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怀念过去，那时候有苏联人给东西
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能源供应短缺，失业率增加，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人们对蒙古现任政府的改革能否成功的信心有了动摇，有的人甚至怀念起旧时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的那段时光来。人们对这个1990年执政的多党制政府的信心有了明显的不足，由清一色主张改革的少壮派组成的政府在1990年仿效苏联，结束了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宣布它已步向世界市场经济之路。这个新政府本以为能把这个节奏缓慢的亚洲内陆国推向二十一世纪，用资本主义和外贸来振兴国营经济。然而，情况却走入了他们良好愿望的反面，经济不仅没有振兴，反而更加恶化。于是人们对新政府逐渐产生了不信任感。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宾巴苏伦为平息人们的不满情绪，于1992年1月提出辞职。但这似乎并末减轻普通消费者的不满情绪。一位排了一整天的队最后却一无所获的蒙古老太太说：“我怀念过去，那时候还有苏联给东西。”现在。正在蒙古进行的民主改革充满了苦涩的滋味。这对大多数蒙古人来说是这样的。失业预计数字（14－20％）令全部蒙古人感到不安。他们也许正在担心自己也会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这种普遍的担忧正在成为对这个国家的民主演变的一个潜在威胁。一个自称不问政治的蒙古人指出：“在共产党经济时期，商店里毕竟还有东西和吃的可买，价格现在疯长、越来越多的人因失去生活手段而偷窃。”表现了对现政府的相当不满。这对新政府的确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失去民心的政府是不会长久的。在普通群众中间，这种不满情绪却有增无减。一位名叫赛伦道尔吉·纳拉图亚的蒙古老人，一辈子都在蒙古的戈壁沙滩上放羊。他同他村落里的许多人一样，宁愿要苏联人给的社会主义，而不要民主。这位头发灰白的七十岁老人抱怨说：“所有这些新的政党统统去他们的吧。谁需要他们？”蒙古在1992年6月又要举行大选了。但是，这个北亚国家广袤的草原和沙滩上，到处都酝酿着不同政见，在实行了两年的多党民主制以后，居住在中国帮助援建的斯巴达式简朴住房里的居民们，深情地谈起从未受到挑战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统治的岁月。这位老人在回顾1990年要求民主的活动分子的抗议活动并最终迫使执政党与他们并同掌权的情景时说：“他们以绝食开始，结果给全国人民带来了饥饿。”新政府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蒙古的民主改革也会半途而废。蒙古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普通消费者责备政府，是因为他们受到大米和食品定量配给的影响，并面临着电力和肥皂供应短缺的威胁。蒙古的官方通讯社也曾哀伤地说：“如果不出现转
机，追随苏联七十年的蒙古总有一天会断热、断水和断电，经济将会瘫痪。”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对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产主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接受苏联援助较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诸如蒙古、古巴等国，其后果更为严重。苏联的崩溃，使蒙古的政治，经济也随之发生改变。政治上，蒙古也不得不随着苏联的后尘，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实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变革，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企图振兴全国经济。蒙古的改革之路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希望的署光毕竟出现了。
第二节 艰难的转轨
一、迈向改革
蒙古自1924年宣布“独立”以来，一直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掌国家的政权。同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蒙古人民革命党多年实行的也是一党统治，它不允许国内有反对派组织的出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几乎是终身制的。自1925年党的创始人苏特蒙赫逝世后，乔巴山一直是蒙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此后，泽登巴尔继承了其权力，长达30年之久，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一党统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它的统治下，并没有真正的选举自由，公民的许多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治理蒙古全国的经济以及政治活动中，蒙古人民革命党追随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重复了苏联的错误，给蒙古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诸多危害。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日趋下降，倘若不采取措施，人民革命党有失去执政党地位的危险。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的春风终于越过了西伯利亚，吹进了这个封闭的广袤的草原之国。随着苏联实施改革，蒙古也仿效苏联，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改革运功。改革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蒙古经济由于几十年来一直依赖外援，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工业，经济呈畸形发展。为探求富国之路，蒙古政府了不得不首先在经济领域实行大的改革，蒙古正式提出改革是在1987年12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当时党的总书记巴特蒙赫作了《关于发展畜牧业和改善牧区劳动者文化与生活条件的任务》的报告。这位毕业于苏联共产党中央社会科学院的总书记在报告中首次提到了蒙古正在进行经济管理的改革，这是蒙古通向改革的第一步。虽然蒙古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和小心，但毕竟在它几十年严重的僵化统治后，有了一些微小的转机和变化。