，全家出动，公费旅行去了。这当然就得考虑学校的假期问题了。所去的地方。大体上有个谱：冬天往南走，夏天往北走。至于具体地点，还得开个家庭会议，由儿女们讨论决定，在这方面，总书记是十分“民主”的。自己“独此一家”出去当然不太好，所以往往有彭真、胡乔木、薄一波、杨尚昆等七、八家陪同，老老少少，警卫保姆、浩浩荡荡，一齐出动。
　　如1964年夏天，正是该往北走的时候，邓小平领着杨尚昆、薄一波等三家老小几十口去东北“视察”，准备畅游小兴安岭，满洲国旧址和和承德避暑圣地。正好小平最疼爱的女儿邓楠要高考，他就一路上磨磨蹭蹭，单等邓楠考完后接来。途中，到了沈阳，邓小平一方面想等邓楠，一方面也实在是牌瘾大作，停下不走了，打了长途电话回北京要吴晗和万里前去陪局。万里当时由于有事不得脱身，便由吴晗带着另两名牌友，乘杨尚昆的专机“绝密”前往。这三人到了沈阳，下机伊始就陪小平打起桥牌来。杨尚昆乘机邀功请赏道：“你要的人，我给你送来了。人家是三缺一，你可是一缺三呀！”从此小平有了牌友，就不分白天黑夜地玩。有一次去大庆参观，刚刚一到，他扭头就往回走，说是没什么好看的。别人以为他有什么急事，可是一回到车厢里，马上就开局“搭桥”了。到了哈尔滨，估计邓楠正在高考，又下决心等起来了，反正有人陪着打牌，不会寂寞。这几天，他天天找人打电话回京问邓楠考试情况，考完后，就以杨尚昆名义要了一节专车，把邓家三个小孩和薄家四个小孩一并拉到哈尔滨。参观完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他们又转回旅大游玩。邓小平听说金县的王八出名，吃了能延年益寿，返老还童，顿时食兴大作，马上吩咐给准备。市面上一时买不来，庄河县委书记只好亲自出马到碧流河给他去抓来。至于这些人一路上，挥霍用度之大，生活之腐化糜烂，举旅大的情况就可见一般。他在东山旅馆庄了五天，光招待费一次就用了四千八百元。开过两次宴会，每次四百元。此外每天还有一个晚会。参加招待工作的达二百余人。小平还特地把辽宁大厦的一名女服务员带来，专门研究对自己的“招待事宜”。为了采购供应，旅大市委临时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采购大军，调动全市有关部门全力以赴。真大有隋炀帝下江南的排场。

又如1965年冬去西南“视察”，又是男女老少七十余人簇拥着出发。他们在成都去自贡参观，为了好快点回去打牌，李井泉居然命令封锁公路，不许其他车辆行驶。去时坐的都是飞机，可为了途中舒服。又从成都开出高级卧车十一节和行李车两节，往返放空运行几百公里，消耗油费二千余元，车辆折旧四千余元。为了保证这些车厢运行无误，还由省委下令沿途几百公里的六千余辆载运建设物资的货车停运两天，直等高级卧车通过后才准开动，严重地影响国防建设。到□□后，他们在某地住宿，要用大量的电烘箱取暖。李井泉当即下令在全省找，后来终于在泸州化工厂找到一些，立即用专车运送。但由于电烘箱耗电量大，当地电力系统供不起。李井泉为讨好小平，竟然置国防建设与人民生活于于不顾，下令停止全部工业与民用的电力供应，以满足享受。
　　1961年，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许多高级干部都闻风而动，纷纷下去了。小平出于无奈，也硬着头皮，蹲了一番点。他领着彭真、刘仁、廖沫沙等一帮人，开了一列专车，到离北京只有几十里地的顺义去。车上备有医务员、警卫员、炊事员、服务员等数十人，还戴带有从北京装上的一应食品，甚至连饮用水也是北京带来的。为了停放专车，不得不花大量投资，从牛栏山车站修了一条专用??。在列车附近，还派得有两个连的部队专门保卫他，岗哨一直放到十里之外，真是草木皆兵。在他“蹲点”的二十多天中，食宿全在列车里，听汇报也在列车里，只在县委开过几次座谈会，更难得在村里转一转。而且一进村还得三步一岗，十步一哨，如临大敌。
　　1958年冬，正是往南“视察”的好时机。邓小平一家由杨尚昆、李井泉等陪同，游览大西南。他们到了遵义，少不了免参观一番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会议是我党最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之一。这次会议的参加者，除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外，还有第一和第三军团的军团长、政委及第五军团的政委、总政主任和参谋长，共计十八人。邓小平当时只不过是军团政治部下面的一个宣传部长，自然无权参加这样的会议。
　　这次他们去参观纪念馆，见一楼悬挂有十八名与会者的照片，小平不禁醋性大发，满心不高兴。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走到楼上会议室，装出一付旧地重游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说：“唔，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接着，指着一个不引入注意的角落，说：“开会时我就坐在那里。”为了使人相信他确实参加了会议，还装出一付行家的神气，指指点点，一会儿就这儿布置窄了，一会儿说那儿安排小了。顿时搞得纪念馆的负责人手足无措，遍身流汗，心想：“我这回把堂堂总书记从遵义会议上除了名，恐怕要十杀不赦了。”幸好小平一点也没发脾气，倒是十分温和悦色，还颇有点讨好的味道。
　　事后，纪念馆的同志不免操劳一番，到处搜集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旁证材料。不幸都一一落空。最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再追问下，明确回答：“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据陈昌奉同志的回忆，遵义会议期间他根本没见过邓小平。可是小平为了达到目的，于一九六五年秋天，又一次去遵义参观，其实是检查陈列的修改情况。这时，纪念馆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讨好邓某，竟然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篡改党史，急忙在会议室多摆了一张椅子，多设一套茶具，一楼的照片也增加到十九张。

江青恨王光美

王光美作为刘少奇的夫人，曾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使江青颇为嫉妒。王光美生于1921人，比江青小七岁，硕士生，英语纯熟，文化素养比江青高得多。不如江青之处，是她的入党时间晚了十五年，论革命资历比江青差。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出国要路过上海，江青几次在上海约见王光美，除了谈文艺界的这种或那种情况外，还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对此，江青是十分不满的。这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江青决心与王光美试比高，她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文革”，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高岗是个"彪子"

高岗那个时候的内心痛苦，可以理解，变化的太快，翻牌的时间太短，来不及考虑，更来不及反省，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拿下。由于没有机会向圣上当面陈情，搞不清毛泽东为何突然翻脸，心里肯定憋屈，憋的时间长了，一定憋出毛病来。高岗最后决定自杀，是精神崩溃，也是彪劲上来了，有一了百了的意思。毛泽东在得知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时，就有一个态度：很失望，想不到我考验你一下，你居然就这么窝囊。毛原本是打算先把高岗发配到陕西某地当个地委副书记，看看再说，因此起初也就没有高饶反党集团这个说法。谁知高岗自己不争气，自我了断。这决不是古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而是不懂政治不懂历史的彪子本色。高岗一死，罪名自然加大，党内斗争的合法性就是扣帽子，没有帽子也要找个帽子，否则，一个高级干部突然消失了，怎么向党内党外解释。把饶漱石找来垫背，打入高岗集团，可以看出党内斗争的扩大化和残酷性。“小饶”和高岗根本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更无串联行为，居然被绑在一起，个中原因，或有许多，高岗盲目赴死，应是其中之一。

那么，高岗如果不死，按毛的一贯做派和党内政治逻辑来看，应有东山再起的可能。高和刘之争，毛是知道内情的，也是在他的一手导演下进行的，他岂能不知道高岗对他的忠诚度。或许有人进谗言，说高岗里通外国，勾结苏联，这事离谱不说，就是有些蛛丝马迹，放段时间，自然会有分晓。其实，毛把高岗作为制约刘周的棋子来使用，高岗自以为是，想取刘而代之，是犯了大忌，整肃一下，很有必要，但还没到整死的程度。给出路是一个好的选择，既给高岗一个反省的机会，也留着以后备用。现在说高岗是个“彪子”，不是没有道理，他一死，坏了自己的名声，也让毛手中少了一张好牌。

贺龙的政治身段

在高级领导人当中贺龙以不拘小节、说话随便、放任而著称。抗战时贺龙在山西，经常称毛泽东为“毛大帅”，每当收到延安的指示，他就会说，“嘿，毛大帅又来了一条命令。”50年代初他任西南军区司令，邓小平是其政委。中央取消西南军区时，他很不满意，说道：“为什么要取消大军区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怕我们造反。”“杯酒释兵权。”贺龙家里，不管是客厅还是办公室，从没挂过一张毛泽东的像。全国掀起“学毛选”的热潮时，他却对自己的女儿说，“应该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1962年毛泽东接见国家乒乓球队并观看球员表演，贺龙站在门口看了10分钟就走了。1964年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没露面。1964年毛泽东过生日举办家宴，席开3桌，罗瑞卿和彭真接受邀请并与毛同桌，贺龙却称身体不好推脱未去，而是与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国防部副部长，贺龙的外甥女婿）在贺家边谈边打扑克。在1966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闭幕式上，当乐队奏《东方红》时，全场起立，贺龙却一个人起身走了。他的夫人薛明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禁不住喊出声：“糟了。”。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可惜贺龙并没有读懂这句话，或者可以说根本就不知道。他一个红二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风头甚至盖过了林彪这些毛泽东从井冈山时代就培植的嫡系大将，这本身就预示着很大的危险。而毛、刘关系最为紧张之际，贺却浑然不知，仍旧试图准备在两个主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还主动担起调节两位主席关系的调停人，真是不知“今夕何夕”。

俆向前艰难的军旅

徐向前是被毛泽东刻意压制的人。因为他是个非常可怕的政治对手，张国焘能杀了他的妻子还能重用他掌军，他不是呆子就是心冷酷极了，所以毛泽东怕他，一直不敢重用他。这是个令人胆寒的政治对手，能忍常人所不能忍。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十二年，徐向前在前线只有四年，抗战两年，一年在冀南，一年在山东，解放战争两年，在山西。其他时间都在养病、休息。建国后任总参谋长又是养病、由聂荣臻代理总长，好不容易有了个国家军委副主席的名份，分管空军和防空军，但空军的刘亚楼、防空军的杨成武又那能容徐帅插手。他在回忆录中对此忿忿不平，“管什么管！”，徐向前刚任国家军委副主席不久，国家军委就撤销了，直到文革前，他只是军委委常委，分管民兵，和叶剑英一样，都是闲坐喝茶的角色。文革初，他时来运转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这个组长只当了几个月，就因二月逆流靠边站了。自此，再也没有实权，“徐向前、聂荣臻”成了一对难兄难弟，名字相连，一样的失意，一直到前后脚离世。
文革后，山西老乡华国锋主政，对徐向前不错，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达到又一个政治高峰，但有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在，他这个国防部长实在没有什么干头。华国锋之后是胡耀邦，解放战争中，胡曾在徐手下作政治部主任，关系应该不错，但胡同华一样，都让邓给作掉了。估计徐对此是非常郁闷的。据说徐向前对邓小平是有看法的，两人脾性不同，政治观点不同。综观徐向前一生，历经张国焘、毛泽东、邓小平三个时期，在三个强人时代都能身处高位而屹立不倒，确实是难得的。但只有在张国焘时期，才是徐帅一生军事生涯最辉煌的岁月。徐在回忆录中说在张国焘手下心情不愉快，那么在毛泽东、邓小平手下心情又如何呢？

毛泽东为何不重用张春桥

张春桥这个人好坏且不论，那是政治层面的事情，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评介他被捕后的表现，不能不令人惊叹。因为在胜利者的法庭上，你是没有道理可说的，所以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这份傲骨、这份硬气，即使是很仇视他的人也不能不佩服。

张春桥从骨子里还是个文人，他有着比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尽管是一个有骨气的文人政治家，但是他却在大红大紫时打断了整整一代文人的脊梁骨！三十多年过去了，现代的国人至今还是哈巴狗一片居多，作孽。其实，毛泽东不管多活多少年，都不会让张春桥当政的，庐山会议上，毛甚至已经准备牺牲张春桥了。因为毛泽东从骨子里是鄙视文人的。但张春桥落到人人喊打甚至许世友等人还提出抓他去劳改，毛绝对没想到。林彪势力膨胀到一呼百应，连康生周恩来都要逆毛意为林黄袍加身，连第四号人物陈伯达和御林军总管汪东兴都甘为林马前卒的地步，毛肯定心里一百个不是滋味。由此看来，张春桥并无大错，文人可以有各种主张，甚至是荒唐的主张。罪在对主张有选择权和实践能力的政治家。中国如毛泽东，柬埔寨如波尔布特。波氏是张春桥理论最彻底的实践者——对资产阶级实现全面专政，并从根本上铲除新生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从人品上看，张春桥在政治家中至少也算个中上品（他的廉洁，在党内鲜可比拟。当年他的女儿嫁给一位普通工人，居住在上海杨浦区的一套普通民宅内，没有阳台没有厅，仅三十平米的两居室，最贵重的嫁妆是王洪文送的一台14寸的彩电。看看现在的太子格格们顶戴花翎，亿万财富比比皆是），但对他的理论赞赏有加的人，不是愚蠢就是别有用心。汝若不信，请看看当年在柬埔寨进行的“审红”。当然，张春桥尽管政治生活不完美，但他还是个有为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地位在历史上谁也抹不去，我们现在的官员几乎没有思想只有做官的技巧。

