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蒙古国“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二）作者：金雀花玫瑰
二、沉沦
蒙古虽然几十年来一贯紧随苏联，从来没有落在东欧国家的后面。然而，苏联这位大哥却没有真正帮助这位弱小而可怜的小兄弟一把。蒙古几十年来，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就象那散布在蒙古高原上缓缓而行的骆驼一样。整个蒙古国家就象一个行动迟缓、反应迟钝的老人一样，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发展变化。自从蒙古独立后，它的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苏联的新的殖民经济在东欧多数国家和蒙古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严重地阻碍了它们经济的发展，尽管苏联在口头上高唱什么经互会各成员国经济将共同高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一致”，要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便“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等高调，但是，事实恰恰和苏联所唱高调相反，苏联的新殖民统治严重摧残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使它们的国民经济处于越来越恶化的状态中，在蒙古，原有的经经济结构遭到破坏，燃料和工业原料严重依赖苏联进口，国内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苏联控制东欧各国和蒙古等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是在“经互会”的幌子下，在“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旗号下实现的。所谓“生产专业化”，其实也就是“生产畸形化”和“生产殖民地化”的代名词而已。在“专业化”的要求下，经互会各成员国都按照实际情况，生产苏联所需要的产品。按照这样的分工，蒙古国家最适合发展畜牧业。所以它也就单纯地发展畜牧业经济，成为苏联的”牧场”。其实，受“专业化”之害的又何止蒙古一国呢，原本工业比较发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已成了苏联的加工厂或附属车间。保加利亚则成了苏联的果菜园，古巴则成了苏联的甘蔗园。这些国家经济的畸型化和殖民化，危害是非常巨大的，由于只搞单一的畜牧业经济，蒙古所需的各种机械设备，就不得不完全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通过对经互会务成员国的经济援助，趁机把许多陈旧商品推销出去，以转嫁苏联国内的经济困难。由于苏联推销给蒙古的机械设备质量低劣，又不附带零配件，经常损坏，给生产上带来巨大损夫，有时因一个重要机件损坏时，影响整个生产，蒙古就不得不用飞机把机件运往苏联修理。因为蒙古国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厂家。苏联是蒙古拖拉机的供应者。然而，从苏联运往蒙古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汽车等，每年都有大批报废而不能使用。苏联还把一些旧机器油漆刷新一下就当作新机器卖给蒙古，甚至把旧轮胎修补后，就当作新轮胎卖给蒙古。这就是苏联口口声声宣称他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关系是什么“国际主义”的“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上”的实质。苏联对蒙古的贸易，有时甚至达到了毫不讲理的地步。1964年，苏联未经蒙古同意就将一批电冰箱运到蒙古，由于蒙古人民并不需要它，所以冰箱根本卖不出去，而蒙古又不敢把冰箱退还给苏联，它不得不用政府的名义买下全部冰箱，而把它们无限期地库存起来。这使得蒙古的资金大量积压，给蒙古的财政也带来极大困难。这就是苏联对蒙古的“大公无私”的帮助。苏联在对蒙古的贸易中，经常搞这种欺骗性的商品交易，蒙古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站在苏联的屋檐下，它怎么能不低头呢？
蒙古本来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苏联为了向蒙古倾销它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在“国际分工”的幌子下，要求蒙古降低和减少石油的生产。因此，蒙古石油生产的下降幅度极为惊人。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前，石油生产几乎持续下降，1960年，蒙古石油的产量为二万八千吨，1965年则下降为一万四千吨，只有1960年的一半，到了1969年，石油产量只有四千五百吨，只相当于1960年的15．7％，减少了84．3％，到了1970年，蒙古按照苏联的要求，已完全停止了石油的生产。与此同时，苏联供应蒙古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却不断增加。如果把1966年苏联供应蒙古的石油数看作100的话，到1969年，则达到了132，1970年以后，由于蒙古已停止生产石油，因此，它所需石油和石油制品也就完全由苏联供应。苏联就是采取这样的手段，让蒙古减少甚至停止生产某些燃料和工业原料，而由它供给。这样就完全控制了蒙古某些部门的生产，并且以此作要挟，使蒙古不得不屈从苏联的压力。你使用了我的石油，就得听我的摆布，这就是那时的苏联希望达到的目的。不仅蒙古深受其害，东欧各国也是这样。匈牙利的汽车工业和造船工业本来都有一定的基础，但根据“生产专业化”的规定，匈牙利被迫停止生产小汽车、普通卡车和一千五百吨以上的船只，连国内对这些产品的需要也只能靠进口来得到满足。匈牙利现在也不再生产拖拉机，而只生产拖拉机的制动件。在“生产专业化”的束缚下，东欧各国和蒙古不能生产一台完整的机器设备，而只能生产某种零部件。这就更加深了对苏联的依附程度。例如，根据苏联同东欧各国签订的合作生产小汽车的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只生产汽化器和汽车零件，保加利亚只生产车身和蓄电池，难怪在保加利亚工人中曾流行过这样的政治笑话：“世界上最长的汽车是哪个国家制造的？”回答是“保加利亚——车身在这里，驾驶盘在莫斯科。”这句话生动地刻画了保加利亚依附于苏联的严重性，同时也隐约可以看出保加利亚工人对苏联的不满情绪。
蒙古的畜牧业自然发达，这也是蒙古唯一能引以骄傲和自豪的。然而，在苏联的掠夺下，蒙古的畜牧业也举步维艰，濒于破产的边缘，在苏联的胁迫和勒索下、蒙古甚至将母畜和幼畜一起赶往苏联，结果。在蒙古的畜牧生产中出现了恶性循环，牲畜头数不断减少，根据蒙古官方公布的资料，蒙古牧畜头数历史上最高水平是1040年的二万六千多头、到1959年，牲畜头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到二万四千多头；1966年继续降低到二万二千多头，到1968年6月时，就只剩下一万八千多头了，比1940年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由于供应苏联大量活牲畜，使得蒙古国内也常感到肉类供应不足，以至于蒙古政府号召人们要多吃野兽肉和蔬莱。
这就是蒙古紧随苏联的严重后果，这使得蒙古国内中活水平下降，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政治生活也得不到正常健康地发展，而且蒙古国内物价飞涨，人们怨声载道。然而，那时的蒙古领导人却仍然执迷不悟，仍然紧紧围绕着苏联的指挥樟转。蒙古为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加紧推广苏联的“新经济体制”和“先进经验”。它的计划规定，在本五年计划内：“基本完成新的计划体制和新的经济刺激体制”，“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济领域，政策、意识形态工作，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行联更加紧密地接近，这是加速蒙古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七大的报告中说：“以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接近的主要任务为依据，经常就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同苏联的计划机构和务部门进行协商。深人协调自己的计划，密切协商一体化和其他共同措施，通过文件途径在计划工作领域中用一切方法加深和扩大同苏联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蒙古同苏联的附庸关系，由此得到完全的显示。蒙古给自己国家的发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苏联这位庞大的巨人，一直压迫得蒙古喘不过气米，这和七百年前的情形正好相反。当时的蒙古盛极一时，蒙古铁骑，日行数万里，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俄罗斯俯首称臣，欧罗巴惊慌失措。都已经成为历史。蒙古人现在只有凭记忆来回想当年的荣耀了。而对被自己统治了近三百年的昔日的俄罗斯人，今日却受它奴役和欺骗的苏联人，蒙古民族除了摇头叹息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现在自以为找到了新的靠山。谁知却是与虎为伴，自投罗网，把整个国家送进了灾难的深渊。蒙古酿造的这杯苦酒，的确够蒙古人民喝几代的，直到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位巨人消失，亦或另一位成吉思汗出现。
第三节 在中苏之间
l.反目的巨人
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广袤大地上建立起来，它使世界为之一惊。三十二年后，又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巨人在东方站立起来了，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还在天安门城楼上空回荡时，他却乘上了抵达莫斯科的火车，对苏联老大哥进行了正式访问。斯大林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接待了这位他曾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两双曾令世界震惊的巨手握到了一起。《中苏友好国际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个社会主义的巨人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苏联答应在经济上援助中国，政治上支持中国，当时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是老大哥，中国位居第二，朝鲜居第三，蒙古居末。中苏两国度过了一段兄弟般的美好时光。那时、中苏的友好关系令社会主义阵营欣慰，令资本主义阵营眼热得咬牙切齿。岂料斯大林逝世后，风云突变，中苏在评价这位伟人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亲如兄弟的两国关系出现了难以痊合的裂缝。斯大林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判，说要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那样认为，毛泽东大手一挥说：“我看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可以三七开嘛。功劳占七成、错误占三成，功大于过嘛。”对此，苏联新领导集团很为不悦。中国共产党还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报告会造成苏联共产党内思想混乱和国际共运内部的混乱局面，从而使帝国主义有机可乘，破坏了国际共运的团结和打击了共产党的威信，还会引起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和政治上的不稳定。