历史的潮流毕竟是不能阻挡的。巴特蒙赫虽然不是全新的改革者，又在苏联受过“陶冶”，但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和解放的。乌兰巴托上空的乌云开始慢慢地散去了，草原之国的曙光似乎将要降临了。此后，在1988年12月召开的蒙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巴特蒙赫作了《关于改进党的组织与思想工作的新任务》的报告，这位总书记在报告中说，要在蒙古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精简机构，改革选举制度，明确各级政权机构的职责，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修改党章、宪法和历史教科书等。全会还点名批评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前领导人乔巴山和泽登巴尔等。这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政治领域要进行改革的尝试。乔巴山和泽登巴尔，以前在蒙古人民的心目中，就象高悬在蒙古大草原上的太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是国家的象征，人们把他们当作神一样的崇拜和敬畏。现在，笼罩在他们头上的神秘光环被慢慢揭开了，普通群众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么神圣神秘的党和国家的伟大杰出的领导人竟也犯有不可饶恕的错误。人们开始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既而是愤怒。于是人们对现任政府的改革抱有极大的热情，非常支持蒙古当时进行的各种改革措施，刚开始的蒙古改革呈出一派蓬勃生机的景象。
经济领域的改革还不是最困难的，难的是政治领域的变革。几十年来实行的一党统治，似乎人们已经习惯了，现在要突然进行变革，就象往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粒石子一样，荡起了无数的水波。蒙古的现任领导人认为，改革政治首先应该从承认党的失误着手，蒙党召开了党中央非常会议和大人民呼拉尔非常会议，会议解除了前领导人，掌握蒙古政权达30年之久的泽登巴尔的职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泽登巴尔一贯追随苏联的政策，在国内压制、排挤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流放驱逐了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并使蒙古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障碍。在他统治时期，是蒙击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的时期，它给蒙古人民带来的是饥饿和恐惧。然而，在此之前，蒙古的各级宣传机构却极力吹捧泽氏的功绩，仿佛他是蒙古人民的“救星”似的。这次会议解除了他的职务，是蒙古迈出政治改革的关键而重要的一步。这次大会还有一项成就，那就是选举了有改革思想的58岁的巴特蒙赫为新任党中央书记和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他上任后，立即就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了改革。在1989年12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巴特蒙赫作了《关于加强贯彻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报告，指出：“改革不是从社会主义作丝毫倒退”，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新的质的阶段。”他强调，必须加快党的自身改造工作。
二、执政党：面对绝食
由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政治上实行改革，放松了全国的言论控制，人们的自由获得了解放，也敢于对政治发表评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在89年底和90年初，蒙古出现了几个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相对立的反对派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有民主党、联合党和民族进步党以及社会党等。这些反对党派多是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要求在蒙古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1989年底，这些反对派结成联盟，在世界局势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在蒙古国内刮起了一股以反对社会主义、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浪潮。1990年初，他们在首都乌兰巴托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发表演讲，要求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最后甚至组织了几百人的绝食队伍。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蒙古人民革命党于1990年3月召开了十九届八中全会，讨论当前局势。巴特蒙赫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政局及其结论》的报告，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他建议政治局和书记处集体辞职，并且放弃宪法中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作用的条款，实行党政分开。在党纲宣言中规定：蒙党的最高目标是“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巴特蒙赫还分别请求辞去国家元首职务。这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反对派作出的重大让步，也是执政的共产党同意放弃它对权力垄断的体现。在这次会议上，选出61岁的比巴特蒙赫更有改革思想的激进改革派贡奥其尔巴特为党的总书记，并选出了一个由五位年轻得多的成员组成的全新的政治局。党中央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讨论和辩论，最终满足了近几周刚成立的以民中联盟为主的反对派组织提出的全部要求，并且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全会还决定撤销蒙党1984年关于对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功绩评价的决议，并将他开除出党，全会还通过了为在1962——1964年遭到清洗的所有党的领导人恢复名誉的决定。