见到过列宁的柯庆施

在党内历史上的高级干部中，柯庆施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他是1922年就加入了中共的老党员，是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那么，研究柯庆施，依我看，主要是二点：一曰“功”；二曰＂佞＂。所谓功其实不过是功利的原意而已，好大喜功之功而已。所谓佞则倍多讲究。
毛泽东专列南下，柯庆施搬起小板凳立于门口，自谓要给主席当警卫，有人见到了，以为不值。其实，这类把戏不独怪柯庆施如此，党内这般做的人不在少数，所以，柯庆施之佞仅从这里着眼，还远远不够。柯庆施同高岗有相近的地方，他们都不是毛泽东的嫡系，又都是因为毛的照应，免遭清算。由此而萌发的知遇之恩自不待言，忽略这一点是不应该的。但柯庆施又与高岗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在琢磨毛泽东身边的亲信上比之高岗的心思要缜密的多。即以刘顺元(中共江苏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而言，柯庆施对其素来不满，而且，也知道毛泽东对刘顺元也不很满意。然而，刘顺元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特别重视的助手，从这层关系来论，柯庆施对刘顺元到底还是手下留了情。因为细究起来，江渭清的上面直接就是谭震林。陈毅说过，党内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的，谭老板是一个。这些井冈山的嫡系，柯庆施是自有一套算盘的。从柯对江渭清等人的忌惮这点来看，柯的内心中还算清醒，这也许是他从高岗事件中得出的教训，也许是柯本来立意就在高岗之上？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吧。说到底，如果不是极左路线逐渐成为主流，柯庆施最多也就和康生一样，谨守自保，唱唱高调罢了。所以，前人说，形势比人强，这才是普遍意义。

李先念是不倒翁

李先念是一个木匠。党内出身木匠的常委还有李瑞环。实际上，刘少奇本人也是木匠出身，至少通晓木工活。如果把李先念在党内的职务略微排列一下就会发现，李先念是我党不多见的能够成功的躲避政治风浪并且一直保持高位的罕见的少数几位领导人之一。而且，李先念还创下了建国后连续五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记录，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破过。
李先念是从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开始到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连续五次在党的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记录目前看从有政治局这个机构的正式名称开始，只有周恩来拥有过。特别是建国以后的领导人更是不能和李先念相比。例如陈独秀本人是连续五届的党中央领导人，但是，陈独秀在做领导人之际，党还不是执政当局，属于在野党，所以，从实际意义上说还不能和建国以后的领导人的权利比肩。再有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七届到十届连续在中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不过是四次，如果勉强把毛泽东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加上，才大致和李先念的届数相等。不过，七届一中全会时，党也是在野党，还不是执政党，如果说从执政开始算起，毛泽东、周恩来显然也“不敌”李先念。
李先念本人从中共中央副主席位置下来以后（主要是取消了中委主席的称呼，所以，副主席自动也就不予存在了），担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从国家主席位置下来再继续担任政协主席。这在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核心层中只有邓小平、陈云才会享受如此殊荣，可见李先念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和地位有多牛。

彭真与白区党异动老毛起疑心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有苏区党，有白区党。党的“七大”时，确立了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从历史渊源讲，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很深：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彭真是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看法以后就波及了整个的白区地下党，他怀疑白区工作的这批干部有些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他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当中吸取了教训，可能就多了个心眼。

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毛泽东的疑心。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陆定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簿－波等人，这简直是白区党要造反。因此毛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另外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泽东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每年国庆节，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贺龙的夫人薛明工作安排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特别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

十帅九不和
　　十帅九不和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表面是讥讽，实际是欣喜，巴不得如此。
　　林彪平生最大的敌人就是邓小平，这不过是瑜亮情结作怪。但他打击最恨的是朱德。林彪最恨的是贺龙，九大开会居然在大会上大哭讲起贺龙所谓对他的迫害。林彪与彭德怀联手整了刘伯承一把，所以林彪垮台，刘伯承发的怨气最大，一直扯到解放战争期间二野与四野争功的问题上。林彪与彭真、罗荣桓、聂荣臻都搭过班子，关系最僵的是彭真，两人在东北结了死仇。林彪还与陈光搭过班子，陈光一段时间代理过林彪的职务，结下很深的矛盾，林彪与叶剑英联手硬是把陈光整死。彭德怀这个人同其他元帅关系也都不好，十帅九不和就是毛泽东针对他说的。他同贺龙在西北共事最多，贺龙在庐山会议攻击他最狠。徐向前文革初受重用，骂得最多最丑的是贺龙，为了肖华一事，徐向前还与叶剑英对拍桌子。叶剑英同样对贺龙怨恨极深。当然他之前还有一个敌人，就是陶铸。在广东他最后被搞得灰溜溜而走，后来总结说，陶铸在广西一脚踢走张云逸，在广东一脚踢走他叶剑英。陈毅对刘少奇、彭真怨恨也很深，梁子结在与饶漱石那一段，当时陈毅就对饶说你最后讨不得好的，二月逆流中又提起刘彭延安整风这一段，最后激怒了毛，小事闹成大事。
　　除了元帅之间矛盾重重外，文官之间，矛盾也很重。同样是诸侯进京，薄一波与高岗就闹得不亦乐乎。陈云与康生好像是毛交替使用的人物，第一个说康生是鬼不是人的就是陈云，其实康生一辈子也没有掌过什么权，像赵紫阳说杨尚昆一样一辈子不得志。邓小平说毛泽东喜欢胡乔木，奈何陈伯达与陆定一直容不下胡乔木，只好作罢。陆定一不知怎么回事，两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与周恩来对着干，偏要把政策往左的方向转；老婆冒充王光美本人或亲属，写信给林彪家，说林立衡是刘少奇家的孩子，这把两个副主席家闹得鸡飞狗跳。陈伯达与康生、田家英、胡乔木、江青、张春桥等人都有矛盾，看来是毛说的文人相轻习气作怪。

高岗林彪赵紫阳能翻案吗？
高岗是公开反对刘少奇的，两个地位差不多的人争风吃醋，难道这样不行吗？据高岗秘书后来写的书说，高岗是不承认反对周恩来的。我也一直认为为，中共党内讨厌甚至憎恨周恩来的人一定不少，但是与周恩来正面发生冲突乃至非要打垮周的人一个也没有。因为，周恩来最善于与有势力者周旋，所谓拼老命博感情让你下不了手而已。当然如果你没实力，周才不怕你讨厌或憎恨他，周恩来对下是最有威严最有办法的。有一个细节挺有意思，文革初，一次中央集体出场，林彪跟在毛泽东后面走，不自觉糊里糊涂地就走到毛并列还差点要超过毛身前了，紧随其后的周恩来马上用手用力扯住林彪的上衣后襟直至把衣服拉得笔直，使得林彪一个趔趄停了下来。周不动，后面没一个人敢超过周。这样保持队形是周恩来的精细过人，我认为，第一，反映周林关系非常，林名为周的上级，实则周一定程度可控制林；其二，周的地位很巩固，其他人没有人可以超越；其三，在毛以下，周实际可主宰一切。周一辈子喜欢处于一个实际最抓权的位置，而不愿意居众矢之的的第一位。周前面一二十年不大看得起毛，难道后来真心悦诚服了吗？只不过是搞不过毛泽东，与他打成一片罢了。周同谁又不能打成一片呢？连向忠发那种人都能对付好，连徐景贤、朱永嘉、蒯大富等人都对他都崇敬至极。周尊敬毛，等于尊敬一切居于他上位的人一样。难道，周恩来真的对一切曾经领导过他的人都看得起吗？
　　胡耀邦基本给偷偷地恢复名誉了。还有赵紫阳一案，关联其实没有什么。邓小平毕竟不是开基立业、朕即国家、与党同休的毛泽东，地位最多不过是斯大林的层次，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只会给苏共带来正面效应。斯大林、赫鲁晓夫、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受到全党批评，不一点事也没有吗？何况，邓小平远远强过斯大林，功远大于过，总体上会在历史上得到正面评价的。
　　高林赵这三件事都与邓大人有关，故而一直未得平反。除了我前面说的林案应该留点尾巴外，其他人统统应该一风吹。我也相信，总有一日，必然会一风吹。共产党讲实事求是，是能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

周恩来和康生会见罗马尼亚党首齐奥塞斯库

厚积薄发

毛泽东喜欢用所谓犯过错误的人。
　　中共山头林立，军队系统而言，最大的三个山头，毛朱的红一方面军，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又有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之分。进入文革后，林彪的四大金刚均属于一方面军一军团，所谓＂双一＂是毛泽东的嫡系中的嫡系，他们以此自豪。
　　随着彭德怀、贺龙的垮台，红三军团和二方面军系统的干部都受到很大程度的牵连打击，＂双一＂人马强极一时。但是，毛泽东始终要保持政治平衡的，红四方面军因为其首脑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和叛逃投奔国民党，而背负原罪，一直不得重用，张国焘彻底倒了，毛不动声色却十分成功地阻止了“异军”突起，红四方面军的人才才有了任鱼跃的海阔。这就是“承认山头，消灭山头。”这时毛泽东就把红四方面军的人重点扶植起来。
　　文革一开始，就像用林彪平衡彭德怀势力、用贺龙平衡林彪势力一样，毛泽东一方面大力提升林彪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启用了闲置已久的徐向前抓军队文化革命，这是红四方面军人物重新抬头的重要标志。
　　徐向前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比较负责，对江青很巴结。但是，如周恩来所言，中央政治就是如何在毛泽东、林彪、江青三个人关系中求平衡。徐向前毕竟不深谙此道，因为邱会作的问题得罪了林彪；因为萧华的问题与叶剑英产生了矛盾；同时江青也对其工作能力产生了怀疑。不久他又卷入二月逆流，自此一蹶不振。
　　旗帜人物的倒下，使红四方面军人马处于原子化状态。也许这正合毛泽东的本意，毛不必担心红四方面军的人抱成团，正好大力起用这些群龙无首、只对他百依百顺的人。因为红四方面军上将级以上人马可谓星光璀灿，他们是：元帅1人.徐向前；大将2人.王树声、徐海东；上将21人.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朱良才、刘震、许世友、宋时轮、张宗逊、陈再道、陈伯钧、陈奇涵、陈锡联、周士第、周纯全、洪学智、钟期光、郭天民、傅秋涛、韩先楚、彭绍辉、谢富治。　　

在党的九大、十大红四方面军人物得到重用，谢富治、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等这些文革新贵，加上老的徐向前、李先念，以及上马管兵、下马管民、威震一方的诸侯韩先楚、秦基伟、皮定均及受过挫折的陈再道、王新亭、彭绍辉、宋时轮等，其势力足以与文革前期的林彪＂双一＂势力相抗衡，林彪垮台后，更是无人匹敌，陈锡联最后还当上了中央军委实际第一负责人。
　　红四方面军人物由于早受磨难，比之别系人马更善于在政治乱局中找平衡，个个精明无比。连任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未包括候补委员）而屹立不倒者，仅为五人，即叶剑英、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李先念，而红四方面军的人就占了三席。
　　李先念在“二月逆流”之后，虽遭批评，但其后并未像其他人一样出京、下放，反而一直当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掌管经济大权。徐景贤回忆录写到李先念在九大上深刻检讨以致于痛哭流涕，情不能自禁，这正是其获毛泽东信任的关键。邓小平1975年整顿时期，李先念向毛告了邓一状，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引起毛的高度重视。
　　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因为与毛远新关系处得好，飞黄腾达。坊间曾有传闻：在沈阳市中华剧场看戏，陈锡联早早来了，等在外边不进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拥辉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说远新还没有来。于是，大家都等着毛远新，毛远新一到，陈锡联第一个上去，殷勤地握着毛远新的手对周围人说：“你们看远新穿上新军装了，就是不一样，军装穿在远新身上，就是精神。比我们都强。”毛远新哼哼哈哈的没怎么回应，陈锡联也不尴尬，请毛远新先走，毛远新根本不客气，就走在最前面。陈锡联对在后面跟江拥辉说：“远新走起路来就跟主席一样。”但是到了毛泽东死后，陈锡联并没有帮上毛远新的忙。据李先念女儿说，李先念与陈锡联同是湖北红安人，两人老家只相距两里路，私交甚好。李先念母亲的前夫姓陈，故而李先念与陈锡联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李先念探知陈锡联对于除掉"四人帮"、毛远新持支持态度，告知了华国锋和叶剑英，使得他们坚定了动手的决心。
　　文革初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便向江青密报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也是他，把国民党伪造的诬蔑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许世友巴结林彪，其妻子参与了为林立果林立衡的选美活动。1973年底，毛泽东对周恩来展开批判，许世友用手指着周恩来说："告诉你，总理，如果苏修打进来，美帝打进来，你如果想要做儿皇帝，我告诉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允许你的，不会放过你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这个同样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人，对周恩来说话也很不客气。七二0事件前，周恩来秉承毛的意思给陈再道做工作，当即被其顶撞道："周大胡子，你说没有用，除非你拿出毛主席的手谕来"。很冲的口气。无怪乎在周恩来后来主持的批斗会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为周恩来出气，不顾体面，亲自上去揍陈再道。陈再道还是1975年年底率先向毛泽东进言要求批邓的几个人之一。有书也写到，他与王洪文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喝酒、打猎。韩先楚在文革中，先是与林彪关系密切，在福建他曾支持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出版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逼死过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支持造反派陈佳忠，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积极批邓。在兰州司令任上，长期称病住在北京，曾有几次陪王洪文去西山打猎，有时天黑了还出去打猎。为了方便王洪文晚上出猎，韩先楚还特意找人给王洪文打猎的汽车安装上了探照灯。
　　红四方面军人马与邓小平的基本队伍有一定重合，这是因为建立八路军后刘邓带的就是四方面军的人马。故而，文革开始，不仅张国焘高兴自己的人马重新得势，其实，他没有看到的是，他死后邓小平掌权，他的人马还继续得势。徐向前因为与华国锋同为山西老乡的关系，当了国防部长。其后，秦基伟又因为与邓的关系，当了国防部长。刘华清厚积薄发，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而李先念最后官居国家主席的高位，更是不简单。