于是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把中共的观点公布于世。中共还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可以不经过武装斗争，就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策略。苏共二十大是中苏分歧的开始，它给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1958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反攻大陆的趋势，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中国驻福建的边防军则向驻守在金门和马祖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炮击。当时，苏联支持中国，苏联政府一再发表声明：“针对英国侵略性的报复封锁……苏联不会无动于衷，决不会袖手旁观。”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声明：“对我国伟大的盟友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而美国则支持台湾政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这件事情上（指台湾海峡形势），美国迫不得已时不会回避使用武力。”世界大战大有在台湾海峡暴发之势。赫鲁晓夫对此口头上虽较强硬，但内心实是很惧怕美国的，他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估计过高，于是就向毛泽东建议苏联和中国共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苏中联合舰队，以对付美国和台湾。但当时，中国大陆的空军力量薄弱，根本没有组成联合舰队的可能，而且还牵涉到中国的主权问题，所以这个建议被毛泽东愤怒地拒绝了。从此，中苏关系逐渐走向恶化。1959年8月，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了由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侵犯中国西藏，因而和中国边防军发生冲突的流血事件。9月，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在这次冲突事件中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布加勒斯特会议，给中苏关系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会议结束后，中共代表面发表声明：声明中指责赫鲁晓夫破坏协商一致原则。这是中共首次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恼羞成怒，背信弃义，于1960年7月决定在上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的一千五百名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撕毁中苏间的有关合同和协议。从此，中苏论战急剧升级。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越来越大。1962—1963年的一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一千余篇攻击中共的文章。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内部掀起了反华浪潮。苏共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展开宣传，从小学低年级只认得几个字的小学生，到一切学校，一切机关，工厂矿区，不管人们懂不懂，所有的苏联人，统统都被强制阅读这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对这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间，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使中苏论战达到高潮。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中共拒绝派代表团出席，两党关系由此断绝。此后，两党关系的紧张转为两国关系的紧张，苏联不断向中苏边境增兵。除布下百万大军外，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部署了针对中国的导弹部队。1969年3月，苏军乘坐装甲车和汽车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双方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由此，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苏分歧是必然的，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从历史上看，苏联政府虽然在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革深刻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那是微不足道的。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和苏共奉行的主张有明显的不同。五十年代初，由于相互的需要，中苏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那暗中的分歧却是存在的，只要有了土壤，它就会滋长。从个人角度来看，尼基塔·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人的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他们之间不能进行一般建立正常的政治同盟所要求的协商、妥协和合作。伟人们固有的个人行为也使正常的政治分歧变为相互的敌意。两位共产党巨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内，对谁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全世界里他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更大影响而展开了竞争。毛泽东自然不甘永远受制于人，他要和别的领导人一比高低，于是问题关系由亲密走向对抗，最后竞发展到武装冲实的严重局面。
2．中蒙关系的“蜜月”
1949年IO月6日，即中华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仅6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就发表声明，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为10天后，即1949年10月16日，和新中国达立了外交关系。中蒙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调并建立了的善邻关系。蒙古方面认为，“从今……在我国两国人民的善邻关系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蒙古政府深信，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将会为我们两国人民这个福，为了以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堡垒——伟大的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的巩固而发展。”蒙古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了庄诞触合作。1952年，中国和蒙古的贸易，与1947年相比，面粉增笔不30％，小米增加了42％、烟草增加了47％。同时，蒙古对中国的当口也有所增加。1955年4月，中蒙签订了《关于派遣中国员工到蒙古帮助建设的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派遣了大约六千名援蒙人员帮助蒙古在乌兰巴托市建筑了许多现代化的住宅，修建了宽阔坚固的街通、修筑了长这三百七十米的跨线桥。改变了乌兰巴托市街道狭小、弯曲，交通不便的面貌。对中国援工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蒙古政府当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56年8月，中国政府根据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向蒙古提供无偿资助一千七百万美元，帮助蒙古建设十七个项目。1960年5月，中蒙之间又签定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及《中国给予蒙古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又无偿给予蒙古贷款二千二百万美元。如果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当时中国国内自身面临的严重困难的话、就会更加理解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了。9月，中国又根据协定，向蒙古派遣了第二批援蒙人员。前后两次，中国共向蒙古派出了两万多名专家和工人，他们在蒙古高原上忘我地工作着，帮助蒙古建立了火柴厂、砖厂、水泥厂、本材加工厂、修建了沥青公路、现代化桥梁、运动场、体育馆、三十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住宅等。这段时间，是中蒙关系史上值得那个时代的人们永远回忆和留恋的美好时光。中国对蒙古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且中方援助蒙古所建设的项目，完全是蒙古发展民族经济的急需的一些生产部门。因此，这才真正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其实中国共产党援助别国，向来是不需要回报的。我国一向遵循“施恩不图报”的传统美德、无私地帮助朝鲜、越南抗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入侵。又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又非常无私地援助了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而蒙古，只不过是接受中国援助的众多国家中的一员而已。
3．反华的急先锋
但是、中苏关系紧张后，蒙古政府就忘掉了中国对它的援助，以怨报德，把中蒙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笔抹杀，对中国援蒙人员的贡献视而不见，竞把他们全部驱起出境。蒙方领导人纳·沙格达尔甚至还说：“一万八千名中国工人在我国工作的九年期间，对于我国工人建筑技术方面，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中国同志在教蒙古工人时表现出的为难态度，认为带徒弟会减少自己的工资收入……。中国干部们对蒙古工人抱着这样冷淡的态度，而他们的上级人员还得意洋洋地说，中国工人在蒙工作期间，是根据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为蒙中团结做出了贡献，这表明中国同志的言行是多么不一致。”这和中苏关系，中蒙关系没有恶化前时对中国工人的评价，简直判如天壤。特别是泽登巴尔上台后，追随苏联，猖狂反华，完全破坏了两党和两国关系。在中苏大论战中，蒙古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行了大肆攻击，有些言辞的激烈和尖刻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主要论战对手苏联。