这次会议，是蒙古共产党向反对源妥协的一次会议。反对派取得了胜利，蒙党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然而，反对派组织并不满足、他们在这次会议召开后不久就指责政府在许诺实行民主方面搞欺骗、并组织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还要求政府解散议会，要求国家的领导人不隶属任何党派，要求实行选举。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4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始第十九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选举规定，新任党的总书记贡奥其尔巴特在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上指出，我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向前进，坚决深化改革，革新党”，称党的政策旨在使国家‘彻底摆脱危机状态、以人为中心，尽力发挥人们的才干”是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提出要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制国家”，实行党政分开，精简党的机构，与其他党派在民主的基础上共同参与竞选。并决定在1990年7月举行全国性的大选。于是，在蒙古国内，以民主党等反对派组织的一方，以蒙古人民革命党为一方，在全国采取各种措施，极力拉拢选民。在90年春天，蒙古就已经实行了多党制，但那并没有经过真正的选举。这次，是蒙古历史上真正平等的竞选。蒙古人民革命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充分利用了自已执政党的有利地位，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措施力求以“实绩”在民众中树立起新的形象，以确保在大选中处于有利地位。人民革命党对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改组，更新了80％的中央委员，对同前总理和总书记泽登巴尔有牵连的领导人全部进行审查，并且将其中的七人开除出党，对包括前国家元首巴特蒙赫和政府首脑索穗诺木在内的人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蒙党还大规模精简机构，党中央撤掉八个部和一个处，国家机关取消十一个部委局，给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受政治迫害的人平反，提高职工的工资收入，增加退休金，改善日用品的供应等。由于这是蒙古历史上实行的首次大选，所以蒙古人民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以及反对党组织都极为重视。蒙古共产党毕竟在蒙古有着近七十年的执政经历，在群众中也有广泛的基础，加上选举前又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竞选措施以增加民众的拥护，因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反对派组织虽然也努力作了宣传，但毕竟它们成立的时间不长，在全国没有基础，也没有执政的经验。因此，在这首次举行的极为关键的大选中，蒙古人民革命党获得了胜利，它取得了大人民呼拉尔85％的席位和国家小呼拉尔62％的席位。蒙古共产党虽然在大选中获胜，但由该党单独执政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它不得不和主要的反对党民族复兴进步党一起组成了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在全国推行民主化和经济改革。
三、先访中国而不先访俄国的蒙古国新总统
蒙古实行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后，面临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难题。国外，苏联的援助日益减少甚至停止；国内，实行新的经济改革措施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改革成果，反而造成了全国经济的混乱，人民还不适应这种突然的大规模的改革。改革也部分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消费品供应的短缺，更是引起人们的怨声载道。而反对派组织对政府的改革仍嫌过慢，他们要求实行更激进的改革措施，希望马上在蒙古实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且在政治上更向西方靠拢。蒙古的多党联合政府于是就决定实行总统制。在1990年7月蒙古举行首次选举后、蒙古共产党和反对源组织又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竞选总统的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一个默默无闻且毫不引人注目的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萨勒玛·奥其尔巴持当选为蒙古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这位年轻的总统于1942年生于蒙古扎布汗省图德布泰县的一个牧民家庭，在他23岁时加入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同蒙古的其他许多高级干部一样、他也在苏联接受教育。l965年，他毕业于苏联矿业学院，并且获得了矿业工程师的称号。1965年——1967年，任工业部专家。从1985年起，他担任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对外经济联络和供应部长。在1990年3月起方被当选为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人们从他的简历里不难发现，他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政绩。仅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他从一个国内外都不大了解，并且被反对派讥为“什么都不懂的放牧人”，成为国家总统，颇为引人注目。