波澜不惊

“九一三事件”后，清查林彪居所毛家湾，当局发现了一批效忠信，这场官司牵连到了李德生头上，当然也不止李德生一个人，杨得志、韩先楚等人都受到牵连。“效忠信”事件出来以后，牵连到的人都暂时没有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后，毛泽东发话：“几个军区司令员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指名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在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上敲打李德生、韩先楚和许世友，上述三人都做了检讨。此后，李德生从显赫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悄然无声的下去了，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是否还要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问题上，毛泽东发话了：“我看还是不要兼了吧。”此后，张春桥成为新任的总政治部主任。文革中四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被打倒，吴法宪（总政军管组负责人，军委看守小组负责人）被抓捕，张春桥被审判，李德生相对他们来说，还是幸运多了。

毛泽东在摆弄人方面的确很有一套，五十年代初，他想整刘少奇时用了高岗。高饶事件以后，不是说不搞刘少奇了，但还是把刘少奇摆到了接班人的地位上。六十年代还搞了个刘少奇选集编辑委员会，毛、刘照片同时悬挂，自己还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少奇同志，但这些并不影响1966年开始全盘打倒刘少奇。1967年巡视大江南北的时候，毛泽东就表态反感四个伟大，反感万万岁，但并非反感个人崇拜，而是反感提出这套原创方案的人。但是，这也不影响1969年将林彪的地位写进党章，甚至于连巡视大江南北时可以说一说“知心话”的人，如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等人，也经他的批准予以打倒，可这也不影响1970年从政治上干掉林彪。1975年，毛泽东对邓小平说，可以顶一顶江青，同样不影响一年多后把邓小平搞成“靠边站”。所以说，＂效忠信＂出来以后，李德生进常委也罢，当副主席也罢，都不影响日后对他的政治清算。中国人常说，秋后算账。所以，传统的中国权谋型政治的关键在于看谁能沉得住气。

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以后的李德生，心态平和、波澜不惊。据目击者回忆，每天早晨，李德生带着一个警卫员，从自己的住处散步，经常路过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在那一条马路上，副司令员罗舜初、贺庆积也曾多次早起散步，所以，当地人管它叫“散步路”。
居庙堂之高不矜伐，居江湖之远不嫌怨。李德生做到了，难怪毛泽东生前评价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时说过：“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比较谦虚。”自然，毛在讲这番话时的基础用意在于敲打“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那帮子人。事实上，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不谦虚的地方也比比皆是。比如王树声大将当场打彭绍辉上将的耳光就不是什么谦虚。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时，毛泽东当场提出：“我要再看看李德生同志。”李德生于是站了起来，又让毛泽东看了看，毛问他多大了，李德生回答说：“53岁了。”毛随后又自言自语的重复了几遍：“53岁了。”

若干年后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期间，邓小平问负责军队人事工作的余秋里：“李德生同志来了没有？”余秋里赶紧指给邓小平看，李德生冲着邓小平所在的方向站了起来，邓小平向他含笑示意。
这两件事应该都未必只发生在李德生一人身上，其他的领导人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即便如此，一个开国少将资历的人如此名声造诣，两次受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垂顾绝不是偶然的。

阴沟跌跤

毛泽东一生确立的四位接班人分别是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华国锋，其中有两位在他生前便已经被废掉，一位被打倒，只有华国锋算是在1976年9月9日这一天活着接了班。
这四位接班人尽管风格迥异、资历迥异、经历迥异、人情迥异，但是却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曾对江青不够客气过。而其中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之于江青的恶感是在毛泽东生前就表现出来了，华国锋则留待毛的身后，不过，恰恰是华国锋在这四人中力度最大，竟然把江青抓了起来。

毛泽东终究对自己麾下的那一帮开国人精还是低估了，也许是长期高高在上产生了些许错觉吧，另外也对华国锋的貌似忠厚的表象有所错觉。因为，高手对高手决斗，大风大浪小心能过；高手对低手过招，却往往在小阴沟里翻船。怨只怨老毛把军权交给陈锡联，内待卫由汪东兴监军，真的是看错了人。这人心哪！中国古代常说：“妻贤夫少祸”，真的不假。要是江青不是这个性格，毛泽东文革也会照搞。但是驾驭刘少奇、林彪之流总比驾驭自己这个泼妇老婆容易，是非也少很多。尽管毛泽东掌控全局，但是江青还是用自己彪悍的个性给文革浓浓的添上了自己的色彩，加深了文革的罪孽。在这个意义上，四位接班人都在不同层次、不同程度上，受害于这个中国历史上近乎空前绝后的婆娘。尽管是华国锋亲手抓了她。

当然，华国锋可能没有彻底悟透毛泽东的心思。在当时形式下还有一种估计是毛泽东走前设想好的最佳解决方案。即华国锋确保中办(汪东兴)，北京军区(陈锡联)，总参(总参谋长空缺、张才千协管)在其绝对掌控之下（根据当时的情形这些可以说是具备了条件），按兵不动，以静制动。看开国那帮元老和四人帮怎么掐？这样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了。等他们双方斗来斗去认识到谁也扳不倒谁时，双方就会主动积极地拉拢华国锋，因为那时只有联合华国锋才可能合法的扳倒另外一方，这时华的重要性和地位如何摆放，双方都要重新估量了。华国锋则各打五十大板搞平衡，抓紧培置自己的实力，估计有个二三年就能掌控局面了。如果不抓四人帮，邓小平的复出与否就很难讲了，或者至少复出的时间会很艰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的当代历史就要重新写了，可惜没有如果......

围师必缺

周恩来压制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曾经经他手里提拔起来的人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有名者如乔冠华。这里一是周恩来不愿意给人以“坐大”的感觉，其实也是一种自保的手段；二是对于被提拔者本身来说，周恩来也认为其人的缺陷如果一旦上去了会暴露得更为明显。至于在处理这方面人事时，他则历来是严三分，从不宽三分。而事实上，如果宽三分的话，效果未必会很好，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就拿乔冠华为例，周恩来始终压着乔冠华一头，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乔冠华的缺陷所在。而乔本人对此一肚子怨气，经常抱怨说别人都是副部长或者部长，他还只是个司局长。确实，文革前乔冠华也还只是个外交部的副部长。事后证明周恩来对乔冠华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压制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对乔的一种保护。乔冠华此人名利心太过热衷却又缺乏肩胛，一旦受挫便萎靡不振。且其人政治眼光特别迟钝，不宜介入高层争斗。周恩来虽压他一头，但知小乔者惟独周，周恩来去逝后，乔冠华只能被投闲置散。男邓女邓对乔均无好感，外加叶剑英、李先念都对他不齿，乔不死也得脱层皮。周恩来在，当能用乔冠华一技之长。因为在周看来，乔任外交部副部长，这是最好的归宿，既能发挥他的业务长处，也能让他避免卷入上层争斗。乔冠华、章含之都是空有一肚皮妄想却无配套操作的本领，所以最终被抛弃。在这点上，他从周恩来身上并未学到半点真东西。周恩来在政治上的行事作风很可琢磨，甚至写几本书都不能全然道此。每当政治风波之际，他首先想到的是如果失败了又当如何？退路在哪里？退路有几条？几条通畅并安全否？中国近代史一百多年来，能做到周恩来这点的也就曾国藩和毛泽东两个人而已。如果毛作为老大可以不计，那么也就只有曾国藩可以比肩了。
周恩来在政治决战中，往往会故意留下一些小破绽出来，让对手抓住不放，自己则以退为进，到处检讨四处检查，以“哀兵”姿态最终赢得人心。所以，对手尽管强悍却不能完全无视人心走向，这也就是对手虽然时而对周恩来有所惩戒却也最终无法奈何得了他的缘由。而故意流露破绽诚如兵法上所说“围师必缺”一样，既给对手以希望不至于令其狗急跳墙，也给自己留下转圜的余地。这种火候的把握和拿捏，殆非一般政坛人物可以企及。

风吹草动
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再度外出，遥控北京，实则也是坐观成败，为自己稍后的选择留有余地。然而，剥笋却层层开幕，“彭罗陆杨”依次落马。这里面中宣部长陆定一属于为“文化革命”题目做注脚，其他三位才是重头戏。
彭真掌北京，罗瑞卿掌总参，杨尚昆掌中办。换言之，北京、总参、中办才是毛泽东真正食指大动之所在。换上来的三位当时分别是李雪峰、杨成武、汪东兴。现在有些人看待政治博弈中的换马总喜欢从山头角度出发，这有时会导致一叶障目。其实山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人心。毛泽东最大的山头无非井冈山，无非＂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而李雪峰资历尚浅，既不是井冈山，也不是＂双一，＂如果从地域论起，也应在“华北帮”之列。但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对他的重用，有人或许以为这是邓小平的原因，毕竟李雪峰出身太行。可既然文革初起，以推倒刘邓为己任，又何能借重邓小平的部下？即便倒邓非毛初衷，但也不至于将李雪峰推到如此重要岗位上来。
事实上，毛泽东在1960年自称“退居二线”，一改所谓“一元化领导”或“反分散主义”的老本行，竟然重建六大行政区，这与当年”五马进京“实出一辙，前者为集权，后者表面为分权实则还是集权。其中北京所在地华北局第一书记便授予李雪峰，李雪峰同时还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李立三素为建国后刘少奇所钟情，为毛泽东所讨厌，一旦打发到华北局，李雪峰立即对李立三不假辞色，其背景已经昭然若揭。日后，李雪峰对陶鲁茄说过：“我就迷信毛主席”。此后虽然李雪峰并不为毛泽东所完全满意，并且在谢富治与之相比较同时毛的天平更倾向于谢，但毛泽东仍旧批准九届一中全会上让李雪峰继续连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至于华北组简报的事便是后话了。
尽管换掉彭真，可毛泽东还是未雨绸缪的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进一步完善局面。等到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林貌合神离之际，毛泽东再次耿耿于怀的还是北京与总参、中办这三个基本点。南巡时毛说过：“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后来请邓小平出来工作，毛泽东公开讲过：“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邓兼任的总参谋长在毛看来无异于政治局的秘书长（实际还是总书记的意思，只不过九大以后书记处没有了而已）。
毛一生最讲究“根据地”，进了城以后的根据地在毛看来就是北京、总参和中办。只要腹心不动，其他的再动也只是风吹草动，动不到眼前的。

这个夏曦

许光达大将负伤离开湘鄂西苏区是幸运的。从1932年4月起，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军委会主席的夏曦连续发动四次 “肃反”，先后杀害了大批军事将领、地方领导人、红军将士和普通群众。其中有湘鄂西苏区创建人之一的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湘鄂西省委常委和红3军政委万涛、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红7师师长王一鸣、叶光吉、红7师政委朱勉之、盛联均、红9师政委宋盘铭、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红3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红8师师长段玉林、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湘鄂西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周逸群已于一年前牺牲，也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如果不死必将难逃屠刀。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是黄埔四期出身，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在湘鄂西苏区威望极高，难得的战将，被夏曦生生杀掉。红3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是湖南早期的著名共产党人，曾是夏曦早年的挚友。因为柳直荀知道夏曦在大革命期间的一些事情，又对夏曦滥杀无辜不满，被夏曦所不容，找个借口逮捕杀掉。据说柳直荀是被乱棍打死，死前已被打成了残废。多年以后，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与毛泽东见面，引得毛泽东忆起往事，吟出了“我失骄杨君失柳”......