中苏分歧公开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除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外，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支持或倾向于苏联共产党。自从苏联共产党的公开信发表后，夹在中苏两大国之间的蒙古，更是积极依附苏联，在报上发表了数千篇反华文章，配合苏联反华。蒙古《真理报》及其他报刊杂志，在中苏分歧中，公开站在苏联一边，拼命开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诬蔑和攻击，同时挤命鼓吹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歌颂蒙苏的“伟大友谊”，允许苏联军队驻扎在蒙古。使中双关系也象中苏关系一样，达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
苏共公开信发表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屈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奉行苏联的旨意，在本国内掀起了疯狂的反华浪潮，在舆论上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到1964年7月，世界上已经有六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一时间，中国共产党似乎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前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后有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围攻和指责。中国当时的处境的确是相当艰难的。特别是蒙古这个曾经和中国一度十分友好的国家，更是紧随苏联。泽登巴尔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苏联组织的围攻中共代表的会议上，助了苏联一臂之力。此后，随着中苏分歧的尖锐化和论战的升级，泽登巴尔及蒙古的宣传机构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反华的口气也越来越猖狂。1963年1月，泽登巴尔在一次讲话中，污蔑中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7月，蒙古《真理报》秉承政府旨意，发表了《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的社论，社论中说：“近来，中共领导人在诸如和平并处、战争与和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任务和发展、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斗争，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等切身重要原则问题上奉行着同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截然相背的危险的错误政策。”社论在指责中共的同时，还对中共进行了攻击，说中共“挑起分歧”，其使用的字句之毒，足令天下文人寒心：“某些愚笨的、只啃书本的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共党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正确政策，进行歪曲，颠倒黑白，制造出这些党所没有做过和说过的东西强加给他们，进行直接诬蔑。这些人，恬不知耻对世界共运和工运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以共产党人口中不能说出的话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咒骂。”
1963年，苏美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众所周知，当时世界上拥有核武器和核试验能力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中国正在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工业。很明显，苏美的这个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美苏为保持自己的核垄断地位，对别国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其主要针对的即是中国。曾经有传言，说苏联准备在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核工业时就把建立在我国西北戈壁的核基地摧毁掉。基于这样原因，中国政府当然反对这个条约，于是中共又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蒙古《真理报》发表社论，对该条约的签订，“蒙古人民表示祝贺和赞成”。面对中共，则进行了诬蔑：“中国领导人追随美国和欧州的极端反动分子，借用他们的词藻，全力反对这个条约，粗鲁地诬蔑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和平力量，进行除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仇敌以外在其他任何人嘴里也说不出来的虚伪的诬蔑，用伪善的词藻大喊大叫。这是极其可耻的。是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行为。”同一篇社论中还说：“尽管中共领导人大喊什么我们正要为和平而斗争之类的伪善的话，但是粗鲁地反对采取符合人们的和平利益并得到了他们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具体步骤，用最恶劣的词句攻击和诬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极其卑鄙的丑恶行为，受到蒙古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坚决地遣责和驳斥。”还说：“中国领导人反对该条约，这说明了他们在和平共处方面所说的只不过是夸夸其谈、漂亮的词藻而已。”更有甚者，蒙古报纸竟诬蔑中共和西德、法国勾结，同西方帝国主义一唱一和，共同反对该条约。蒙古《真理报》在《这是谁同谁勾结起来了》的文章中说：“中国领导人直接否定莫斯科条约，他们的行动旨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涣散和平的队伍。正因为如此，使帝国主义者高兴。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同志的纠缠不休的顽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不断滋长，使得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同西方员反动的刽子手结合起来，把他们推到了在复杂的问题方而犯严重错误的可耻的道路上。中国同志和西方狂人（指戴高乐）一唱一和、从他们反对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措施来看，谁同谁勾结在一起，那不是很明显吗？”
“中国领导人唱的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唯一战士，而其行动却是支持竭力想取得核武器以及大量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波恩和巴黎当局的疯狂政策，明里暗里咬牙切齿地咒骂为禁止核试验而斗争的人们。”在和平外交政策和《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问题上，蒙古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攻击和诬蔑，对我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大加指责，并且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与苏联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一唱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大加责难和破坏，处处维护和附和苏联的建议，使中国的外交进入了困难时期。
同时，蒙古政府还极力评蔑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1963年8月，泽登巴尔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攻击我党是“教条主义者”，诬我对苏联进行“没有根据的恶毒指责。”“中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最近所作的宣传活动，都是旨在分裂国际共运的团结，歪曲国际共运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的正确路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现代教条主义者歪曲正在实现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蒙古政府就是这样、在攻击和诬藏中，总忘不了歌颂和吹捧苏联，处处向苏联表功，显示出一副忠诚摸样。
蒙古除了对中共进行空洞的词藻上的咒骂外；还对中共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立，自力更生”的建议、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大肆攻击。因为它脱离了苏联的控制，摆脱了苏联模式、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经济，于是泽登巴尔又迫不及待地充当了攻击中国总路线的急先锋。1963年9月4日、泽登巴尔在莫斯科对记者谈话，就公开攻击我奉行“同社会主义隔绝的、单靠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同时，蒙古报刊煽风点火，大造声势，批评中共的总路线。《真理报》说：“反对国际主义运动总路线”，就其思想内涵来说，是忽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政策活动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所以，在经济上是有害的。政治上是反动的。”“中共的自力更生理论，是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格格不入的，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危险的，在经济上是极为有害的。”就仅仅因为中共不屈从于苏联的指挥棒、就引来了这么多兄弟国家的围攻，显得是多么可笑。有的人自己甘心作了奴仆还不算，还想把天下没有做奴仆的人都拉来同自己一道。他们最恨天下的自由人了。
1963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反华决议，使蒙古的反华言论达到了高潮。这个决议中，蒙党攻击中共妄图在国际共运中“占据领导地位”，“残暴地干涉”兄弟党和别国内政，从而把分歧由党内关系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影响了中蒙关系。决议中说：“中共妄图在国际共运中取得统率地位，尽其所能在全体进步人类面前贬低伟大的列宁党的威望，对世界共运一致公认的先锋队——苏共进行了最卑鄙的诬蔑和攻击……。”并且说中共给国际共运造成了危害：“中共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冒险政策和分裂活动，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运队伍的团结一致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及民族解放革命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个反华决议，竞堂而皇之地摆在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议程上，不过当时却没有分开发表，是秘密通过的。也许是蒙古党和政策的领导人内心也没有底吧。到底是谁破坏了中蒙两国的友好关系，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可世上偏有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的事。蒙古部长会议副主义图·拉格查在庆祝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三周年集会上竟然说：“中国领导人恶化同我国的关系，执行扼杀贸易和经济的政策，给蒙中人民的友谊带来暇疵。”大约他当时喝多了苏联的伏特加酒，难怪他胡言乱语了。