这位当选的总统是学矿出身的，大约他的思想也象蒙古草原一样宽广。虽然他很少为世人所了解，但却是蒙古新一代改革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仔细地研究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十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得失，从中得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是一位在政治上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强调：“全面发展与中苏两国的关系，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他上任伊始，就发表了如下谈话：“过去我们亲近一个邻国而疏远另一个邻国的做法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却失去了很多。”他把外交的重点放在改善和发展与中国的传统关系上。中国改革的成功也强烈地吸引着他。为此，1990年3月，他就任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后，首先访问了中国，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当然，他首先访问中国而没有象传统习俗认为的那样去访问苏联，受到了苏联舆论的责难和蒙古国内的非议。然而，这位矿业专家却毫不含糊地说：“我们没有先去访问苏联的义务。那种认为先访问苏联的想法是旧思维的表现。”这表明了蒙古的对外政策有了很大的改变，想把这个实际上处于半封闭状态的国家重新推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
四、全盘西化：走不通的死胡同
蒙古政治上的改革并没有就此停步。在1991年1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公布新的党纲草案，总的来说，这个草案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党反对社会阶级、集团内的首富悬殊，坚决维护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利益，在经济管理上主张市场与国家调节相结合，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在谈到对外政策时，党纲草案坚持在对外关系中奉行不结盟政策，首先全面发展与苏中两大邻国的友好关系。它是蒙古人民革命党政策的重大转变。实际上，党纲草案体现了蒙古现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在91年6月，蒙古政府又起草了一部新宪法，新宪法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政治改革中决定奉行更加激烈的改革措施。它规定：要在蒙古实行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允许公民搞私营企业，并且明确了人权范围。同时决定更改国名，把共产主义味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蒙古全国正在缓慢地放弃实行了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过渡。它也准备紧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转而全盘西化。虽然这种变化很缓慢，不象东欧和苏联那样剧烈和明显，蒙古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虽然该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列主义理论。表面上，蒙古仍然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所剩的最后几个堡垒之一，但实际上，蒙古正在脱离社会主义的大道，一步一步向西方世界靠近。
当然，蒙古的政治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有许多改革措施受到了老党员的强烈反对。蒙古现任总理宾巴苏伦虽一再强调：“政治领域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在蒙古推行“改革的新路线”，但阻力仍然很大。蒙古的改革举步维艰。有的党的领导人也有保守思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布·达希云登就驳斥了民主派要该党解散的言论，他说：“民主派认为我们应该象苏共那样做，但我们是独立国家，不是苏联的共和国。面对如此艰难的内外局势，宾巴苏伦总理于92年1月向蒙古议会大人民呼拉尔提出辞职，虽未获准，却也使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分裂在所难免。该党显然在议会中拥有绝对的多数，然而，自1990年以来，这个前共产党已经分裂出蒙古民族复兴党等几个对立的派别。该党内部对改革也有不同意见。人民革命党的不团结，很可能给该党造成很大危害，给反对派组织以可乘之机。在这种为难情形下，1992年2月，蒙党在乌兰巴托举行21大，这次会议进一步背离了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书记巴嘎班热说，现任领导人认为，“目前没有必要改变党的名称，……我们党不怕‘革命’这个字眼。”他是针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布·达希云登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去掉该党中“革命”二字而说这番话的。他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的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等。然而他又称，党将继续坚持把人放在中心地位的思想。
这种矛盾的政策，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新形势面前的动摇不定的心态和对改革的前途没有足够的信心。一方面，形势逼迫他们不得不做出改革的决定。另一方面，许多守旧的思想仍不时在蒙党中体现出来，有时还表现在具体的政策上，改革本身就是一艘摇摆不定的航船，没有现成的航路，只能在探索中小心翼翼地前行。
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反对派组织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停止，也许永远不会停止。1992年7月2是蒙古大选的日子，在两年前不甘心失败的反对派组织希望这次能卷土重来，一雪前耻。为了在这次大选中获胜，蒙古五个主要反对党中的三个———社会民主党、复兴党、联合党于4月结成了大选联盟，其他两个反对党民主党、民族进步党也与之遥相呼应。他们攻击人民革命党是导致蒙古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甚至宣称：“如果蒙古人民革命党获胜，蒙古人民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除了在国内进行这种耸人听闻的宣传外，这五个反对党的领导人还联名给美国国务卿贝克写信，希望美国派人到蒙古训练政党，以助其在大选中获胜。寻求西方和美国的支持是蒙古反对党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们企图借助外国的力量帮助他们在国内“合法”地夺取政权。