这个夏曦杀人和张国焘不同。张国焘杀人有选择，有屠杀有培养，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一元化的领导地位。夏曦则不分远近亲疏一路杀去，属于偏执狂躁型。夏曦自己身边的4个警卫员，就被他下令杀了3个。红3军从上到下被杀得血流成河，士兵没人敢当班长、排长，都知道那是送死的捷径。夏曦杀得红了眼，甚至把湘鄂西苏区的党、团组织都解散了，接着杀、杀、杀。杀到最后，红3军鼎盛时期的3个师1.5万红军剩下4千多人，仅相当于2个团的兵力，地方武装和党组织也是凋零不堪，已无力抵御国民党军的进剿。整个苏区最后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名党员。而夏曦有时不让身为红7师师长的卢冬生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因此只能算半个党员。卢冬生曾经是陈赓家的放牛娃，跟着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护送在会昌战斗中负伤的陈赓去了上海。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身份特殊，才在肃反中保住了性命和党籍。贺龙后来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沉默无语，不久才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贺龙和关向应。可是，太晚了。

那么，许光达要是留在湘鄂西苏区，能逃过这一系列大屠杀吗？恐怕不能。

肖华往事

《长征组歌》的精髓就是那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其词作者就是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肖主任的这个作词曲的功夫可是了不得的。

然而不少老兵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肖华是年青有为，是儒将，但不是个东西。别说他整段苏权、逮捕钟伟，数数看吧，反彭德怀，他有功；反罗瑞卿，他有功；反林彪，他有功；反四人帮，他又有功，他的“儒”功太地道啦。就说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彭德怀吧，也不就是钟伟和万毅两人拍案而起唱反琱吗？那1569个师长军长司令都干嘛去了，表态发言揭发的不是多得很吗？老兵们说不一样，有些是要过关而不得已，有些是不知内情按线划分，有些的确是不欢喜欢彭德怀的作风。但肖华批彭带有很深的个人成见，彭德怀曾指着肖华骂，别再将总政文工团的女孩子往毛泽东那里送，别再作这种选妃子的事。在批彭德怀时，绝大多数人的都在路线上批，在军事俱乐部上批，而肖华却在里通外国上作文章，他揭发1958年随彭德怀带队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有里通外国之嫌，所能拿出的唯一证据就是彭德怀和赫鲁晓夫在一张桌上吃饭时没有我方的翻译。“儒”得和当年秦侩的“莫须有”没什么两样，这是很恶心的。在那个年代，犯个路线问题可能还会等到给出路的政策，如果是里通外国，那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以后逐渐解密的文献表明，解放军将领们早就对“娃娃司令”的儒功不以为然了，只不过碍着毛泽东的面子。一旦他们有了机会，他们的愤怒和不满就会象火山一样爆发。
　　1967年2月有所谓的“大闹怀仁堂”，被将帅们指着鼻子骂的是四人帮那几个人。1965年1月在军委办公会上被千夫所指的就只有肖华一个人。会议上肖华一脸得意春风，高声带大幅度地挥手动作向几乎所有的与会者挑战：“去年的大练兵，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影响了四个第一，方向偏了。十三陵的军事表演是各地拼凑尖子，弄虚做假，欺骗毛主席……”没等肖华说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拍案而起，“你给我讲清楚，谁说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我们济南部队来的尖子哪个是假的？民兵表演，祖孙三代上靶场，爷爷假还是孙子假？全是真的！他们打靶，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凡参加的人都口服心服，怎么是假的？谁说假的我就跟他辩论！”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跟着站起来，“你们说大比武以后不比了，我就比！不比就没个高低上下，就分不清先进后进”，他停顿一下扯开嗓门向肖华反击，“去年底军事训练真的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高度。谁向林副主席反映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就是别有用心！”
　　肖华不大敢和战功显赫誉冠全军的“三羊（杨得志，杨勇，杨成武）开泰”正面交锋，一面耍无赖，“你们就是用大比武挤占了政治教育的时间，用军事冲击政治！”一面不客气地指责主管军事训练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在这个问题上，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检查！”张宗逊也不是好惹的，他站起来据理力争大声反驳：“既然你提出军事冲击了政治，那好，你们看看到底是谁冲击了谁？”他向所有与会者展开了训练时间表，“军委有规定，军事政治的训练时间是三七开，政治三，军事七，现在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这里有统计，政治占了60%以上的时间。你说是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是啊，你说到底谁冲击了谁？”“十三陵大比武决不是欺骗毛主席，谁这样说才是欺骗毛主席！”
　　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中将、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中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庭中将等各总部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响应群起而攻之。肖华当时是领有毛泽东和林彪的上方宝剑，试着猜度肖华对于他的昔日战友、那些不怎么过问上层政治的职业军人们，几乎一致的不满或鄙视是个怎样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在班上如果所有的伙伴都不理你了，你即使有工宣队、班主任的全力支持，你也完了。
　　但肖华还是幸运的，至少比黄吴李邱、四人帮幸运，他进了八宝山。

白衣袖士

一位中央首长对毛泽东四位秘书的评价：胡乔木鬼鬼祟祟，田家英清清白白，陈伯达窝窝囊囊，叶子龙浑浑噩噩。毛泽东曾说：＂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

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因为批彭德怀成为主调，作为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曾经与胡乔木谈起过，是不是就在小范围内批一下彭德怀就算了，用不着兴师动众。这段往事是比较珍贵的史料，它说明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刘少奇本人对待庐山批彭的真实态度；二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揣摩还远不及格。作为谈话对象的胡乔木却没有刘少奇这样的乐观，他有着与刘少奇截然相反的看法，在胡乔木看来这起风波最终要上演到暴风骤雨这一程度。事后证明，刘少奇想大事化小的出发点同毛泽东的基本想法几乎毫不合拍。
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一度心血来潮，提出党内高层要学习海瑞。彭德怀这样的心直口快、刚直不阿的领导人很快找来《明史·海瑞传》阅读，还经常置之于案头。吴晗后来还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写了有关海瑞的文章和戏剧。一时间，海瑞成了一股小旋风。但是，作为旁观者的胡乔木却知道这个被最高当局提倡学习的“海瑞”是万万充当不得的，李锐后来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就提到胡乔木的这一见识，胡乔木认为毛泽东的根本思路还是在“不出海瑞”上面，所以，他后来在修改吴晗的文章时，专门加了一段有关“左派海瑞”、“右派海瑞”的提法，说起来如果海瑞泉下有知，对于自己在几百年后一分为二的成了所谓的左派、右派，想来该是哭笑不得了。事后证明，胡乔木的见识的确不俗，毛泽东不但不希望出现海瑞，而且谁要是敢于充当二十世纪中国政坛的海瑞，那么下场要比真正的海瑞还要惨上若干倍。因为海瑞这一话题，从1959年到1966年，政界的两次大风暴都因此而起，成千上万的生灵也因此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陈锡联和毛远新

要理解韩战时林彪、彭德怀的态度

中国古代的帝王都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在对待与他一起打江山的开国功臣的态度，几乎是惊人的相似，即在打江山时帝王和大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矛盾，只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现实的敌人或者说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才让他们结成联盟，走到了一起，是现实的威胁让他们捐弃前嫌；但江山一旦被打下，皇帝想的是如何保住或者是坐稳江山的问题，所以对于与自己一起辛辛苦苦打下江山的弟兄们不是那么客气了，因为这些弟兄们那个不是手握重兵，那个没有自己的亲信小圈子，江山是大家伙儿打来的大家都有份，凭什么只你一个人坐呢，所以这个皇帝心里不踏实，他想坐稳这个皇帝位子，就得将这些兄弟们的权力收到自己手中，如果他们不给，那就不客气了，统统让你们见阎王去，尤其是那种功劳越大，威望越高，自己的小山头越大，换句话讲，就是那个功高震主的伙计，就得最先见阎王。
　　实际上每朝每代的皇帝最害怕、最忌惮、也最想灭的就是功高震主而又无自知之明的主儿，作为臣子也最害怕的是一不小心就入了皇帝的法眼，成了皇帝最想灭的人了，本来吗，俺也没有那个野心当皇帝，一心一意的为皇帝效劳，只是想让皇帝把皇帝这个位子坐舒服，如果只是因为太勤恳了，一不小心戴了个“功高震主”的帽子，成了皇帝想灭的人了，那岂不冤枉，所以啊历朝历代都有一些聪明的主儿，搞消极怠工，明知道自己能干的活，也要向皇帝自称“臣无能，请辞”，而避开这功高震主的嫌疑，这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生存之道。当然也有一些一心想干出一番事情的英雄（在这里我姑且称之为英雄，当然也包括一些狗熊、奸雄之辈）不避嫌，一往直前，大刀阔斧的干，其结果那真的是不好讲的，翻开中国历史，因“功高震主”而灭的悲剧比比皆是。
　　作为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背景下的彭德怀和林彪而言，我想他们应该熟悉中国的历史，也应该知道每个王朝开国之初的腥风血雨，那么在韩战面前，他们做出的一些选择，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林彪而言，他的功劳已经够大了，如果去朝鲜，无论战争是胜还是败，对他而言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败了，那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而且败的结果那是谁也不能接受的；如果胜了，那么就是在他已经耀眼的光环上再加一个王冠，那他的威望岂不超过了毛泽东，想想由此产生的后果吧。而对于彭德怀而言，他注定就是一个呐喊着冲锋的悲剧式英雄。
　　其实，林彪、彭德怀都向历史作了徒劳的挣扎，可惜都被那无形的大手消灭于无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955年授衔的上将中，有许世友、谢富治、黄永胜、陈锡联、乌兰夫、韦国清、苏振华、王震、宋任穷、杨得志等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鲜为人知的是，还有一位上将，也曾当过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时间比这十人都要早得多，甚至比九大元帅还早，他就是周纯全上将。他是在1935年长征途中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时职业军人中，只有朱德总司令一个人是政治局委员，连彭德怀都还不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国焘用人讲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对张的政策持怀疑态度的将领，即使是德才兼备、资格老、名声大、地位高、贡献卓著如许继慎、邝继勋、周维炯、曾中生等，亦被处决。徐向前其时资历尚浅，为人低调，沉默寡言，政治上对张顺从，又很有军事才干，于是被张国焘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周纯全这位淳朴的工农干部，对张国焘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央领导人深为敬佩，服从到了盲从的地步。张因此让他担任分局常委和政治保卫局局长。有资料把周纯全视作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陈昌浩、俆向前的第四号人物，这话还不够准确。大概是看到徐向前身为总指挥，后来又贵为元帅，所以才做此判断。其实周纯全才是第三号人物。徐向前只在打仗时才有一些发言权。换言之，如果把张国焘比作封建皇帝，徐向前就相当于边关大将，周纯全则是大内总管、九门提督。他是个老粗，敢把徐向前的妻子抓起来拷打并处决，徐却不敢过问半句。他肃清异己，手下冤魂逾万，与张国焘关系更铁、所受恩宠更深。
一、四方面军闹翻以后，一向以“中国的列宁”自居的张国焘鼓动大家仿效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做法，另立中央，于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第二中央”，自封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和“军委主席”。我们来看中央的组成情况：
“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何长工、傅钟。
“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
“中革军委”常委：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
可见周纯全的“党内职务”高于徐向前。可以说，此时，不论是张国焘还是陈昌浩、周纯全，都达到了军政生涯的顶峰，来自一方面军的何长工也是如此。当然，过了顶峰，就该走下坡路了。毛泽东对何长工这位井冈山的老战友的“附逆”行为十分气愤，从此冷落了他。

这个许世友能和老彭比吗？
　　许世友打越战，歼敌军5万、歼民军8万、自身死亡4万、伤8万、胜利主动撤军；彭德怀打韩战，歼美军13万、歼韩军、民军及仆从部队70万、自身死亡40万、伤90万，停战协议打个平手撤军。

罗瑞卿取代黄克诚后，权倾一时。其工作作风也是飞扬跋扈，得罪不少人。一是封锁林彪、总参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林彪。罗瑞卿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瑞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表面对毛表忠心，暗地在毛房间装窃听器。还有最典型的例子，因“二陈事件”同叶剑英的关系也很遭。陈泊曾被毛泽东称作延安的福尔摩斯。1949年10月，叶剑英为解决乱象如麻的广州治安，把他从江西陈正人那里要到广东。陈泊和陈坤（原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一起，利用反正的敌特和当地的三教九流，组织便衣队，侦缉、破案，使广州治安状况迅速好转。叶剑英在给公安部的信中说：“广州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安，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二陈的做法，却不为水至清的罗瑞卿所容。1950年召开全国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在闲谈中讲了些广州的事，罗瑞卿当场大骂，说二陈违犯政策乱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951年，公安部拘捕了二陈，并株连了数百人。开始定为“国际间谍”，后来又改为“包庇反革命”，陈泊判刑十年，陈坤判刑八年，二人均瘐死狱中。直到1982年，冤案才得平反。二陈被捕后，叶剑英曾找罗瑞卿：“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头上。”罗瑞卿说：“那是你的想法。”叶剑英无奈，只好在华南分局会上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陈泊的夫人吕璜，向邓颖超递了一份申诉材料，邓仔细看了后，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周恩来调阅了案件材料，还和罗瑞卿通了电话，但结果是：吕璜从此不许探监。

人啊，大权在握时也要谦和，切忌张扬，有事要和大家商量。一朝大权在握，往往就专横起来。贺龙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东奔西走，一时很成气候，而罗瑞卿这位监军也是胸怀大志，有不断进步的意向，一时间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军委、总参甚至人大无处不见罗长子那人高马大的身影，权重一时，以致毛泽东后来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有文章说：林彪因不大管事，罗瑞卿逐渐与贺龙靠拢接近。贺龙乃一枭雄，不费几下就把罗瑞卿搞定。事实并非如此。罗瑞卿当时与贺龙接近不假，但罗绝未被贺"搞定"。贺龙无论在刘少奇眼里还是罗瑞卿眼里，都是只能利用不能依靠的人。这是对的，你细看一遍贺龙的历史、战绩及历任职务就会明白他的素质。此外，以罗瑞卿的为人和个性，绝不会甘心屈居于贺龙之下。刘少奇真正看重的是罗瑞卿手中的实权，而罗的工作能力和"进步意向"(或曰野心)也是大家公认的。
当预感到自己要挨整，罗瑞卿在1965年下半年总参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我跟林总是跟定了，弹打不飞，棒打不散，骨头烧成灰也忠于林总。”罗瑞卿在文革后开会时说：“一是林彪要我入伙，我不入；二是要我相信林彪，超过相信毛主席，我不干。”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52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两面派））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这短短的49个字的批示，就使罗瑞卿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这确是关键的一击。尽管他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经历过数以百计的战斗锻炼，但还是经受不住这49个字轰击！罗瑞卿自杀却没死成，两腿摔断。却又增加了一条以死与党对抗，自绝于人民的罪名。被放进箩筐，抬到台上批斗。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解禁后的罗瑞卿住进301医院治腿，当得知走廊另一端，一间糊满报纸的房间住的是彭德怀时，他还对女儿说：“凭什么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这时候，罗还觉得彭德怀不配跟他关在一起。70年代中后期罗瑞卿解放后更是变本加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彭德怀。