到了1964年4月到7月，中蒙关系更加恶化。蒙古方面单独撕毁了双方签订的各项合同和协定，将中国的援蒙工人全部赶走，并把大批披着“建筑人员”外衣的苏联军队引进蒙古。中蒙关系几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9月，蒙古撤回了驻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总领事，中国也就随即关闭了领事馆。更为可笑的是，泽登巴尔在1966年6月召开的蒙党十五大的报告中，别有用心地攻击中共奉行“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并颠倒是非，反诬我撤走援蒙员工使蒙古建筑部门“缺乏技术人员”。他说：“中国领导人滚到大国沙文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左倾托落茨基主义和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泥潭中，在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蒙古人民革命党还不顾基本事实，捏造、诬蔑中国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中国领导人咬牙切齿地憎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并怀有根本不能实现的逐步加以吞并的野心。只要汉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得以实现，中国领导人是不惜玩弄别国人民的命运的。这好象是他们的愿望，在大小民族的关系上，中国领导人奉行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当时，蒙古在国内大造中国将要入侵的谣言，在全国制造恐怖气氛和反华浪潮。在蒙古人民心中制造对中国人民的憎恨和恐怖。蒙古政府就是利用这种欺骗宣传的手段，愚弄了蒙古的广大人民，同时合法合理地把苏联军队引进了蒙古，请求苏联保护其家园。更有甚者，蒙古竞把中国比作帝国主义看待，他们的报刊和杂志说：“只能这样理解他们（中共），如果需要的话，不仅他们自己独吞，而且为了讨好法国、西德和日本之类的帝国主义，同它们合作分赃也在所不惜。”并且就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人一事，蒙古通讯社发表声明，诬蔑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蒙古有领土欲望：“毛泽东在谈话里直接了当地提出了毫无根据地兼并和扩张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土的欲望。”尽管这些诬蔑和攻击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软弱和苍白无力，可在当时，它却能起到蛊感人心，混淆是非的消极作用，从而引发边界的紧张气氛。
此后，泽登巴尔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诬蔑和攻击有增无减。1973年4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了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泽登巴尔在开幕词中攻击中国，并叫嚷要“不断地揭露X集团对伟大十月革命的祖国——苏联、蒙古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破坏活动。1976年6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十七大，泽登巴尔在会上继续猖狂反华，他在报告中攻击中国“敌视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力量，竭尽全力来破坏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破坏缓和，散布各国之间的猜忌敌视，挑动世界热核的毁灭。”并且诬我和帝国主义勾结。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说中蒙关系时，泽登巴尔说我国“明目张胆地同坚持种族歧视的法西斯集团、顽固的反动势力，以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公开勾结。”对中国的攻击，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蒙古人民革命党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给中国共产党加了许多封号，诸如“现代民族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国际机会主义者”！“分裂主义者’”之类，不一而足。实际上，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空泛的攻击，是蒙古政府为配合苏联而宣扬的俯拾苏联牙慧的陈词滥调，客观上说，蒙古政府只是苏联反华浪潮中的一颗小卒子而已，是苏联政策的附和者和传话筒而已。
蒙古政府除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行了毫无根据地攻击和诬蔑外。还极力讨好苏联，处处迎合苏联的意旨，“言必称苏联”，竭尽吹捧苏联之能事，即使蒙古政府在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国的时候，它也没有忘记用最美好的最动听的语言去歌颂苏联。蒙古的报纸、杂志和它的领导人的讲话中，处处把苏联共产党挂在嘴上，时刻念叨，并且还给苏联共产党的头上套上了极其耀眼的光环，使得其神圣化和不可侵犯了。我们仅摘出一小部分蒙古报刊杂志和其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尽力吹捧的言论，就足以见其表里和耐人寻味了。蒙古报刊不止一次地宣称：“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竭力吹捧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说：“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创新时代的苏共二十大的决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决议，特别是苏共纲领，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是给苏联人民指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的杰出文献。”它又吹捧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堡垒：“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究竟依靠什么力量在同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而向前发展着呢？帝国主义害怕什么力量而不敢发动战争呢？这应该归功于强大的苏联，”真有点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就在蒙古报刊大肆吹嘘苏联为世界和平的可靠堡垒时，却爆发了由苏联引发的“加勒比海危机”，这对蒙古的宣传、无疑是绝大的讽刺。明眼人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了到底是谁在世界各地进行扩张和侵略活动。除了象蒙古这样的“吹鼓手”之外，恐怕没有，也不会有别国的报刊和杂志那样卖力地、不合时宜地称苏联是“和平的可靠堡垒”。而且还不止此，蒙古还把苏联共产党抬到了更高和无法相比的地步，称苏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先锋队”，是一面“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的旗帜”。且不以蒙古人民革命党对苏共俯首为巨，心甘情愿奉苏共为其领导，就是它所说的“公认”，怕也是牵强附会，差强人意，也就是它一家“公认”而已，蒙古政府还极力夸大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以它的明智政策和卓越的战斗活动给人类提供了和平自由和发展进步的可靠前景。”“苏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最多和经过锻炼的一支队伍，它过去是，今后也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共的先锋队。”
蒙古政府还强调蒙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说它“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的政策。”就差没有说是苏联的随声附和者了。在蒙古的各种刊物和领导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所谓的蒙古友谊：“伟大的苏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忠实的良友和可靠的支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劳动人民都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国人民不把自己的命运同苏联结合在一起的话，也就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蒙古国家，也就不能取得象现在这样的成就。”“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了解到，苏联真正尊重弱小国家人民的独立和平等权利，对他们实行着真正友好的兄弟般的政策，并在其发展进步中给予全面的真诚援助和支持。”也不知蒙古政府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出于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在1976年6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七大上，泽登巴尔又重新强调了同苏联的关系，他在报告中称：“过去的五年是蒙苏关系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蒙古同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合作，出现了新的形式，产生了新的内容，从而大大地丰富和扩大了这一合作。”泽登巴尔还极力吹捧苏联对蒙古的援助，称蒙苏合办的额尔敦特钢铁矿是“伟大友谊的象征”，说蒙苏协调国民经济计划是“特别重要的收获。”
在中苏关系紧张和中苏论战中，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坚定不移地站在苏联一边，附合苏联反华，不仅在理论上为苏联拾遗补缺、煽风点火，而且在实践上，让苏联军队进驻蒙古，直接制造了中蒙两国边界的紧张气氛。蒙古紧随苏联，大肆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给两党和两国的关系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裂缝，使中蒙两国的关系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也是那个时代，在那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