面对反对派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蒙古人民革命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多党制政府成立两年来，蒙古经济继续恶化，人民多有怨言。因此，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便成为谁能在这次选中获胜的关键因素。为此，人民革命党在92年4月提出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一系列阻止生产下降，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纲领指出，近两年政府为“挽救经济危机”而实行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的经济改革“把经济引入了歧途。”强调坚持该党的“循序渐进地转入市场机制”的做法，以在“两年内稳定恢复经济，减少失业，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再下降。”由于该党承认了失误，而且其推出的竞选纲领大多和人们的切身利益有关，远比反对派空洞的恫吓宣传更有吸引力，更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挤。因而在这次大选中，蒙古的反对派组织又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们失败得比第一次更惨，蒙古人民革命党以绝对优势获胜。虽然在两次大选中，蒙古人民革命党都取得了胜利。但现时的蒙古，经济问题仍然困扰着全国，人们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滋长。蒙古的改革进入了艰难的境地，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大有夭折的危险。正在此时，在蒙古的南方，一位巨人向他伸出了强有力的援助之手。
第三节 走向未来的中蒙关系
一、蒙古国的“中国热”
中国和蒙古之间，本来有着传统的深厚友谊，在蒙古没有从中国独立出去以前还是一家。五十年代初，中蒙关系是非常睦邻友好的，中国曾经给蒙古以巨大的帮助，有几万中国员工在蒙古工作。后随中苏关系的紧张和破烈，中蒙关系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变化，蒙古也逐渐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自1985年以来，蒙古领导人多次谈到要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问题，双方的交往也频繁起来，1989年3月，中蒙两国签订1989——1990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同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问了中国，双方签署了关于成立中蒙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两国公民相互往来和恢复蒙古驻呼和洁特市总领事馆的协议。7月，中联部长朱良访蒙，实现了中蒙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蒙1990年相互供货和支付议定书签字。中蒙同的贸易也有了显著的增长。1986年，中蒙两国政府签订了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1987年，中蒙贸易额达1700万瑞士法郎。蒙古主要向中国供应白板纸、旧粒胎、机制地毯、工作靴、羚羊角、儿童靴等。中国主要向蒙古提供运动衣、暖水瓶、排球、油刷等。到1988年，中蒙贸易总额就达1358万瑞士法郎，1989年，更增加到3700万。中国和蒙古双方在由专业化公司完成政府规定的贸易总额任务后，还积极开展了协议外的易货贸易，仅1988年，双方这种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30万多万瑞士法郎。与此同时，双方边境贸易日趋活跃。实行经济改革开放的中国和蒙古在经济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长期奉行亲苏政策的蒙古，把对华贸易作为恢复经济的良策之一。中国的内蒙古与蒙古的边界线长达六千多公里，以呼和浩特市为舞台的中蒙贸易日益活跃。
六十年代初受中苏对立影响而关闭的蒙古驻呼和浩特市总领董事馆于91年7月正式恢复，它现在成了连接两国关系的重要桥梁。蒙古由于生活品的短缺，故在双方的贸易中，中国向蒙古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大米、小麦和食糖等食品。91年8月中旬，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那达慕大会，为期十天的“内蒙古经济贸易交易会”也同时举行，蒙古派人参加了这次交易会，并达成了多项协议。中国的商品强烈地吸引蒙古客商，在北京至乌兰巴托的国际列车上，常常可以看到许多蒙古商人带着中国货物的大包小包。一位蒙古商人特地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从乌兰巴托市赶到呼和浩特市，他由衷地说：“此行的目的是购买中国的衣料，蒙古自己生产的远不如中国的好。”蒙古和中国都是在近几年开始搞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以前的中蒙边界虽长达六七千公里，但它就象一道戒备森严的鸿沟，把中蒙两国隔成完全不同的世界，双方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改革的浪潮终于使它们又走到了一起。双方除在经济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外，其他领域的交往也日益密切。1988年，中蒙棋手在北京举行了国际象棋友谊赛，它是六十年来的第一次，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楚勒特本在希望运动员时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次友谊活动，不论谁胜谁负，都是友谊的胜利。”1990年，第十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蒙古不仅派运动员参赛，还派遣了记者组和组成了亚运会啦啦队，使中蒙两国间的体育交流跃上了新台阶。
同时，蒙古为适应扩大了的和中国交往的需要，这个草原之国掀起了中国热。在外语教学方面，以往主要开设俄语的学校开始设立汉语课程了。它反映出蒙古要完全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迹象。这个“草原之国”正在向疏远了六十多年的南方大国递去热情的目光。于此同时，在蒙古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第一个由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学的汉语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民间中国研究团体，——蒙古中国学者联合会。该会的目的是要将因中苏对立等严峻的国际环境而被迫中断了的中国学恢复起来，并在国内广泛宣传有关中国的知识。这对不熟悉中国情况的一般国民起到了启发作用。