从另一个角度看，罗瑞卿倒台也是历史的必然，毛林不要打倒他，也会有一个什么事件让他下台，原因就是他陷入政治太深但作法在某些方面又太不"政治"，厚黑均不到家，或者厚黑到家却让人觉得其也厚也黑，也是一种不到家。后来杨成武接任代总参谋长，被毛置于毛林周及诸位中央大员之间，不到两年也进入监狱，可见非政治家在未厚未黑或厚黑未到一定水平时涉足政治的后果之可怕。再有罗倒台的一个次要原因是他的人缘不佳。可以数一数全军有多少人在他倒霉时替他哪怕在私下说过话！？没人帮忙说话也就罢了，还有更精彩的表演。1966年3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叶剑英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信手拈来，移花接木用在罗瑞卿身上。以"身名裂"形容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是虚写，只对一半，而以"身名裂"形容跳楼后的罗瑞卿则是写实，而且万分贴切：从无形精神上罗瑞卿名裂、意志裂，因而有此一跳，结果是从有形物质上罗瑞卿身裂、腿骨裂。叶帅真真是文采风流，以"一跳"两个字下接"身名裂"，改得撼人心魄，入木三分?何等手笔！又何等功力！

毛泽东和罗瑞卿
　　

陈粟绝配

江青在斥责陈毅元帅时就说过他不会打仗，就会下下棋、做做诗，整天哼哼哈哈，胜仗都是靠栗裕打的。这种说法流传甚广。

陈毅是性情中人、心胸开阔、乐观，性格好、善于团结人。至于他会不会打仗，最有发言权的是那些老部下。我们这些晚辈怎么说，并不重要。只是为了肯定栗裕就把陈毅说成不懂打仗，可能有些过分吧。陈毅懂打仗，而且还有比指挥打仗更强的其他本事。这也是他在军中地位高于栗裕的原因。

陈毅和粟裕比，战役指挥上弱，这是经无数战役证明了的事实，但也不是到了不行的程度。比如陈毅指挥的朝阳集之战就打得很漂亮，泗县之战若非老天爷帮忙桂军也提早吃苦头。宿北战役也是陈毅定的计划，参战部队以三野为主力，华野只有一个九纵。粟裕自己说是“我只身前来，对司令部工作的同志也是生疏的。”“我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宿北战役深感责任重大，心情紧张。”陈毅大局观念和统筹华东的能力则是粟裕不能比的。陈粟配是一个大局一个具体的绝妙配合。两人不同之处在于：陈毅强在政治方面、所以他是政治家；粟裕强于战役指挥、所以他是我军最杰出的帅才。两人演义的是，陈毅出题粟裕做，不是没有来由的。

能躲过十五吗

文革前罗瑞卿倒台后，中央军委核心是军委副主席林彪、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可见肖华和杨成武在当时的军中地位。但肖、杨二人幸运的是在文革当中被打倒的，文革以后，被林江集团打倒的人物，都成了一种荣耀，好像和参加过长征一样，成了光荣的资历。所以二人还能保住晚节，这是个关键，如果二人在＂九一三后¨＂随林彪垮台，恐怕也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一个样了，如果还能顺利通过文革，估计也就是海军政委王宏坤、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的下场了。副总参谋长李天佑的家人就庆幸过，多亏他去世的早,不然就可能列入林彪的五大金刚啦。实际上，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四人帮被粉碎后，总参清理文革旧怨，李天佑还是同杨成武一起被点名批判了。
毛泽东的＂双一＂军中嫡系，总是这么一些会整人也会捧人的左派。但罗瑞卿同肖华、杨成武不一样，他在文革前就和邓小平关系密切，加之文革前作为刘邓司令部的干将被打倒的，文革以后又重新启用，据说要罗瑞卿当总政主任，军委通不过，只好再当军委秘书长，可惜死早了，否则就是后来杨尚昆的角色。肖、杨二人，人缘太差，文革前期红极一时，文革以后，被他们整的极惨的罗瑞卿和张爱萍成为军队领导人，肖、杨还能在军队中呆的住吗，邓小平也不想用他们，但这两位是风派人物，能够转弯，所以有个好结局。当时，兰州军区和福州军区在全国各大军区中属于重灾区，矛盾重重，让肖、杨去，也是有目的，让他俩去发挥整人的特长吧。肖华去兰州，是带着搞倒搞臭冼恒汉的秘旨去的，果然他到兰州非常卖力，摧毁了“冼家帮”。肖华恐怕也想借此示好于上，希望能重用，但结果还是去了政协。杨成武吸取了教训，在福州军区老实多了，最后也去了政协终老。

闲聊肖克

肖克称自己一生“三次站错队”。特别是第一次，就是1929年6月的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时，他没有投毛泽东的票，而是投了陈毅的票。毛泽东落选后当即就撂挑子不干，外出“养病”。

在长征路上，贺龙、肖克二人遇到了一对姐妹花。贺龙娶了姐姐蹇先任，肖克娶了妹妹蹇先佛。后来到了延安，贺龙与蹇先任离婚，又娶了“青衣美人”薛明。肖克则与蹇先佛不离不弃，相伴终生。
抗日战争中期，肖克已经是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聂劳臻一起领导这个“模范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冀热辽、山东的八路军大举挺进东北。肖克被紧急任命组建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由他亲任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野战部队。当时肖克手里掌握着6个纵队加1个师的兵力，规模确实不小。如果从此起步，肖克将是华北军区指挥野战军作战的主要军事将领，55年的大将是没跑的。遗憾的是，保卫张家口失利后，晋察冀军区形势一度陷于被动，肖克失去了绝佳的人生机会。此后部队重新整编，由杨得志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分任第一、第二政委，肖克则被调回，担任了合并后的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后来，肖克又被调去当了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专注于军事教育工作，离开了一线的军事指挥岗位。这不能不说是肖克一生的遗憾。

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参谋长刘亚楼被调去组建空军，肖克又被任命为四野参谋长。当时还有两个副参谋长，一个是陈光，一个是聂鹤亭，都是肖克原来在红4军的老战友。说到陈光，资格可就老了。当年的少共国际师师长、红1军团红2师师长、红1军团代军团长、八路军115师代师长、东北民主联军6纵首任司令员，标准的大将资历。只是后来和林彪、刘亚楼都搞得不太愉快，在东北越混越差，入关后才当了四野副参谋长。肖克在四野和林彪配合得不错，协助其指挥四野席卷中南，打光了白崇禧的军队。1950年4月，中央调肖克担任军委军训部部长。林彪还设宴为肖克送行，说了些勉励的话。林彪用人很挑，能和他共事时间长的人不太多。林彪比较满意的参谋长，一个是刘亚楼，另一个就是肖克。
1955年，肖克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日后多年，很多人为他抱屈，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没能授大将，有点委屈。不过，再看一下当年授衔将帅的名单，除了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邓小平、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原资深军中将领外，10位元帅中，3位是军委副主席，7位是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无法超越；10位大将中，有8位是军委委员级，只有王树声、许光达是正兵团级，是为照顾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两个大“山头”而被授予大将军衔。再观肖克，1955年的军中职务是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干部评级是正兵团级，在不增加大将名额的情况下，从现职级到山头平衡，都难以超越前边的10人。如果肖克在解放战争中能像粟裕那样打出了赫赫战功，那另当别论了，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张宗逊上将为何没入中顾委

上世纪80年代，中顾委成立的时候，委员的资历是很关键的。军队出任中顾委委员的资格，应该是1965年前的正军职干部，甚至更高。十二大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条件：“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难道是张宗逊入党不到40年？难道是行政级别不够？

张宗逊1924年入党，1926年2月，考入黄埔军校；红军时期曾任师长；抗日时期任358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4月参加了中共七大，6月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要知道当时七大也只有44名委员和33名候补委员。他从1952年到1973年一直担任副总参谋长，1973年6月担任总后勤部长。
成也因为写信，败也因为写信。1972年张宗逊给中央写信揭发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的“错误”，及袁升平“诬陷”浩亮、刘庆棠等几件事，受到中央的好评（可能是江青起了很大作用，因为浩亮、刘庆棠等均是她的心腹“爱将”），于是袁升平被免职。其实当时张宗逊主要是太忠于毛泽东了，这点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有得一比。袁升平恨张宗逊主要是告他哭林彪摔死了，这在当时背景下不是要了袁升平的命吗？袁升平作为林彪的四野老部下，哭林彪，正是他有人性、有感情的表现，是人之常情，人家杨得志等一干将领都理解、同情，没人咋声，就你张宗逊给毛泽东写信告小状，是有点过分了。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张宗逊又故技重演，给江青写效忠信，这次他可搭错了车，站错了队，倒了不大不小的霉，被免职接受审查。他哪里还敢奢望进中顾委？能平安降落就谢天谢地了。要不然，以他的资历，肯定能当上中顾委常委。

1978年张上将退休安享晚年。值得一提的是张上将还亲手把儿子张又侠送上了老山前线参加了对越作战。现在小张已经是中央军委常委、总装备部部长了，官运早已超过他老子了，当今，共和国父子俩人均被授予上将衔的只有张家（而张震、张海阳父子虽然也是父子双上将，但是张震开国时授中将銜）。1998年张上将以91岁高龄逝世时，倍极哀荣，江总书记也送了花圈。值得指出的是，张宗逊晚年退休后江总书记曾倍加称赞，这回张宗逊总算是有始有终了。
现代周勃

曾有党内大佬评价杨得志上将﹕＂老杨是个干事的人，脾气又好，不重用都难。＂杨得志年轻的时候火气不小，随着阅历和地位的上升，逐渐变得深沉稳重起来。加上为人诚恳，人缘很好，和上下级都相处融洽。这种性格特点也为杨得志日后在军中的稳步上升奠定了人际基础。

解放后，杨得志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说来也是幸运，济南军区当年地位重要，要防御渤海湾，杨得志投身业务工作，少出政治风头，躲过了之后的诸多险恶政治风浪。大比武的时候，杨得志难得热乎了一回，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搞得最卖力。后来罗瑞卿倒台，大比武挨批，杨得志和杨勇胸怀义愤，反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发难。杨勇就被林彪记住了，杨得志很幸运，毛泽东认为他老实，苦出身，文化少，所谓“厚重少文”，周勃那样的人物，许世友也类似，是可以交托后事的人。
杨得志在济南军区一呆就是16年，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才去了武汉军区。说到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也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件大事。其时毛已病弱，但对军队这根弦抓得很紧，想要交班，担心这些军中大佬在一个地方呆久了要出“独立王国”，“土壤板结了就要松松土”，于是搞了这么一出。这一事件后果很复杂。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曾当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等于外放去了沈阳军区；沈阳军区司令的陈锡联进京，后来一度当了中央领导人；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南京，终于搞出和上海帮开会的一幕，再也说不清楚了，抱恨晚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南下广州军区，到了1979年，得以成就“许世友的最后一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去兰州军区，和政委肖华一同与甘肃省委书记冼恒汉搞起了矛盾，闹成一桩公案；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进军福州军区，才有了后来著名的乘机失事的悲剧。
其实老毛把杨得志列为托‘孤’周勃式的人物，也不能说全错。因为杨得志和江青及四人帮其他三人相处的还箅不错，至少江青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杨得志当时在军中的地位只是一方诸侯式的人物，还达不到在军方“扛鼎”的力量和权威。即便他有这个能力也未必会做‘周勃’。因为，从粉碎四人帮事后看，杨得志只有沉默和最后的积极拥护。当然，换来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老邓給他的荣耀要比老毛高得多，因为，他做军人太‘政治’。这一点、老毛还真没看出来！

陈云之谜

陈云算是党内的一个异数，他不是以军功显赫著称，也不是紧跟某人得宠。他在党内升迁如此之快，除了他的工作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大背景：当时共产国际强调重视提升工人出身的干部，而陈云出身印刷工人，便得到了器重。出身工人使陈云“沾光”。在不算是很重视经济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内他却是一直身居高位，遵义会议之前就已经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七大、八大这两届中共划时代的大会上，陈云都是以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面孔出现，等到1978年以后，国家独重经济，陈云更是以其泰斗的资格见重于最高当局。其经济论道而显得独具慧眼和卓尔不群。

陈云和毛泽东

陈云在毛泽东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但是，陈云沉默寡言的习惯很是让毛泽东感兴趣，而且，陈云从来不组织所谓的派系，搞所谓的山头，他是党内工人出身的几位中难得的比较有主见的人。陈云和康生、王明回到延安以后，王明忙着到处宣讲他的苏联经历；康生则忙着向毛泽东输诚。只有陈云把工作系统的向毛泽东汇报，当时，很多人感觉陈云很谦虚、谨慎。毛泽东对刘少奇、任弼时说："陈云同志不妄言、不虚夸，实事求是，人才难得。"七大上，"毛泽东对陈云的组织部长的一段工作非常满意，他夸奖陈云是党的活挡案！进城以后，毛泽东逐渐脱离中国的实情，开始大搞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此，陈云不说话。