蒙古虽然几十年来一贯紧随苏联，从来没有落在东欧国家的后面。然而，苏联这位大哥却没有真正帮助这位弱小而可怜的小兄弟一把。蒙古几十年来，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就象那散布在蒙古高原上缓缓而行的骆驼一样。整个蒙古国家就象一个行动迟缓、反应迟钝的老人一样，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发展变化。自从蒙古独立后，它的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苏联的新的殖民经济在东欧多数国家和蒙古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严重地阻碍了它们经济的发展，尽管苏联在口头上高唱什么经互会各成员国经济将共同高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一致”，要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便“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等高调，但是，事实恰恰和苏联所唱高调相反，苏联的新殖民统治严重摧残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使它们的国民经济处于越来越恶化的状态中，在蒙古，原有的经经济结构遭到破坏，燃料和工业原料严重依赖苏联进口，国内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苏联控制东欧各国和蒙古等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是在“经互会”的幌子下，在“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旗号下实现的。所谓“生产专业化”，其实也就是“生产畸形化”和“生产殖民地化”的代名词而已。在“专业化”的要求下，经互会各成员国都按照实际情况，生产苏联所需要的产品。按照这样的分工，蒙古国家最适合发展畜牧业。所以它也就单纯地发展畜牧业经济，成为苏联的”牧场”。其实，受“专业化”之害的又何止蒙古一国呢，原本工业比较发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已成了苏联的加工厂或附属车间。保加利亚则成了苏联的果菜园，古巴则成了苏联的甘蔗园。这些国家经济的畸型化和殖民化，危害是非常巨大的，由于只搞单一的畜牧业经济，蒙古所需的各种机械设备，就不得不完全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通过对经互会务成员国的经济援助，趁机把许多陈旧商品推销出去，以转嫁苏联国内的经济困难。由于苏联推销给蒙古的机械设备质量低劣，又不附带零配件，经常损坏，给生产上带来巨大损夫，有时因一个重要机件损坏时，影响整个生产，蒙古就不得不用飞机把机件运往苏联修理。因为蒙古国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厂家。苏联是蒙古拖拉机的供应者。然而，从苏联运往蒙古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汽车等，每年都有大批报废而不能使用。苏联还把一些旧机器油漆刷新一下就当作新机器卖给蒙古，甚至把旧轮胎修补后，就当作新轮胎卖给蒙古。这就是苏联口口声声宣称他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关系是什么“国际主义”的“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上”的实质。苏联对蒙古的贸易，有时甚至达到了毫不讲理的地步。1964年，苏联未经蒙古同意就将一批电冰箱运到蒙古，由于蒙古人民并不需要它，所以冰箱根本卖不出去，而蒙古又不敢把冰箱退还给苏联，它不得不用政府的名义买下全部冰箱，而把它们无限期地库存起来。这使得蒙古的资金大量积压，给蒙古的财政也带来极大困难。这就是苏联对蒙古的“大公无私”的帮助。苏联在对蒙古的贸易中，经常搞这种欺骗性的商品交易，蒙古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站在苏联的屋檐下，它怎么能不低头呢？
蒙古本来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苏联为了向蒙古倾销它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在“国际分工”的幌子下，要求蒙古降低和减少石油的生产。因此，蒙古石油生产的下降幅度极为惊人。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前，石油生产几乎持续下降，1960年，蒙古石油的产量为二万八千吨，1965年则下降为一万四千吨，只有1960年的一半，到了1969年，石油产量只有四千五百吨，只相当于1960年的15．7％，减少了84．3％，到了1970年，蒙古按照苏联的要求，已完全停止了石油的生产。与此同时，苏联供应蒙古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却不断增加。如果把1966年苏联供应蒙古的石油数看作100的话，到1969年，则达到了132，1970年以后，由于蒙古已停止生产石油，因此，它所需石油和石油制品也就完全由苏联供应。苏联就是采取这样的手段，让蒙古减少甚至停止生产某些燃料和工业原料，而由它供给。这样就完全控制了蒙古某些部门的生产，并且以此作要挟，使蒙古不得不屈从苏联的压力。你使用了我的石油，就得听我的摆布，这就是那时的苏联希望达到的目的。不仅蒙古深受其害，东欧各国也是这样。匈牙利的汽车工业和造船工业本来都有一定的基础，但根据“生产专业化”的规定，匈牙利被迫停止生产小汽车、普通卡车和一千五百吨以上的船只，连国内对这些产品的需要也只能靠进口来得到满足。匈牙利现在也不再生产拖拉机，而只生产拖拉机的制动件。在“生产专业化”的束缚下，东欧各国和蒙古不能生产一台完整的机器设备，而只能生产某种零部件。这就更加深了对苏联的依附程度。例如，根据苏联同东欧各国签订的合作生产小汽车的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只生产汽化器和汽车零件，保加利亚只生产车身和蓄电池，难怪在保加利亚工人中曾流行过这样的政治笑话：“世界上最长的汽车是哪个国家制造的？”回答是“保加利亚——车身在这里，驾驶盘在莫斯科。”这句话生动地刻画了保加利亚依附于苏联的严重性，同时也隐约可以看出保加利亚工人对苏联的不满情绪。
蒙古的畜牧业自然发达，这也是蒙古唯一能引以骄傲和自豪的。然而，在苏联的掠夺下，蒙古的畜牧业也举步维艰，濒于破产的边缘，在苏联的胁迫和勒索下、蒙古甚至将母畜和幼畜一起赶往苏联，结果。在蒙古的畜牧生产中出现了恶性循环，牲畜头数不断减少，根据蒙古官方公布的资料，蒙古牧畜头数历史上最高水平是1040年的二万六千多头、到1959年，牲畜头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到二万四千多头；1966年继续降低到二万二千多头，到1968年6月时，就只剩下一万八千多头了，比1940年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由于供应苏联大量活牲畜，使得蒙古国内也常感到肉类供应不足，以至于蒙古政府号召人们要多吃野兽肉和蔬莱。
这就是蒙古紧随苏联的严重后果，这使得蒙古国内中活水平下降，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政治生活也得不到正常健康地发展，而且蒙古国内物价飞涨，人们怨声载道。然而，那时的蒙古领导人却仍然执迷不悟，仍然紧紧围绕着苏联的指挥樟转。蒙古为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加紧推广苏联的“新经济体制”和“先进经验”。它的计划规定，在本五年计划内：“基本完成新的计划体制和新的经济刺激体制”，“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济领域，政策、意识形态工作，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行联更加紧密地接近，这是加速蒙古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七大的报告中说：“以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接近的主要任务为依据，经常就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同苏联的计划机构和务部门进行协商。深人协调自己的计划，密切协商一体化和其他共同措施，通过文件途径在计划工作领域中用一切方法加深和扩大同苏联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蒙古同苏联的附庸关系，由此得到完全的显示。蒙古给自己国家的发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苏联这位庞大的巨人，一直压迫得蒙古喘不过气米，这和七百年前的情形正好相反。当时的蒙古盛极一时，蒙古铁骑，日行数万里，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俄罗斯俯首称臣，欧罗巴惊慌失措。都已经成为历史。蒙古人现在只有凭记忆来回想当年的荣耀了。而对被自己统治了近三百年的昔日的俄罗斯人，今日却受它奴役和欺骗的苏联人，蒙古民族除了摇头叹息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现在自以为找到了新的靠山。谁知却是与虎为伴，自投罗网，把整个国家送进了灾难的深渊。蒙古酿造的这杯苦酒，的确够蒙古人民喝几代的，直到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位巨人消失，亦或另一位成吉思汗出现。
第三节 在中苏之间
l.反目的巨人
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广袤大地上建立起来，它使世界为之一惊。三十二年后，又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巨人在东方站立起来了，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还在天安门城楼上空回荡时，他却乘上了抵达莫斯科的火车，对苏联老大哥进行了正式访问。斯大林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接待了这位他曾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两双曾令世界震惊的巨手握到了一起。《中苏友好国际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个社会主义的巨人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苏联答应在经济上援助中国，政治上支持中国，当时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是老大哥，中国位居第二，朝鲜居第三，蒙古居末。中苏两国度过了一段兄弟般的美好时光。那时、中苏的友好关系令社会主义阵营欣慰，令资本主义阵营眼热得咬牙切齿。岂料斯大林逝世后，风云突变，中苏在评价这位伟人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亲如兄弟的两国关系出现了难以痊合的裂缝。斯大林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判，说要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那样认为，毛泽东大手一挥说：“我看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可以三七开嘛。功劳占七成、错误占三成，功大于过嘛。”对此，苏联新领导集团很为不悦。中国共产党还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报告会造成苏联共产党内思想混乱和国际共运内部的混乱局面，从而使帝国主义有机可乘，破坏了国际共运的团结和打击了共产党的威信，还会引起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和政治上的不稳定。于是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把中共的观点公布于世。