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转型的最大公约数
黄根宝
2016年4月16日
2013年，秦永敏先生提出了“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政治主张。我今天想讲一下，什么是和平转型？为什么要和平转型？以及其可行性在哪里？
当然，我们不排斥其他任何主张。我们只与具有共同理念和追求的朋友合作，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
和平转型，也就是当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朝野共识，是当今中国的最大公约数。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局会放松对自由派的打压。正如蒋经国一样，他们要主导改革的节奏与力度，从而奠定他们的历史地位。但如果自由派彻底失去话语权，社会没有了反对的声音和倒逼的力量，这些温和的、可接受的“敌人”都抓完了，他们也将失去改革的动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过程。他们也应该是清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可因一时的进展而喜，更不可因一时的挫折而悲。一切顺应历史的潮流，乐观向前，方是上策。当然了，更不可以为反正和平转型会来，我们坐等就可以了……没有抗争，就不会有进步。你不努力，她迟迟不来，或就不会来，天上是掉不下来馅儿饼的。
一、什么是和平转型？
秦永敏的宗旨，就是《和平宪章》的宗旨：“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也就是说，我们认为，1．两斗皆仇，两和皆有，从政治大局说，必须实现全民和解，首先是官民和解，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大动荡、大流血，这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好处。2．我们认为，只有建立起全面的人权保障体系，所有中国人才能摆脱被奴役、被欺压、被代表的恐惧，也才可能和平转型。3．我们作为战略性民主人权团队，主张和当局之间进行理性对话，希望都给对方留下适当的回旋余地，只有这样，才可能慢慢形成一种能导向法治之下的政治多元化的社会磨合。4．我们主张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虽然能否和平转型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善意，但是，为了全民福祉，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做百倍的努力。团队的目标，是通过确立全面的人权保障体系，来为实现和平转型提供基本条件。人权保障体系，由强大的民间人权力量、人权法案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政府对民间人权力量合法性的认可和对人权法案的基本尊重组成的。
二、为什么要和平转型？
不转型，可不可以？毫无疑问，答案当然是NO。当今之中国，污水横流，毒食遍地，假货横行，官场严重腐化……问题重重，积重难返，这一切都是几十年来一党独裁统治的恶果！他们当年说国民党“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确实如此啊！可以这样说，现在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转型已经不可避免。而转型有两种，一为血腥暴力转型，二为和平转型。而后者是在转型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无沦朝野，还是左右，均能接受的最佳的、妥协性方法。为了避免社会大动荡、大流血，让暴力革命不再来，我们提出了和平转型的政治主张，也希望全社会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以达成社会共识，向好的方向前进。
三、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在哪里？
和平转型，已经是当今中国最有可能实现的目标！这一切也可以说归功于邓小平等推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今天的和平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极好的物质条件与基础。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呈现强弩之末之势。经济市场化，必然导致政治民主化。到如今可以说已经瓜熟蒂落，和平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当然了，也有人反对我的这种观点，说他们会死命保党的。我先不反驳你，只问问你一个国企的老总，在企业快不行的时候会怎么做？会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保企业吗？这个企业是他的吗？恐怕大部分人都会说，能撑一天是一天，能捞就捞点，随时准备拍屁股走路，为自己准备好后路吧！再说了，就是干好了，也就那么几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调走了、下台了呢？而对于当政者来说，不也一样吗，我最多干两届，犯得着把命都压上吗？！也正是这个理由，突尼斯的总统跑路了，穆巴拉克让位了，蒋经国退让了，苏东巨变了，韩国的全斗焕、卢泰愚不再镇压，还政于民了！没人会愿意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就如大清的谢幕一样。但这不是他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在压力之下作出理性选择的问题。其实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上述分析，甚至包括我们团队在内的很多人，都固执地认为ZG是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那既然如此，那你还坚持什么和平转型啊？又与谁官民和解呢？！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这只是临界点还没到而已。当然了，这个点谁也无法去准确预测，也不用去预测，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可以了，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我想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
1．民间宗教兴起，是人民欲突破信仰自由、宗教自由限制的体现。一元化的信仰体系，已经被消解；人民的思想，已经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再加上互联网的发展，让新闻自由早就突破了官方传媒的防线，传统官媒的没落是必然趋势。可以说当今中国的年轻人，没有几个看央视节目的。官媒的宣传说教，早已经呈现破产之势，无力回天。
2．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体制内有毛邓，不也有胡赵吗？邓虽然未能完成他的改革，但一言九鼎，定下了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规矩。中共是一个有着民主基因的党，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早期的观点以及四十年代的文章（详见《历史的先声》一书），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中共1946《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虽然不是最终纲领，但比最终纲领更能体现自由、民主的精神！中共也曾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政党。有人说这是做样子的，我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曾经还是有民主思维的，而且还是他们当时的领导人、最高负责人提出来的，我们现在请他们兑现就是了。如今，中共党内选举已经呈现出英国“贵族民主”特征——上议院。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更呈现出早期英国下院特征，是资本家的舞台。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总之，早期资本主义模式，已是相当明显。人民大会堂里坐满了“资本家”，谁说和平转型不可能？披着个“社会主义“的马夹，你就不认识了吗？
3．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与专制为伍，成为专制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在20世纪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没有之一，大家有目共睹；但其在西北欧与民主结合，所创造的福利国家模式，同样是全世界所艳羨的！我仍然相信，马克思的思想仍有市场。鉴于此，我对中共依然保持信心，向社会党转变，应是其发展方向。
4．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改良空间，本来就具备三权分立的形式。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在三权之上有一个“太上皇”——中共。所以在当前最有可能的就是，把假戏真做！将三权分立由形式变成实质性的东西。处于历史困境之中的中共会顺应历史潮流，作出历史性的选择和妥协的。在内外压力之下，这个临界点终将来临。
5．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在革命与改革（改良）的交互作用下展开的。大家都知道法国大革命的果实是被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最激进力量雅各宾派窃取，俄国革命同样为最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中国亦如此，在苏俄的干预之下，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这就是革命的宿命。革命并未带来民主，而是更严酷的专制。(法国革命有拿破仑，中国有蒋介石，都为外国干预而失败。)自此中国革命的阶段业已完成，改革（改良）时代来临。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邓小平等推动的中国改革，在一波一波中向前推进。虽然至今还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但和平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的临界点已经悄然来临。这一点，不管是当局，还在民间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也是我以为和平转型，是最大公约数的根本原因，这是历史规律使然。秦永敏老师提出的和平转型主张，恰逢其时！
2016.4.16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