1953年，高岗去看陈云，希望陈云出来说一些刘少奇的事情，陈云拒绝了。随后，他马上给毛泽东打了电话，毛泽东因而在后来的七届四中全会之前，单独的指出：＂陈云是组织纪律最强的。＂当毛泽东头脑发热的时候，陈云和周恩來一道被批判为"促退派"的头子，毛泽东南宁会议反复冒进，公开叫板陈云，陈云除了检讨，立刻声称有病，住院。陈云也是党内身体多病的一位高干，他的几次养病都是在政治的风头浪尖上，这个做法很油条。

毛泽东说："就只有陈云懂经济？我就不能领导经济？"陈云就此不发一言。1960年，毛泽东"惹祸"了，此前，他已经说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话表示对陈云的再度关注，而陈云公开回应毛泽东则是：“我这个人其实不是很懂经济，所谓懂得也是一知半解，有一些还是别人吹出来的”。毛泽东请陈云给党内的高级干部多讲讲经济规律的时候，陈云就说：”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论经济的著作其实是很有些经典的东西我们没有领会。”能忽悠！毛泽东听完，点点头。随后，“西楼会议”上，陈云当着刘少奇、邓小平、周恩來等人的面大讲经济规律的重要性，会议记录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这个陈云在我这里沉默寡言、在你们那里大放厥词，是不是因为我是外行，不足为语啊？”陈云听到以后，又病了。

1964年，“四清”开始以后，陈云就基本不问政务了，别人说他“躲风”，陈云说：“不躲怎么办？你还能乘风破浪？”刘少奇咨询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陈云说：“我是病人，很多时候都是偶尔看看文件，说了恐怕不对，传出去也不好，所以，我还是多看看。” 1966年，文革一开始，毛泽东问陈云：“你觉得党内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陈云说：“只要有主席在，大风大浪都不怕。”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云就说了几句，而且全都是些不着边际、干干巴巴的废话。会后，林彪和毛泽东说："陈云是不是病的很重？"毛泽东说：“老毛病了。”

九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亲自出来为陈云、朱德等九人拉票，说到陈云，他讲：“陈云历史上没有变节，经济方面还是懂一些的，右是右了些，可还不是极右！”此后，紧急疏散的时候，陈云下放江西，改名陈元方，后来，当地的人问他为何改名？他笑笑说：“可能是一种教育活动。”问他为何叫做“陈元方，”他说：“我家老大叫陈元、老二叫陈方，我是他们的爸爸，自然就是陈元方了。”林彪死的消息传到江西，陈云只说一句话：“林彪比我小两岁。”他告诉身边的人：“主席很快就会让我回北京了。”大家不信，果然没过多久，北京来电报让陈云回京，陈云走的时候只把他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时候常常坐的的小板凳带回去做纪念。回京以后，毛泽东见了他一面，是和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人一起接见的，他问陈云：“你的病怎么样了？”陈云说：“还是老样子。”这是他和毛泽东说的最后一句话。其实陈云玩的这套把戏老毛早看穿了。所以，当年毛泽东曾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

1979年，陈云对胡乔木等人说起毛泽东时，他讲：“毛主席有些习惯很不好，说过的话，有时不承认，搞经济工作是外行，不过，全盘否定他就是否定我们这个党，还是一分为二的看他的错误。”为刘少奇平反的时候，陈云讲过一句党内流传很久的名言：“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

陈云和邓小平

陈云和邓小平最早的接触就是1952年以后，同在政务院共事，陈云说过：“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多次称赞邓小平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1959年，庐山会议，陈云和邓小平都没有去，事后，陈云和邓小平、陈毅说：“去了怎么说话？回来表态总好过当面吧，还有一个历史怎么写的问题。”邓小平文革初起的时候，被迫写检讨，有一次，陈云见到他就说：“检讨年年都要写，就是今年最难写。”邓小平说：“写了也是白写。”陈云在十一中全会上，只说邓小平有些骄傲，还有就是请示主席的地方少了。一共三句话。最后还是听主席和中央的决策，本人绝对服从。会议下来，邓小平要和陈云握手，陈云躲开了。多年以后，邓小平说：“陈云同志不落井下石，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刘华清一生从军、从政顺风顺水，官至共军的海军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以高寿95岁善终。

说到福将，其实能够活着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各路将领们都是福将。但是，福将也要分档次，其中最高一档的就是不但躲过极左年代的各种迫害，而且还能尊享高寿并获得各色荣誉乃至达到一般福将达不到的标准的。刘华清应该就属于这类人物。
刘华清刚参加红军时，闹了一场大病，那时候缺医少药，全凭体格好，但体格再好也扛不住重病。眼看不行了，老炊事员出现了，用米汤愣是把刘华清给救了过来。老人还说：“你小子命大，阎王爷不要。”
接着是1932年的“肃反”，不满十六岁的刘华清成了“反革命”，鄂豫皖的肃反是有名的，属于杀人如麻的那种。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一个比一个左，一个比一个狠。刘华清被关进保卫局，吓得不敢哭。第二天一审，不但放了，而且还做了红安中心县委的秘书科科长，别人当反革命就是被砍，刘华清当了“反革命”，反而被任命当科长，抓全县的工作。为啥？因为他遇到了徐宝珊，当时的红安中心县委书记，后来的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这辈子保了两个名人，一个是徐海东，一个是刘华清。徐宝珊对刘华清说：“你年龄小，不懂事，不是反革命。”就这一句话，放人了。

红二十五军长征，刘华清挨了一枪，受重伤，应该留下，不能带走，那时候留下也就废了。至少成不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了。但是，什么人什么运气。他碰上了戴季英，老戴那时候是红二十五军的灵魂人物，别人碰上戴季英，比如马文瑞，比如刘志丹，比如高岗，还比如鄂豫皖的那些师长以上的干部，只要碰上戴季英，不死也得扒成皮，一般来说都是嗝屁。马文瑞晚年回忆，戴季英亲自抡起鞭子抽他，那个狠劲就甭提了，陕北的老百姓说红二十五军是白匪化装的，点名骂戴季英。可刘华清碰上戴季英，就向遇见救星。戴季英就言简意赅的说了一句话：“戴上他走吧。”不但批准刘华清随部队走，而且还拨了一匹马给刘华清。刘华清讲话了，是戴季英和那匹马救了他，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所以，戴季英五十年代被批倒、批臭直到八、九十年代开始还阳，全靠刘华清的关照，戴季英91岁的寿晨，刘还专门去看望，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戴季英这人，人品太次，凡是回忆他的人多半没啥好话，但刘华清笔下很有德，就说老戴这人办事有点神秘性。仅此而已，最多加了一句“思想有点左。”。

抗战军兴，刘华清到了129师司令部当秘书主任，光杆司令一个。但直接接触的是刘伯承，因为天天熬夜，患上沙眼，轻易不开玩笑的刘伯承给刘华清起了个外号叫“沙皇”。看看人家这沙眼病得的，居然让军神给起外号。
接下来，他的人生又一个大转折关头来临了，去接129师新上任的政委邓小平。看看人家这命运啊！他们这一路上风餐露宿，邓政委与刘主任就相识于危难之中，这感情是啥感情啊？邓这个人向来不怎么多说话，更别说开玩笑了。有一次刘华清点钱，把一麻袋的银元掏出来，十个摞一摞，邓小平看完就笑了：“你可真是穷孩子出身，没见过钱啊。”
建国后，刘华清任海军副参谋长。海军的几任领导都对他不错，江青在文革中说了一句话：“刘华清是坏人”，他就靠边站了。还好，苏振华他们倒也没有因此整他，而且还因为江青的这个点名反而成全了刘华清后来的荣光和资本。想想看，江青点名迫害的人那还得了？

拨乱反正，刘华清重新出山，担任海军司令员，替军委，替邓小平在海军把关。71岁那一年本来是退休的年龄，邓小平点名让刘华清当军委副秘书长，主抓装备。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刘华清七十三岁那年，不但阎王没请他，他自己也没去，而是当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且是从已经退居二线的中顾委委员的位置上被邓小平提名的，刘华清马上给邓办打电话说选别人吧，邓办回复说邓主席已经定了。这还不算，76岁时，又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建国后迄今为止，76岁还做中央常委的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朱德、董必武这几个人而已。作为1955年授衔的少将以上的将领做到中央常委的也就是朱德、叶剑英、林彪、李德生、汪东兴这几个人。乖乘滴，你看这个刘华清“鸿福”的力度该有多大，试看天下谁能比？
其实刘华清这个人很平庸、无个性。说他默默无闻、说他埋头苦干、不咋呼、不尖叫、不抢功、不冒头，不夸夸奇谈、不锋芒毕露都不过份。但是，他的政治智慧就在这默默无闻中随处可见，任意挥洒。他浑厚容物，做人、做官都很低调，特别是做事很“政治”，再加上一些“运气”，自然就鸿运高照。他这辈子跟姓徐的有缘，第一个老师叫徐月波，救他的人叫徐宝珊，带他的总指挥叫徐向前，他的直接领导叫徐海东，他娶了个媳妇叫徐虹霞。够牛！

有时候，能够福到底，也是需要自己掌握好分寸，象刘华清将军担任最后一个军职，是军委副主席，同时代表军方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那时已经取消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编制，后者的部分工作，也是需要刘华清掌管，刘的前几任，安全降落的不多。其实，就是不把总书记、军委主席真正当上级；刘副主席的经验，总结下来就是，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听从总书记、军委主席的调遣，自然结果就好。

悲剧人物饶漱石

饶漱石

饶漱石是当代中国最具典型的悲剧人物。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是党内的老资格。他于1923年入团，1925年入党，曾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创建了横峰、弋阳县委，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1955年之前和1955年之后，在中国没有任何关于饶漱石这个人的传记，你不要说书，甚至连文章都很少见，因为他已经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的首领了。饶漱石这个人其实相当不简单，只要了解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你就知道了。他曾经是新四军的政委，新四军的军长是陈毅元帅。在1949年之后，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华东局的书记。高岗号称“东北王”，从这个衔头来看的话，饶漱石可以说是地道的“华东王”，因为他曾经是第三野战军的政委，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也是陈毅。所以我们真正知道饶漱石又是1949年之后，第一任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然后他在1952年被调到北京，担任了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部长。你说这些职务是不是很重要？我不是说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一定就是了不起的人，但是饶漱石肯定是，当时他也就四十几岁的年龄，就能够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所以他肯定有很强的能力，否则当时的中共中央是不可能委他以重任的。

饶漱石是一个江南的人士，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有很开阔的国际视野，这一点在中共的领导人里面，饶漱石跟周恩来是特别相近的，饶漱石还是党内在建国前唯一长时间在苏、美、英、法工作或考察过的高级领导干部，精通英语、俄语，他的卓越才华和见识在党内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他的外文，主要是英文也相当的好。所以，从这点上看他基本上是个知识分子类型的领导人，跟高岗这种草莽出生的，带有农民起义军领袖的特点很不一样，这当然也是当时中共的特点。实际上中共当时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这种知识分子。

其实把高岗和饶漱石联系在一起，是没有多大道理的，因为这两个人的出身、经历、气质都完全不一样，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这样的一个联盟。比方说高岗的秘书和饶漱石的秘书两个人居然是根本不认识的，你说如果他们阴谋要篡党，要夺权的话，那么这两个人的秘书肯定会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高岗是因为讲错了一些话，引起了比如说刘少奇或者是邓小平对他的误解，或者是毛泽东最终抛弃了高岗，那么饶漱石的情况又有所不同。饶漱石作为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家的类型。生活非常地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　　　

但是另一方面，这样一位你可以说是工作狂的人，在担任中组部长之后，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的中组部的副部长安子文，安子文据说是草拟了一个未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些中央部会领导的名单，高岗也看过这个名单，而且把这个名单扩散，这是高岗下台很重要的原因。饶漱石看到这个名单以后就非常不高兴，因为他是中组部长，可是他的副部长却背着他草拟了一个这样的名单。关于这个安子文名单的事情，至今党史上还没有公开的资料透露出来，但是总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饶漱石为了这个名单和安子文发生了分歧，他们当然还有工作、作风方面的一些分歧，所以最后饶漱石也就因此大难临头了，也受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最后饶漱石被高岗一起当做是一个反党集团的首脑人物。1954年春天，邓小平在与其他几个中央领导人一起代表中央同饶漱石谈话时当面说饶漱石：你这个人不可交，高岗还为你说话，承担责任，你却把一切事情都往高岗身上推。邓小平与陈毅、谭震林一起主持批评饶漱石的座谈会时，还指出：饶漱石是个“单干户”，专抓同志间的“小辫子”，善钻同志间的“小空子”，当面扯谎，说话反复无常，伪装谦恭的容貌，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平时韬光养晦，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陈毅说，就饶漱石善于伪装、稳步前进、可以蒙混人之耳目来说，饶漱石较高岗更为隐蔽、奸巧。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饶漱石“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是一个十分奸猾、善于伪装的阴谋家”。从某种程度上说，饶漱石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饶漱石后来境遇是非常悲惨的，他虽然一生为了革命，但是他最后二十几年生命，完全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而且已经得了精神病，以至于他在监狱里面有一次遇到了他的前妻，竟然相互认不出来了。这样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难道就是原来的华东局的书记，就是原来的中组部长吗？难道就是原来新四军的政委吗？他没有犯任何错误啊，他也没有叛党的情节。但是饶漱石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最后在贫病交加当中死去了。

关于饶漱石，后来他的家属一直是希望中央对他有一个结论，但是中央也没有给他正式的说法。我们看到比方饶漱石应该埋在什么地方，国家信访局给他的回应说，饶漱石的衣冠冢不宜建在南昌的革命公墓，而只能由家属自己来解决。所以饶漱石虽然是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是关于他是不是能够盖棺论定呢？我们不知道。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饶漱石