中共还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可以不经过武装斗争，就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策略。苏共二十大是中苏分歧的开始，它给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1958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反攻大陆的趋势，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中国驻福建的边防军则向驻守在金门和马祖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炮击。当时，苏联支持中国，苏联政府一再发表声明：“针对英国侵略性的报复封锁……苏联不会无动于衷，决不会袖手旁观。”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声明：“对我国伟大的盟友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而美国则支持台湾政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这件事情上（指台湾海峡形势），美国迫不得已时不会回避使用武力。”世界大战大有在台湾海峡暴发之势。赫鲁晓夫对此口头上虽较强硬，但内心实是很惧怕美国的，他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估计过高，于是就向毛泽东建议苏联和中国共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苏中联合舰队，以对付美国和台湾。但当时，中国大陆的空军力量薄弱，根本没有组成联合舰队的可能，而且还牵涉到中国的主权问题，所以这个建议被毛泽东愤怒地拒绝了。从此，中苏关系逐渐走向恶化。1959年8月，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了由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侵犯中国西藏，因而和中国边防军发生冲突的流血事件。9月，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在这次冲突事件中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布加勒斯特会议，给中苏关系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会议结束后，中共代表面发表声明：声明中指责赫鲁晓夫破坏协商一致原则。这是中共首次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恼羞成怒，背信弃义，于1960年7月决定在上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的一千五百名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撕毁中苏间的有关合同和协议。从此，中苏论战急剧升级。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越来越大。1962—1963年的一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一千余篇攻击中共的文章。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内部掀起了反华浪潮。苏共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展开宣传，从小学低年级只认得几个字的小学生，到一切学校，一切机关，工厂矿区，不管人们懂不懂，所有的苏联人，统统都被强制阅读这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对这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间，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使中苏论战达到高潮。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中共拒绝派代表团出席，两党关系由此断绝。此后，两党关系的紧张转为两国关系的紧张，苏联不断向中苏边境增兵。除布下百万大军外，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部署了针对中国的导弹部队。1969年3月，苏军乘坐装甲车和汽车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双方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由此，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苏分歧是必然的，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从历史上看，苏联政府虽然在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革深刻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那是微不足道的。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和苏共奉行的主张有明显的不同。五十年代初，由于相互的需要，中苏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那暗中的分歧却是存在的，只要有了土壤，它就会滋长。从个人角度来看，尼基塔·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人的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他们之间不能进行一般建立正常的政治同盟所要求的协商、妥协和合作。伟人们固有的个人行为也使正常的政治分歧变为相互的敌意。两位共产党巨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内，对谁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全世界里他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更大影响而展开了竞争。毛泽东自然不甘永远受制于人，他要和别的领导人一比高低，于是问题关系由亲密走向对抗，最后竞发展到武装冲实的严重局面。
2．中蒙关系的“蜜月”
1949年IO月6日，即中华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仅6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就发表声明，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为10天后，即1949年10月16日，和新中国达立了外交关系。中蒙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调并建立了的善邻关系。蒙古方面认为，“从今……在我国两国人民的善邻关系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蒙古政府深信，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将会为我们两国人民这个福，为了以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堡垒——伟大的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的巩固而发展。”蒙古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了庄诞触合作。1952年，中国和蒙古的贸易，与1947年相比，面粉增笔不30％，小米增加了42％、烟草增加了47％。同时，蒙古对中国的当口也有所增加。1955年4月，中蒙签订了《关于派遣中国员工到蒙古帮助建设的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派遣了大约六千名援蒙人员帮助蒙古在乌兰巴托市建筑了许多现代化的住宅，修建了宽阔坚固的街通、修筑了长这三百七十米的跨线桥。改变了乌兰巴托市街道狭小、弯曲，交通不便的面貌。对中国援工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蒙古政府当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56年8月，中国政府根据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向蒙古提供无偿资助一千七百万美元，帮助蒙古建设十七个项目。1960年5月，中蒙之间又签定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及《中国给予蒙古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又无偿给予蒙古贷款二千二百万美元。如果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当时中国国内自身面临的严重困难的话、就会更加理解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了。9月，中国又根据协定，向蒙古派遣了第二批援蒙人员。前后两次，中国共向蒙古派出了两万多名专家和工人，他们在蒙古高原上忘我地工作着，帮助蒙古建立了火柴厂、砖厂、水泥厂、本材加工厂、修建了沥青公路、现代化桥梁、运动场、体育馆、三十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住宅等。这段时间，是中蒙关系史上值得那个时代的人们永远回忆和留恋的美好时光。中国对蒙古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且中方援助蒙古所建设的项目，完全是蒙古发展民族经济的急需的一些生产部门。因此，这才真正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其实中国共产党援助别国，向来是不需要回报的。我国一向遵循“施恩不图报”的传统美德、无私地帮助朝鲜、越南抗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入侵。又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又非常无私地援助了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而蒙古，只不过是接受中国援助的众多国家中的一员而已。
3．反华的急先锋
但是、中苏关系紧张后，蒙古政府就忘掉了中国对它的援助，以怨报德，把中蒙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笔抹杀，对中国援蒙人员的贡献视而不见，竞把他们全部驱起出境。蒙方领导人纳·沙格达尔甚至还说：“一万八千名中国工人在我国工作的九年期间，对于我国工人建筑技术方面，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中国同志在教蒙古工人时表现出的为难态度，认为带徒弟会减少自己的工资收入……。中国干部们对蒙古工人抱着这样冷淡的态度，而他们的上级人员还得意洋洋地说，中国工人在蒙工作期间，是根据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为蒙中团结做出了贡献，这表明中国同志的言行是多么不一致。”这和中苏关系，中蒙关系没有恶化前时对中国工人的评价，简直判如天壤。特别是泽登巴尔上台后，追随苏联，猖狂反华，完全破坏了两党和两国关系。在中苏大论战中，蒙古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行了大肆攻击，有些言辞的激烈和尖刻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主要论战对手苏联。
