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老照片：贺子珍在苏联治病的悲惨经历（组图）作者：祁连狼
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
晚年的贺子珍中李敏
1937年底，与毛泽东离婚后的贺子珍在一气之下带着女儿离开了陕北，经西安去苏联学习以及治病。
1943年，国际儿童院新来了一位院长，名字叫玛尕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国孩子们和他们接触没有多久，就发现他们歧视中国人。爱憎分明、脾气大的贺子珍哪里忍受得了，他们之间经常吵架。一次，院长看到贺子珍竟敢顶撞他，更恼怒了，恨恨地说：“我看你今天是疯了，我叫人把你送到疯人院去！”
没想到，过了两天，几个穿着白衣服的彪形大汉真的闯进了贺子珍屋里，捉住她的手，揪住她的衣领，不问青红皂白就往外拉。当时，一起在苏联治病的女儿娇娇还躺在床上。贺子珍看到他们竟然要动武，把她和女儿分开，拼命地反抗着。她想跑到床边，紧紧地抱住女儿，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些，就被挡住了。她最后被拖出了房门，拖下了楼，被塞上了汽车，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被强迫大剂量地服用药物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出院她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日夜都戴着一顶帽子，以遮盖难看的光
头。
以贺子珍那暴烈、倔强的性格，她绝不会驯服地接受被作为精神病人对待。她承认，她的确激烈地反抗过，抗议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来。她曾经拒绝医院的任何治疗，要求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说，我家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去照顾。然而，不管她说一千道一万，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均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他们强迫她服用药物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
她觉得，自己没有病，被人诬陷说有病，硬拉到这种地方来，已经够不幸了，如果让他们按精神病来治疗，大剂量地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时间长了，把脑子真的治坏了，不是更倒霉吗？
4岁时，娇娇被送到苏联，和贺子珍团聚。李敏在俄罗斯有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那里不仅有她的妈妈，还有她两个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然而，在父母“分手”之后，她发现妈妈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她有时候觉得妈妈“太厉害，甚至有些狠心”。
她逐渐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被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在这所医院，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都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
再过一段时间，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
1
|
| 毛泽东与贺子珍。 |
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后悔错过了与毛泽东和好的机会
对于自己到苏联来，贺子珍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深深地感到这样做的错误。她过去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其实，马列主义学得好不好，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她在苏联虽然有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思想不集中，心绪烦乱，不是也没有学好吗？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你不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她听不进这些话，急着要走。结果，她
在苏联也没能把弹片取出。
贺子珍更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的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
贺子珍更加后悔的是，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很难堪。贺子珍在医院里，反过来复过去地检讨自己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被人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离开毛泽东的贺子珍惨遭“光头” 留苏过“非人生活”]( "毛泽东妻子贺子珍在苏联治病的悲惨经历（组图）")
几经波折终于出院
为了实现回国这个目的，她采取了好多措施。她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分，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最后，这些医务工作者终于承认，贺子珍神智清醒，不像患了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接着，她争取得到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让他们知道，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旅居苏联的。这时，治疗她的医生暗示：“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不过，他们告诉她：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医生的话，使贺子珍异常兴奋。她出院回国有希望了，可是，她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从她进了疯人院，就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人来看过她，她无法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同志留在苏联。她向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要了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一个信封。这封信该写给谁？发到哪里呢？贺子珍颇费思量。她根本不知道医院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她所熟悉的人中谁还留在苏联。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开门，让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
她想，别人都走了，这个人可能还会留在苏联。她并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何处，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她决定收信人就写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呢，写到莫斯科的那栋别墅。她觉得，把信投到那里比较保险，那里中国侨民出入得比较多，如果碰到有人认识这位女子，并知道她的住址，就有可能转交到她的手中。另外，共产国际东方部如果还在活动，这样一封寄自精神病院的来信，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要是找不到那位女子，他们有可能把信拆开，就会看到她的呼唤，把她接出去。
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一次，接我出院。她还在信中提醒那位女同志，来的时候请别忘了给她带几件衣服。
信发出以后，她觉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她每天都是在盼望中度过的。虽然她每天的盼望都落空，并没有人来接她、探望她，但她充满信心，相信总有一天，她的信会落到关心她的人手里，一定会有人来接她出去的。
1946年，王稼祥、朱仲丽夫妇和蔡畅赴苏联，毛泽东委托他们寻找贺子珍母女。经他们积极营救，贺子珍终
于出院，与娇娇相见，母女俩哭成一团。
王稼祥问贺子珍今后打算怎么办。饱尝苦难的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说：“回祖国去。”毛泽东接到王稼祥的请示，立即批示“完全同意”。1947年夏天，贺子珍带着娇娇、毛岸青回到了阔别9年多的祖国。
贺子珍根据党的安排，带领工作组到西乡夏幽区塘边村，领导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她到塘边村，住在一位贫农婆婆周香姬的家里。
毛泽东女儿李敏。
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之女、全国政协委员李敏出席会议。
毛泽东女儿李敏（右）带女儿重回遵义毛泽东故居参观。
李敏、孔令华婚后专程到南昌看望贺子珍。
1950年，贺子珍与亲属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