高饶案件因为与邓小平、陈云有关，至今尚未平反。其实比林彪案件更冤，饶漱石在其中又最冤枉。搞成这样结局，可以看出刘少奇的势力在当时有多么地庞大。饶漱石这个人，别的方面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生活上他也没有什么特殊，很严谨，甚至有点过头，一天到晚地严肃，比较不近人情。别的方面人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白开水一杯。没有什么爱好，只在上海看见他打弹子，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很朴素，一身衣服穿了好几年，后来是被虫子咬了，才换。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一床被子、一床毯子……啥也没有。什么挥霍呀，大吃大喝、不检点……都没有。他对人对己都要求严格，所以容易引起人们产生误解，别人会说他伪装。与他相处的同仁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进上海，对他总的印象比较好……文稿、电报大都是自己写，只是很少的时候叫秘书写。给他送电报，该怎么答复的，都是他自己动手。这点，有些领导人不大容易做到，像他这样身份、地位的人，一般有什么事都会叫秘书、叫参谋，他这个方面却很少，他身边有好几个秘书，艾丁之外还有正副秘书长。在励志社，他不住好房子，住旁边比较差的。这个人本来是做群众工作的，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脱离了群众。张鼎丞每次来上海都住在饶家里，他们私人关系很好。饶漱石出事后，张鼎丞很吃惊：“怎么搞的，他出这事？”在华东，饶威信蛮高，舒同对他很尊重，邓子恢对饶也是服气的，曾山也是一样。

　　饶漱石平时难得有几个朋友，一九二八年，饶漱石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杨尚昆是他的上级。杨尚昆习惯地称他为“小饶”。“皖南事变”后，饶漱石在刘少奇的提携下，荣任新四军政委、东南局书记。一九四六年饶漱石从北京到延安，位置已不再显赫的杨尚昆去机场接他，招呼他‘小饶’，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有人追上前喊一声‘饶政委’，他才答应。价值和尊严来自权力，如果毛泽东或刘少奇喊他“小饶”，饶漱石断不敢“像没有听见一样”。当时有个说法：“高岗门庭若市，张牙舞爪；饶漱石门可罗雀、孤单影随。”要搞反党的人，连手下人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反党呢？对这个提法当时我很怀疑：老婆也跟他离婚了，秘书也不跟他了，反党总要有几个爪牙吧？据说有一个比较负责的领导同志向中央写信反映饶的问题应该有个交代……

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

康生是谁？一个神秘的人，一个兼具多种角色的千面人，他是毛泽东的媒人、共产国际关系专家，还是一位老资格的审美书画大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康生兼具智彗的政治艺术、优雅的品味，以及他的控制能力，甚至令毛泽东都着迷。而最神秘的，却是他曾经担任的秘密情报工作生涯。康生是个冷酷而有自制力的操纵者，他用艺术的手腕来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毁灭，他可以把鉴赏能力与情报工作的敏感度融入一种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犯罪的欢愉中。很少有局外人知晓毛泽东和康生之间的关系，他们这种微妙的整合对外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毛泽东在党內斗争的关健时刻和历史的某一些方面受康生的影响可不是一点点。尽管康生是最后一个进入毛泽东的核心圈子的人，但他却是毛最依赖的人。
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反修”斗争。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京，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望病中的康生。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康生死时，他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李鑫（康生的秘书）；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笔者补充一点，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林彪和江青却搞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甚至把邓说成是敌我矛盾，这样一来，邓觉得没法工作了，他就提出把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所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交给“康老”——这恐怕也是证明邓和康关系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康生被鞭尸

康生的仕途，起家于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但他在党内迅速的攀升，是因为他背叛王明而甘愿做毛泽东的主要助手。1937年11月，初到延安的王明，受到毛泽东的亲迎，并一时赢得延安知识界的拥戴，那时的康生还在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然而，当他敏锐地嗅到毛泽东要与王明翻脸时，就迅速背叛王明而投入毛泽东的怀抱。因为，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竭力撮和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苏联‘契卡’的经验，而得到毛泽东的特别信任和重用的，继而成为毛泽东手中的一把利剑。

康生为了讨好毛泽东，从1938年就变成了批王明的急先锋，他在表面上仍然与王明十分亲近，经常到王明住处去，以亲信的姿态与王明交谈各种问题，但随后便跑到毛泽东的住处，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同时，他还把过去和王明在上海临时中央时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的身上。康生还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对王明的“义愤”，和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人一起发起拥毛倒王的运动，由此获得了毛泽东完全的信任，他的仕途也随之腾达。1939年2月，毛泽东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头目，自称中共的“捷尔任斯基”,为他在整风时期滥用权力奠定了基础。到了整风时期，他几乎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前台打手，一跃而成为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二号人物，身上又有了更高的职位：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那个时候的康生，可谓威风八面、霸气十足。闲暇之余，他很喜欢穿俄式皮夹克、脚登长皮靴、手牵狼狗散步，身后还跟着多名保镖；整风中，他变成了毛泽东手中的狼狗，毛让咬谁就咬谁！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刘少奇、康生等人的支持下，彻底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右倾投降路线，周恩来因为认错态度好而得以留在核心层内。到1944年后半年，毛泽东认为“整风”的目的已经完满达到：他的对手一个个的身败名裂，而他本人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却不容挑战的领袖。于是，他又开始为达到下一个目的而抛出替罪羊---康生。

毛泽东把罪责推给康生

整风使恐惧和压抑笼罩着延安，导致了党内外人士的普遍不满，甚至造成了党内分裂，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刘伯承、叶剑英、博古、王稼祥等受到整肃的党内大老，与毛泽东的整风打手刘少奇、彭真、贺龙、陈毅、特别是康生等人之间，已经积下了很深很深的恩怨：这两部分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他们互不信任，充满猜疑，在有些情况下则是公开敌对。虽然在表面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当毛泽东通过整风取得党内独尊地位后，他必须出面收拾残局，消解党内的普遍不满和怨愤，扫除恐怖和压抑的气氛，以便全党能够真心团结在他的周围，为抗日胜利后与蒋介石内战作最后的准备。在毛泽东的人事布局中，除了王明完全出局之外，其他中共高官还将为他所用。所以，毛泽东需要通过某种方式缓和矛盾、化解恩怨、加强党内的团结，他必须找出收拾整风残局的办法与前台打手，把整风全部的罪过都推到康生的头上。
为什么毛泽东要抛出对整风居功至伟的康生？因为，毛泽东的前台打手康生运用秘密警察、刑讯逼供和公开批斗等手段，制造出“除了恐惧，还是恐惧”的气氛。翻看能够找到关于延安整风回忆，无论是拥毛者还是批毛者，无人不表示出对康生的厌恶和愤怒，即便是对毛泽东无限忠诚的俄文翻译师哲，在忆及延安整风时，也把全部罪过推到了康生头上。师哲在口述回忆录中提到王明和康生俩人时说：“反正王明和康生的‘宝座’是中国人的尸骨垫起来的。”谈到整风时期的“抢救运动”，他专门列出两个小结，题目分别是“康生专政’”和“康生‘才能’”。他说：“康生‘抢救运动’搞得‘特务’遍地，人人自危，各级干部都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以杨家岭为例：中央机关也在‘抢救’，柯庆施的老婆已经被逼自杀了，柯庆施还在没完没了地挨批斗。”他还列出康生发明整人的手段：１，精神折磨，刑讯逼供；２，挑拨离间，互相揭发；３，审查档案，无限上纲；４，布置人员，引蛇出洞；５，坦白光荣，备受优待。

当时，身在延安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对康生也极为反感，不仅是因为康生监视着弗氏一举一动，更因为康生作为情报局的头子残忍无情。据弗氏说：“康生局里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承认自己是搞间谍活动的。” “中央医院工作人员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间谍活动罪。” “在许多机构中，揭露出来的日蒋‘特务’占干部总数百分之百，在其余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反正康生说了就算。”所以，弗氏在日记中甚至用“刑官”的称谓代替“康生”之名。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鉴于整风可能造成中共内部的分裂，斯大林决定出面干涉，毛泽东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绝密电报，时间是1943年12月22日。密电要求：1，坚持国共统一战线；2，停止对王明和周恩来的整肃；3，担忧中共某些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4，特别提到对康生的疑虑。电报说：“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
毛泽东接到季米特洛夫的来电后，立刻开始三个层次的运作，1，向苏联表示忠诚，强调整风并非整肃“亲苏派”；表白整风的光明正大，让任弼时、周恩来等人向苏联澄清关于毛泽东整人的“传言”。2，通过利诱和恐吓王明施加更大的压力，逼迫王明不得不违心的认错，以此来堵住莫斯科的批评。3，让康生作整风扩大化的替罪羊。毛泽东本人太知道康生的邪恶和残忍已经招致太多的怨愤和党内的分裂，也知道那些遭受野蛮迫害的人与康生和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抛出康生不足于平复党心民意所遭受的巨大伤害。毛泽东这种先利用再抛弃的办法，无非是其老一套的权谋：我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和制定整风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达到了整顿党风、统一思想和加强团结的目地的，而整风中出现的过火现象则是由于康生等人的错误执行所造成的，与我毛泽东无关。
如此权谋成功的实施，需要几大步骤：１，毛泽东本人出面批康生；２，动员毛泽东的追随者、也是康生的同党起而批康；３，最重要的第三步，找到一个在整风中受整肃的党内元老出面，让他不计前嫌地通过批判康生来为毛泽东开脱。４，尽管已经有了替罪羊，毛泽东还是要做出承担责任的高姿态，但康生承担的是实实在在的责任，而毛泽东承担的是抽象虚幻的责任。也就是说，当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国共两党内战即将登场之时，毛泽东最需要的不再是党内整肃而是全党的团结。所以，尽快让全党摆脱整风的阴影，不仅需要毛泽东本人出面指责康生，更需要一位有分量的前台打手，正如整风时期需要康生充当前台打手一样。
虽然，人们对整风运动怨愤非常普遍，但只要毛泽东不公开表态，就无人敢于公开表达不满和批判康生，只能在私下里发泄怨愤。所以，要舒缓人们积淤在内心深处的怨愤，只有让他们把对康生等人的私下指责转变为公开的批判，这也只有毛泽东本人亲自开头才有可能。一旦毛泽东决定抛出康生作替罪羊，他本人便开始公开的指责康生，毛泽东反反复复的强调：在整风运动中，康生走的太远了，使正确的整风出现了偏差。他指责康生滥用权力，煽动起整人运动、滥用各种整人的手法，搞乱了很重要的工作，严重的破坏了干部的政策。以前支持康生的人和参与整人的其他人，也学着毛泽东的样子，纷纷起来把罪责推到康生的头上，在整风总结会上对康生群起而攻之。彭真也是整风运动中的主要打手之一，直接听命于康生。但当毛泽东开始批康生之后，彭真和下级工作人员公开抛弃他们的上司。他们害怕被谴责和孤立，尽量与被他们‘鞭挞’过的人、特别是与中共中央主席新同事们建立关系。这些人青云直上，权力和影响不断增大。”“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就是其中之一。陈毅直到昨天还是康生的忠实支持者，现在不仅不承认自己与康生有任何私交，而且在谈话中还说了些批评康生和对康很不尊重的话。……