中苏分歧公开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除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外，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支持或倾向于苏联共产党。自从苏联共产党的公开信发表后，夹在中苏两大国之间的蒙古，更是积极依附苏联，在报上发表了数千篇反华文章，配合苏联反华。蒙古《真理报》及其他报刊杂志，在中苏分歧中，公开站在苏联一边，拼命开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诬蔑和攻击，同时挤命鼓吹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歌颂蒙苏的“伟大友谊”，允许苏联军队驻扎在蒙古。使中双关系也象中苏关系一样，达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
苏共公开信发表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屈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奉行苏联的旨意，在本国内掀起了疯狂的反华浪潮，在舆论上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到1964年7月，世界上已经有六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一时间，中国共产党似乎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前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后有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围攻和指责。中国当时的处境的确是相当艰难的。特别是蒙古这个曾经和中国一度十分友好的国家，更是紧随苏联。泽登巴尔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苏联组织的围攻中共代表的会议上，助了苏联一臂之力。此后，随着中苏分歧的尖锐化和论战的升级，泽登巴尔及蒙古的宣传机构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反华的口气也越来越猖狂。1963年1月，泽登巴尔在一次讲话中，污蔑中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7月，蒙古《真理报》秉承政府旨意，发表了《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的社论，社论中说：“近来，中共领导人在诸如和平并处、战争与和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任务和发展、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斗争，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等切身重要原则问题上奉行着同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截然相背的危险的错误政策。”社论在指责中共的同时，还对中共进行了攻击，说中共“挑起分歧”，其使用的字句之毒，足令天下文人寒心：“某些愚笨的、只啃书本的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共党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正确政策，进行歪曲，颠倒黑白，制造出这些党所没有做过和说过的东西强加给他们，进行直接诬蔑。这些人，恬不知耻对世界共运和工运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以共产党人口中不能说出的话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咒骂。”
1963年，苏美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众所周知，当时世界上拥有核武器和核试验能力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中国正在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工业。很明显，苏美的这个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美苏为保持自己的核垄断地位，对别国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其主要针对的即是中国。曾经有传言，说苏联准备在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核工业时就把建立在我国西北戈壁的核基地摧毁掉。基于这样原因，中国政府当然反对这个条约，于是中共又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蒙古《真理报》发表社论，对该条约的签订，“蒙古人民表示祝贺和赞成”。面对中共，则进行了诬蔑：“中国领导人追随美国和欧州的极端反动分子，借用他们的词藻，全力反对这个条约，粗鲁地诬蔑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和平力量，进行除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仇敌以外在其他任何人嘴里也说不出来的虚伪的诬蔑，用伪善的词藻大喊大叫。这是极其可耻的。是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行为。”同一篇社论中还说：“尽管中共领导人大喊什么我们正要为和平而斗争之类的伪善的话，但是粗鲁地反对采取符合人们的和平利益并得到了他们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具体步骤，用最恶劣的词句攻击和诬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极其卑鄙的丑恶行为，受到蒙古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坚决地遣责和驳斥。”还说：“中国领导人反对该条约，这说明了他们在和平共处方面所说的只不过是夸夸其谈、漂亮的词藻而已。”更有甚者，蒙古报纸竟诬蔑中共和西德、法国勾结，同西方帝国主义一唱一和，共同反对该条约。蒙古《真理报》在《这是谁同谁勾结起来了》的文章中说：“中国领导人直接否定莫斯科条约，他们的行动旨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涣散和平的队伍。正因为如此，使帝国主义者高兴。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同志的纠缠不休的顽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不断滋长，使得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同西方员反动的刽子手结合起来，把他们推到了在复杂的问题方而犯严重错误的可耻的道路上。中国同志和西方狂人（指戴高乐）一唱一和、从他们反对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措施来看，谁同谁勾结在一起，那不是很明显吗？”
“中国领导人唱的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唯一战士，而其行动却是支持竭力想取得核武器以及大量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波恩和巴黎当局的疯狂政策，明里暗里咬牙切齿地咒骂为禁止核试验而斗争的人们。”在和平外交政策和《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问题上，蒙古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攻击和诬蔑，对我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大加指责，并且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与苏联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一唱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大加责难和破坏，处处维护和附和苏联的建议，使中国的外交进入了困难时期。
同时，蒙古政府还极力评蔑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1963年8月，泽登巴尔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攻击我党是“教条主义者”，诬我对苏联进行“没有根据的恶毒指责。”“中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最近所作的宣传活动，都是旨在分裂国际共运的团结，歪曲国际共运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的正确路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现代教条主义者歪曲正在实现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蒙古政府就是这样、在攻击和诬藏中，总忘不了歌颂和吹捧苏联，处处向苏联表功，显示出一副忠诚摸样。
蒙古除了对中共进行空洞的词藻上的咒骂外；还对中共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立，自力更生”的建议、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大肆攻击。因为它脱离了苏联的控制，摆脱了苏联模式、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经济，于是泽登巴尔又迫不及待地充当了攻击中国总路线的急先锋。1963年9月4日、泽登巴尔在莫斯科对记者谈话，就公开攻击我奉行“同社会主义隔绝的、单靠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同时，蒙古报刊煽风点火，大造声势，批评中共的总路线。《真理报》说：“反对国际主义运动总路线”，就其思想内涵来说，是忽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政策活动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所以，在经济上是有害的。政治上是反动的。”“中共的自力更生理论，是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格格不入的，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危险的，在经济上是极为有害的。”就仅仅因为中共不屈从于苏联的指挥棒、就引来了这么多兄弟国家的围攻，显得是多么可笑。有的人自己甘心作了奴仆还不算，还想把天下没有做奴仆的人都拉来同自己一道。他们最恨天下的自由人了。
1963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反华决议，使蒙古的反华言论达到了高潮。这个决议中，蒙党攻击中共妄图在国际共运中“占据领导地位”，“残暴地干涉”兄弟党和别国内政，从而把分歧由党内关系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影响了中蒙关系。决议中说：“中共妄图在国际共运中取得统率地位，尽其所能在全体进步人类面前贬低伟大的列宁党的威望，对世界共运一致公认的先锋队——苏共进行了最卑鄙的诬蔑和攻击……。”并且说中共给国际共运造成了危害：“中共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冒险政策和分裂活动，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运队伍的团结一致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及民族解放革命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个反华决议，竞堂而皇之地摆在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议程上，不过当时却没有分开发表，是秘密通过的。也许是蒙古党和政策的领导人内心也没有底吧。到底是谁破坏了中蒙两国的友好关系，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可世上偏有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的事。蒙古部长会议副主义图·拉格查在庆祝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三周年集会上竟然说：“中国领导人恶化同我国的关系，执行扼杀贸易和经济的政策，给蒙中人民的友谊带来暇疵。”大约他当时喝多了苏联的伏特加酒，难怪他胡言乱语了。