在汉语教学方面，“蒙古俄语师范学院”从89年9月起改名为“外国语学院”，除俄语外，还开设了汉、日、英等学科。此外，蒙古还制定了新的外语教学方针，打算在今后四年之内将普通中小学的俄语课授课时间缩短一半，以便腾出课时教授汉语和其他外语。据乌兰巴托市报道，市内除大学和普通学校新设了汉语课程外，还出现了许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的学习班。“汉语热”正在席卷着整个蒙古，这也是中蒙关系日趋密切的象征。蒙古社会之所以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兴趣，是因为：一是重建陷于不景气状态的经济，有必要向在十年改革和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果的中国学习，二是通晓中国情况和语言的人才严重不足，培养骨干，交流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90年1月、贡奥其尔巴特以蒙古人民革命党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访问中国广州时提出：“中国的成果和经验对于目前正在从事改革放开的我国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表明，蒙古领导人已率先做出了学习中国的姿态。
二、杨尚昆的蒙古之行
八月的蒙古，天空湛蓝，像水洗过似的清澈透明；牧草青青，宛如绿绒毛毯铺向绵延起伏的原野。地平线上，白云伴着枣红色的马匹、深褐色的牛群和灰白色的羊群在缓缓地飘动着。牧草茂盛，牛羊肥壮，风光美丽、气候宜人。在这喜庆丰收的美好季节，蒙古人民热烈地欢迎和热情地接待来自南方邻国的国家元首杨尚昆主席；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30年来对蒙古的首次访问。对此，蒙古方面极为重视，很早就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蒙古准备热情接待杨尚昆主席，恰好一场秋雨，使蒙古的暴热尽消，碧空如洗，凉风习习，乌兰巴托市正以新姿态准备迎接来自中国的国家主席。雨后的乌兰巴托市的街道两旁，青草如茵，五彩续纷的花朵艳丽夺目，阵阵清风吹来，空气里充满了清新而甜醉的芳香。也吹散了蒙中两国关系上空的乌云。为迎接杨主席的到来，首都乌兰巴托各主要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各主要交通要道增设了疏通车流和维持治安的警察，主要大街两旁的灯柱上飘扬着中蒙两国的国旗，以及各色鲜艳的彩旗，标志着首都西大门的“友谊门”上悬挂着用中蒙两国文字书写的“热烈欢迎中国贵宾”的巨幅标语。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的主要建筑物上，中蒙两国文字书写的“热烈欢迎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同志”的巨幅存语在风中摇动，中蒙两国国旗迎风飘扬。蒙古国宾馆的负责人说，在杨主席访问期间，国宾馆将只接待杨主席一行，这次接待规模之大，是近年来所没有的。
1991年8月26日，对中蒙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80岁高龄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健步走下飞机时，早已等候多时的蒙古国总统贡奥其尔巴特快步步上前去，两双大手有力地握到了一起，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重新开始。杨尚昆主席那浓重的四川音在国际机场上空飘扬，由远而近：“中蒙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长期以来，我们两国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要把中蒙两国长达4600多公里的边界线建设成为和平的友谊线，以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杨主席的这次访问，将给蒙古这个北方邻国带去了主要经济援助，人们只要看看跟随杨出访的主要随员就会明白杨此行的目的了。他们是：中国的财政部长王丙乾，对外经济贸易部长李岚清，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等。在为期四天的访问中，中获双方共签署了五个协定：即《关于蒙古通过中国领土出入海洋和边境运输的协定》，《关于中国向蒙古提供贷款的协定》，《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关于避免双重征收所得税和防止偷税漏税的协定》。这些协定，对蒙古这个内陆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中的一揽子商业贷款，更如雪中送炭，使蒙古有可能渡过目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协定，蒙古可以利用中国的天津港作为贸易通道。为了保证交通，1993年1月，中蒙决定修筑一条天津——北京——乌兰巴托的高质量的公路，以利蒙古货物的外运。这对蒙古发展对外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访问期间，杨主席说，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蒙古人民的一点心意，他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向蒙古赠送大米、食品、药品等一大批物资。
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是在蒙古经济遇到空前危机的情形下进行的，它不仅给广大人民带去了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且给蒙古经济的恢复带去了新的希望。中国向蒙古提供了一大批经济方面的援助，这对蒙古坚持改革，恢复经济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蒙古这个曾经是中国的兄弟般的国家的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它的南方邻国并没有袖手旁观，而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向蒙古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只要有了中国的援助，蒙古的经济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中蒙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一定会得到巩固和加深。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是中蒙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后记
本书由师博（张国安、宋大川、王新光）主编、张国安任执行主编，参加编撰的同志还有：陈永刚、张会军、施克灿、杜继刚、吴江、朱华中、马中虎、杜小安、相力等。
1993年3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