让周恩来充当批康生先锋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为中共元老，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而且，在延安的整风前党史上，周、毛两人先后在军事、肃反、土地政策、抗日统一战线等问题上……有过不小的分歧，直到经过了延安的整风，两人的地位才彻底变为毛为君而周为臣。
在整风中，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重要整肃对象之一，周不得不作检讨。自此以后，周便完全匍匐在毛的脚下，充当毛的得力奴仆。毛与周之间发生的冲突，大都不是因为周真有意冒犯毛，而是由于毛的不讲理和猜忌。周得以屹立不倒且享受身后哀荣的秘密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在毛面前进行自我作贱的表演。在张国焘、王明等中共前要人的回忆中，在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中，在高文谦对晚年周恩来研究和高华对延安整风研究中……尽管他们对周恩来本人的评价有所分歧，但在如下这点上则是惊人地一致：在霸主毛泽东的面前，周恩来可谓最肯于放下身段、抛开自尊的典型，也是最善于作自我检讨的典型。
1942年后，在经过整风洗礼的延安，毛泽东在党内权力和声望已经达到“如日中天”，中共高层各色人等怀着各自的目的，开始了一场向毛泽东献媚的争宠效忠竞赛，被毛泽东重点整肃的留苏派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被毛泽东批判为“经验派”的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在残酷的斗争和无情地打击压力下，一个个都企图借吹捧毛泽东来度过整风的难关；“拥毛派”刘少奇等人更想借捧毛而更上一层楼。也就是说，延安整风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清算政治对手——王明、博古代表教条主义和周恩来、彭德怀代表经验主义；另一方面是发动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造神运动，由刘少奇领衔。在中共历史上，此前从来没有过颂扬领袖的传统，对领袖进行大规模的颂扬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毛泽东的同僚们率先对自己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的赞美，并迅速把毛捧为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
当时，这种捧毛颂毛的行列几乎囊括当时的中共高层，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陆定一、康生、王明、张闻天、博古、邓发、王稼祥等等，周恩来当然不会例外。而且，周捧毛意义远比其他人重要。因为：作为党几个历史时期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他老干部将有着重要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头呢？在毛泽东被捧为党内独尊后，由刘少奇鼓吹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为全党的“圣经”。毛泽东在日常事务中与党内其他同僚拉开了距离，他的演讲已经变成了“主教兼先知的布道”，坐在下面听讲的党内高官们则是信徒。美国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10月访问过延安，他亲眼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毛泽东发表演讲，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的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况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泽东的面前的第一排，有意的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人都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
毛泽东不愧为玩弄政治的老手，他为平息众怒和收拾残局，选择已经完全臣服的周恩来收拾整风的残局，让他充当整肃康生的前台打手，再次显示出毛泽东权术的老辣阴毒：首先，周恩来在党内的老资格和在整风中被整肃的遭遇，对于整风中那些倍受冤屈的老干部极具劝诱力，可以利用周恩来的威望收买众多被整肃者的人心。其次，毛很了解周的人格弱点，已经完全屈从了的周恩来，自然最愿意找机会在毛面前表演忠诚，毛就恰逢其时地给周提供向毛献媚的机会。所以，在纠正整风偏差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在其他与会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周恩来突然站起来发言，讲话的矛头直接指向大家都痛恨的康生并公开指责整风运动。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毛泽东的英明，接着就说康生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规定，违反和无视这些规定，专横地不管这些规定。周恩来的讲话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显然他想把康生和毛泽东分开，把康生列入反对中共中央主席的人中间。他这样做是想达到几个目的。首先，他竭力不去伤害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对镇压的负责人，为毛洗刷，以此来讨毛的欢心。其次，他力图损害情报局头子的威信。这样做，不仅周恩来自己感到满意，而且所有的在康生淫威下吃过苦头的人都会满意。康生失势的同时也就使他无法再报复了。因为周恩来太清楚了：在中共领导人中，普遍地互存戒心，互不信任。但是，在公认毛泽东的权威，以及痛恨康生这点上，大家是一致的。
就这样，完全在毛泽东的掌控下，通过对整风纠偏和批判康生，毛泽东的目的果然完满地达到了。因为：事情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发展。现在，中共中央主席想把整风发生‘偏差’的过错全都推到康生头上，自己落个一身清白。很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中共中央主席把情报局头子写的所有文章都交给博古修改。博古是康生的死对头，他始终没有跟康生讲和，而且总叫康生感觉到，自己是个不足取的人。毛泽东越来越有权威了（这种权威在中共党内事实上是有争议的）。他把犯了罪说成是立了功！事实上正是这样。现在，他享有‘先知’和‘青天’的名字。人们感激他，让他们重新工作，感激他尊重他们，以及公正地对待他们。党员都高兴了。他们认为１９４２和１９４３年的镇压是一种偏差，而应负全部责任的只是康生及其一伙。对这种看法，毛泽东听任其发展。这是一种策略。他还是一身清白、英明、完美无缺。他是没有过错的。中央需要开展整风运动，但遗憾的是，这个运动被‘具体执行者’搞偏了。中共中央主席对整风的看法，只能这样来解释。

同时，毛泽东开始启用那些在整风中遭到整肃的“亲密战友们”，如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而冷淡康生等人。本来，康生充当毛泽东的打手阴险和残暴，已经使他在大多数党员干部中丧失了威信，人们“尊敬”他仅仅是因为他背后有毛泽东，与其说是“尊敬”，不如说是恐惧。而毛泽东一旦抛弃他，他也就失去了在整风中所拥有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前两年还有权有势、威风八面的康生，现在变成了人人喊打、人人鄙视的替罪羊。正如弗氏所言：“中共领导的内部政治上均势已大为改观，对于情报局头子很不利，这是越来越清楚了。随着亲中共中央主席新实力派的兴起，康生孤立了，这样说并不错。”面对毛泽东的突然发难，康生不知所措了。他没有料到他所崇拜的恩主会来这一手。
康生也因毛泽东的态度而故意低调了一段时间。虽然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但他却几乎推掉所有抛头露面的机会；即便不得不参加的中央会议，他也很少讲话。时间一长，他深重罪孽也逐渐被人们淡忘了。抛出康生来收拾整风残局，安排周恩来作为批判康生的打手，而一手发动并全盘操控整风运动的毛泽东本人，却显得大度而谦逊，知耻而后勇，以四处道歉来收买人心。据师哲记述：“毛泽东亲自到中央党校、行政学院等单位，向被审查的同志们承认错误，他明确的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同志们受委屈了，有些怨气是不是？抢救运动是把敌人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力量估计过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许多好同志。事情不是我直接干的，但是我要负总责任。这场运动好比是夜间演习，没有用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分不清敌我，打在了自己人的身上，留下了石灰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把石灰印拍掉，向你行个礼，赔个不是。现在我就向大家行个‘脱帽礼’，请大家原谅！大家要是不原谅，我就不戴帽子。’说着，摘下帽子，深深鞠躬。在场的人早已感动得泪流满面，向毛泽东报以热烈的掌声！
然而，这些被毛泽东脱帽鞠躬所感动的老革命们，在体验过跟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的喜悦之后，接下来就是更残酷的“延安整风”的不断重演，从捧毛泽东最卖力的刘少奇、林彪到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陈伯达、罗瑞卿，一个个的全都死无葬身之地。而这时，毛泽东也在奴才们的万岁声中进入了“无法无天”的化境，无论斗死整死多少人，也无论那些被整肃的人多么“劳苦功高”，毛泽东再不会、也不用脱帽鞠躬道歉了。

他是撤旦吗

谍报高手叶剑英

党内情治谍报高手，在我印象里大约排列如下：周恩来、董必武、康生、叶剑英等。这也许有点谬误，但如果排名不分先后，我感觉更合适。不了解这点，很难明白历史上叶剑英从未直接领兵作战却被封侯为元帅，很多人以为他是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那份真假难辨的电报。笑话，要这样计算功劳，莫雄在庐山把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全盘计划偷出来交给了项与年，而项与年拿板砖把自己拍成猪头，他还敲掉了自已的四颗门牙、装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可以说是救了整个中共中央与红军。若论功行赏计酬他们俩人又该凭什么位置？但是，解放后莫雄无非是给了个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虚衔，项与年是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酬功仅此而已。
周恩来、董必武所指挥的杰出间谍战，现在已被曝露得七七八八，大部分为世人所熟知，不提也罢。康生的情报生涯却是到现在也鲜为人所知，留下的蛛丝马迹，仅是他在上海特科掌管案杀行动的三科（比如处决顾顺章一家）。其实，1932年后，康生赴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时，每天上班的单位，就是共产国际情报部。在情报方面，他确实有着理论与实践都非常丰富的“特别工作”经验。台湾那边的资料记载中共方面三个在苏联受过正规政治保卫与谍报训练的大特务，分别是康生、程一鸣、路鹏（很少人知道这个化名，原中共南京特委军委书记路大奎，叛变）。延安时期什么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七里铺训练班，全是使用康生撰写的《特别工作建设》教材，军统那边的教材《情报学》凑巧是程一鸣编写的。康生社会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他上的课生动活泼又富于启发性，让受训学员们心服口服。比起那位同行对手戴笠，无论是个人才华还是组织手段，高得不是一筹两筹，否则怎么解释在整个抗战期间，康生能稳坐中央社会部部长？继而内战开始，解放军从节节胜利到最终胜利，不如说是秘密情报战的胜利；而奠定内战时期情报工作的基础，恰好是抗战初期就开始积累的布局。
康生死后被清算老帐，一算就从延安整风开始算起。说他迫害好人，罪恶累累什么的，那是今天的说法，当年可没这样认为，延安整风中的肃反不可能完全肃错，不过这是另一篇的内情，从下面的这件事情里，可以看出确实有不少国民党特务混进了延安。1956年台湾军情局悼念戴笠死忌10周年，蒋介石伤感地对在场的大小特务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蒋这句话信息量很大，起码可以有三层意思。其一、戴笠很工作能力强，防共与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如果没死，可以防止及破获中共地下党渗透；二、戴笠不死，军统就不用内乱，在国共内战中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三、戴笠单线掌握着中共方面许多关系的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随着他的死亡而失去联系；这三层意思里，我相信后者。单线进行联系的特务，事关性命，惯例是没档案可查，卧底为了保护自己，只认人不认组织。等于说有些打进中共内部的特务，蒋也不一定知道，不是戴笠不信任蒋，而是防止蒋身边的人有问题（事实上问题很严重）。其实就算蒋知道名单，在戴死后派人去联系，关系人也不一定肯接头。（谁敢说只有一个沈之岳？）
如果以为延安大规模的肃反与审干，还有解放后屡屡绷紧的反特审查，全都属于空穴来风，归咎成党内斗争的故意整人，那就是毫无敌情观念了。以康生的情才心智，他会在没有任何过硬情报的依据下，仅凭臆想就敢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那不把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大佬当成泥俑木偶？ 他死了几年后，说他是害人成瘾的贝利亚式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悼词。这和他生前的盛誉反差巨大，可见其与党内人士积怨颇深。他一个胶南张家的二少爷，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凭着良心与正义感投身革命，和谁都没冤没仇，整谁不整谁，我看不出是源自私怨。他只不过是患了小知识份子的左倾革命狂热症，结合早期在上海特科经历，对危害革命的叛徒特务痛恨尤深。加上保卫工作的职业习惯，久而久之这种警惕就变成了多疑。在我看来，他对党所造成的损失不单单需要批判和揭发，其实，他更需要的，是一位心理医生。
那么，为康生念悼词的可是叶剑英，为什么是他念而不是别人？是不是有什么历史渊源？翻查历史资料，没想到叶剑英还有一个很少公开的职务“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才是李克农，第三副部长潘汉年。1975年康生死的时候，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也许他生前曾流露过相关的意思，他最出彩最无愧的人生历程，不是早年在上海滩的血雨腥风，也不是晚年的变态无聊的政治角斗，而是抗战时期，作为一个普通中华儿女，他为国家效力的光荣。而见证他这个时期卓越工作的三个战友，李克农已驾鹤西游，潘汉年在监狱里渡过了他最后的岁月，好在叶剑英还活着，自然要他来念悼词，就如刘伯承元帅的悼词只能是邓小平同志念的一样。
按照一般党史资料所留下来的印象，康生是搞理论和党建工作的阴险文人，叶剑英是纯粹的军事大员，只有李克农才是专业搞特工的业务人才。按照这个说法，岂不是外行领导内行从延安时期的社会部就开始了吗？而康生与叶剑英两个人不都成了挂名不管事的混饭吃的家伙。问题是，谁会把如此实权实职的机要部门，当成人大政协？如果他们俩不是挂名出任，而是名符其实的有职有责，那么问题就随之来了，他们凭什么出任这个职务？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有过什么工作成就？这么多问题我一个都回答不出来，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的身影，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看起来还是云遮雾绕，若隐若现。但我相信，他们俩人维系着隐蔽战线上最为精彩绝伦的往事肯定令后人追逐，康生就算了，他没有可能翻身解放的机会了，也许很多原本该属于他的功劳佳话，被挂在了他的组织领导名下（成绩要归功于党，归功于领导）。但是，叶剑英从来没有彻底倒过招牌，身后哀荣更盛，为什么从来不见他在秘密战线上的具体功劳呢？
想象由此而来，我试着分析一下原因。其一、他的公开身分比社会部更隐蔽，虚挂其名，方便参阅情报，协调社会部与总参的军事工作；其二、他在社会部的角色相当于军统里面郑介民的业务职能，只是负责军事方面的谍报；其三、他掌握的工作，在今天仍然还没解密，而没解密的原因，是不是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力，还在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人说叶剑英在情治工作方面只是周恩来的助手，这话对也不对。周恩来在许多时候，是带着叶剑英飞这飞那的搞统战，但对民主花瓶派的统战是统不出多少直接的一线军事情报的。当时叶的公开职务是八路军的参谋长，主要的业务还是在军事谍报方面。只能说，叶参座的工作也在周公的领导范围内，他们多年来，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代的“南昌起义”前夕。“南昌起义”事败后，叶剑芵继续潜伏在军阀张发奎的部队里，接着再搞了个“广州起义”，可惜又失败，叶参座只好跑路去了苏联留学，我很怀疑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就读的时候，一放暑假可能是去了＂契卡〃进修别的什么科目，比如情报训练或参谋作业训练。（程一鸣受训过程就是如此，他回国的时候，可是和叶剑英同座一条船。）
1949年后，叶剑英坐镇广东，港澳的统战与情报工作，全归他领导和指挥。这时，他广泛地利用了当年在粤军中的经历，与老同事，老朋友，老相识，老同学，老关系，老乡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大概许多在港澳的统战对象与情报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80年代后，叶剑英倦政，把这部分工作与人脉关系移交给二儿子叶选宁手中。结果叶选宁以四年军龄，跃升少将，出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这里面当然有老叶的余荫，也有特殊的历史原因。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中国急需海外的资金与技术，而吸引外来资金与技术的群体，百分之九十来源于广东华侨。华侨里面，客家人又起码占三分之一多，为了做好海外客家人的工作，只能让叶选宁代表老子出面。没办法，外面的大阔佬们只认在50年代初因为关照他们而倒霉的老叶，他们念这个情，只认叶家人。
总政联络部是个情报部门，在叶选宁将军入主之前，工作效果平平，叶将军加入后，利用海外关系，立即让总政联络部抖了起来，工作成效令人张口结舌。最为成功的操作，便是安排吕正操的秘密访美，去夏威夷见张学良，动员张回国定居或者一游。吕将军早年出身于东北军讲武堂。在张学良手下担任过副官队长，是张学良的亲信。张不愿意回来，但向吕表示，很怀念当年在西安对他搞统战策反的叶参座。

毛泽东和叶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