到了1964年4月到7月，中蒙关系更加恶化。蒙古方面单独撕毁了双方签订的各项合同和协定，将中国的援蒙工人全部赶走，并把大批披着“建筑人员”外衣的苏联军队引进蒙古。中蒙关系几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9月，蒙古撤回了驻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总领事，中国也就随即关闭了领事馆。更为可笑的是，泽登巴尔在1966年6月召开的蒙党十五大的报告中，别有用心地攻击中共奉行“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并颠倒是非，反诬我撤走援蒙员工使蒙古建筑部门“缺乏技术人员”。他说：“中国领导人滚到大国沙文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左倾托落茨基主义和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泥潭中，在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蒙古人民革命党还不顾基本事实，捏造、诬蔑中国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中国领导人咬牙切齿地憎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并怀有根本不能实现的逐步加以吞并的野心。只要汉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得以实现，中国领导人是不惜玩弄别国人民的命运的。这好象是他们的愿望，在大小民族的关系上，中国领导人奉行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当时，蒙古在国内大造中国将要入侵的谣言，在全国制造恐怖气氛和反华浪潮。在蒙古人民心中制造对中国人民的憎恨和恐怖。蒙古政府就是利用这种欺骗宣传的手段，愚弄了蒙古的广大人民，同时合法合理地把苏联军队引进了蒙古，请求苏联保护其家园。更有甚者，蒙古竞把中国比作帝国主义看待，他们的报刊和杂志说：“只能这样理解他们（中共），如果需要的话，不仅他们自己独吞，而且为了讨好法国、西德和日本之类的帝国主义，同它们合作分赃也在所不惜。”并且就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人一事，蒙古通讯社发表声明，诬蔑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蒙古有领土欲望：“毛泽东在谈话里直接了当地提出了毫无根据地兼并和扩张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土的欲望。”尽管这些诬蔑和攻击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软弱和苍白无力，可在当时，它却能起到蛊感人心，混淆是非的消极作用，从而引发边界的紧张气氛。
此后，泽登巴尔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诬蔑和攻击有增无减。1973年4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了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泽登巴尔在开幕词中攻击中国，并叫嚷要“不断地揭露X集团对伟大十月革命的祖国——苏联、蒙古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破坏活动。1976年6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十七大，泽登巴尔在会上继续猖狂反华，他在报告中攻击中国“敌视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力量，竭尽全力来破坏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破坏缓和，散布各国之间的猜忌敌视，挑动世界热核的毁灭。”并且诬我和帝国主义勾结。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说中蒙关系时，泽登巴尔说我国“明目张胆地同坚持种族歧视的法西斯集团、顽固的反动势力，以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公开勾结。”对中国的攻击，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蒙古人民革命党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给中国共产党加了许多封号，诸如“现代民族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国际机会主义者”！“分裂主义者’”之类，不一而足。实际上，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空泛的攻击，是蒙古政府为配合苏联而宣扬的俯拾苏联牙慧的陈词滥调，客观上说，蒙古政府只是苏联反华浪潮中的一颗小卒子而已，是苏联政策的附和者和传话筒而已。
蒙古政府除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行了毫无根据地攻击和诬蔑外。还极力讨好苏联，处处迎合苏联的意旨，“言必称苏联”，竭尽吹捧苏联之能事，即使蒙古政府在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国的时候，它也没有忘记用最美好的最动听的语言去歌颂苏联。蒙古的报纸、杂志和它的领导人的讲话中，处处把苏联共产党挂在嘴上，时刻念叨，并且还给苏联共产党的头上套上了极其耀眼的光环，使得其神圣化和不可侵犯了。我们仅摘出一小部分蒙古报刊杂志和其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尽力吹捧的言论，就足以见其表里和耐人寻味了。蒙古报刊不止一次地宣称：“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竭力吹捧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说：“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创新时代的苏共二十大的决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决议，特别是苏共纲领，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是给苏联人民指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的杰出文献。”它又吹捧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堡垒：“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究竟依靠什么力量在同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而向前发展着呢？帝国主义害怕什么力量而不敢发动战争呢？这应该归功于强大的苏联，”真有点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就在蒙古报刊大肆吹嘘苏联为世界和平的可靠堡垒时，却爆发了由苏联引发的“加勒比海危机”，这对蒙古的宣传、无疑是绝大的讽刺。明眼人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了到底是谁在世界各地进行扩张和侵略活动。除了象蒙古这样的“吹鼓手”之外，恐怕没有，也不会有别国的报刊和杂志那样卖力地、不合时宜地称苏联是“和平的可靠堡垒”。而且还不止此，蒙古还把苏联共产党抬到了更高和无法相比的地步，称苏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先锋队”，是一面“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的旗帜”。且不以蒙古人民革命党对苏共俯首为巨，心甘情愿奉苏共为其领导，就是它所说的“公认”，怕也是牵强附会，差强人意，也就是它一家“公认”而已，蒙古政府还极力夸大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以它的明智政策和卓越的战斗活动给人类提供了和平自由和发展进步的可靠前景。”“苏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最多和经过锻炼的一支队伍，它过去是，今后也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共的先锋队。”
蒙古政府还强调蒙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说它“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的政策。”就差没有说是苏联的随声附和者了。在蒙古的各种刊物和领导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所谓的蒙古友谊：“伟大的苏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忠实的良友和可靠的支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劳动人民都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国人民不把自己的命运同苏联结合在一起的话，也就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蒙古国家，也就不能取得象现在这样的成就。”“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了解到，苏联真正尊重弱小国家人民的独立和平等权利，对他们实行着真正友好的兄弟般的政策，并在其发展进步中给予全面的真诚援助和支持。”也不知蒙古政府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出于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在1976年6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七大上，泽登巴尔又重新强调了同苏联的关系，他在报告中称：“过去的五年是蒙苏关系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蒙古同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合作，出现了新的形式，产生了新的内容，从而大大地丰富和扩大了这一合作。”泽登巴尔还极力吹捧苏联对蒙古的援助，称蒙苏合办的额尔敦特钢铁矿是“伟大友谊的象征”，说蒙苏协调国民经济计划是“特别重要的收获。”
在中苏关系紧张和中苏论战中，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坚定不移地站在苏联一边，附合苏联反华，不仅在理论上为苏联拾遗补缺、煽风点火，而且在实践上，让苏联军队进驻蒙古，直接制造了中蒙两国边界的紧张气氛。蒙古紧随苏联，大肆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给两党和两国的关系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裂缝，使中蒙两国的关系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也是那个时代，在那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