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录--探索真实的毛泽东
（上）
第七章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激化进程
打下了毛刘分歧的楔子
附3： “七千人大会”上的三种声音
在高文谦著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七千人大会”上诸常委的发言，特别是对刘、林、周三位的发
言，有一段非常精辟、直截了当的分析，也可以说是击中要害的剖析，现转录于后。
“当时会上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和讲话，强调对当前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
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反对套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掩盖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并借用湖
南农民之口，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碍于毛泽东的面子，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不便直接表态，只是含
糊其辞，说不急于作结论，等五年、十年以后再说。而刘的头号大将彭真则直言不讳，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
指名道姓地点毛的名，指毛本人应对1958年刮共产风等问题负责……。
“二是林彪在大会上独树一帜的发言。他离开会议的主题，给正处于困难之中的毛泽东捧场帮腔，大谈毛的
历史功绩，说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
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
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缘故。
“毛对林彪与众不同的发言大为赞赏，不仅当场带头鼓掌，而且让林彪把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发给党内各级
干部学习，并亲笔批示：
‘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还私下里考问大将罗瑞卿能不能讲出这样有分量
的讲话来。
“三是周恩来的发言，虽然也谈困难形势和调整，但只涉及经济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就事论可，绝不言及其他，并代表国务院对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表示：这是我的账，要交代。
“大概是已经觉察出毛、刘之间的成见日深，已有某种不祥之兆，他还特意在会上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问题，说：
‘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
做实事，收实效。’
这一番话既道出了周恩来心中的隐忧，也显示出他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为人。
“应该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
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
“毛泽东对林彪给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视为在政治上斗倒刘少奇的头号盟友，同时也注意到了周恩
来在态度上与刘少奇的差别。这让毛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毛看来，在与刘的摊牌问题上，仅仅与林彪结成联
盟是不够的，还必须争取周的支持，至少是使其保持中立。原因在于周这类在党内中间派的倾向攸关政治力量的
对比，这和当年扳倒王明、博古时的情形有相似之处。眼下毛对周在政治上两边都不得罪的作法虽不大满意，但
他不会和刘少奇联手，因此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刘一个人了。
编者的话：
作者的上述分析是符合实情的，后来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是采取“联林、拉周、倒刘”的斗争策略。从中
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愧是玩弄政治权术的老手。
（四） 毛、刘分歧之一
——关于形势分析，兼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要害
关于形势分析，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面对再严峻、再恶劣的形势，毛泽东总习惯于按这一“模式”去套用。这样，犯再严重的错误、出现再大的灾难，饿死人再多（饿死４千万人，对毛泽东来说无动于衷，对人民死活历来如此），所有这些统统不过是“一个指头”，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十年浩劫”期间，不说政治上“人妖颠倒”，经济上再次濒临崩溃边缘，毛泽东还是说“形势大好，一年比一年好”，美其名曰“到处莺歌燕舞”。你说这是“阿Ｑ精神”。当然不是，“伟大领袖”怎么会当“阿Ｑ”呢？究其原因，“当代秦始皇”一言九鼎，使然也！在“皇上”面前，谁敢说一个“不”字。可现在刘少奇竟敢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向毛泽东提出“挑战”！
少奇同志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对他的书面报告进行了解释并回答了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前面临的形势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分析才符合客观实际？
少奇同志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讲：
“现在到了该刹车的时候了，要不就散架了！”
接着少奇同志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与毛泽东“一九开”公式相对抗的著名公式。他讲的第一个“三七开”是指我党在工作中的错误与成绩。他说：
“不能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套话来概括四年（1958—1962）工作中的成绩与错误的关系。这四年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就全国总的情况看，三七开比较合乎实际。成绩是七分，不是九分；缺点错误是三分，不是一分。这样实事求是的估计，广大干部群众才心服。这两年大家饿肚子，心里都有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来掩盖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翻箱倒柜，统统倒出来。否则，人们不会服气。”
“有些地方，也许做得特别差，错误犯得特别多，恐怕连三七开也打不住，甚至可能是倒三七开。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对形势分析，少奇同志讲得很透彻，不留余地；也讲得很尖锐，直指毛泽东的要害——“掩盖工作中严重错误”。对这些话，毛泽东听了大为震怒；但广大干部、群众则大为振奋，少奇同志讲出了他们积郁在心底而不敢讲的话。痛快、过瘾、淋漓尽致。
但是，令毛泽东更为恼火的是第二个“三七开”。少奇同志讲得还未尽兴，接着他又讲了另一个“三七开”。他说：
“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也是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是他在农村调查时听一位老乡讲的。他在农村蹲点４0多天，痛感“风马牛”干部恶劣作风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而大批这样干部之所以养成惯于“刮风、拍马、吹牛”的作风，恰恰是上边压出来的。因此，少奇同志完全接受那位老乡的批判意见，并且代表党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出了这样精辟透彻、入木三分，而又击中要害的论断。所谓“人祸”，究竟从哪儿来？谁都清楚。当然决不会从以彭总为代表的“右倾分子”那儿来。相反，正是由于一股劲儿“反右倾”，“左”的思潮泛滥成灾，越来越离奇。从根子上讲，“人祸”即源于此。“始作俑者”，毛泽东耶！对此，毛泽东记忆犹新。在两年多前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就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矣。我无后矣……”。而这次刘少奇讲的话，比彭德怀尖锐、严厉、深刻，而又直截了当、不留余地。如果说第一个“三七开”是直接纠正与批评他的“一九开”，这已经是够胆大的；那末第二个“三七开”中的“七分人祸”，再加上所谓下面的“风马牛”干部作风又是上面压出来的。毛泽东心里明白：刘少奇不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骂”我毛泽东吗？两个“三七开”的要害，尽在其中矣！
可是，刘少奇关于两个“三七开”与“七分人祸”的论断，是深得党心、民心，在会上一片欢腾雀跃。这一场面，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吞下这一苦果。
为什么说这次毛泽东真切地赏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挨骂”的滋味呢？不妨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两个情节。一次是1956年6月送审的那篇题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防止‘左’倾冒险》的《人民日报》社论清样，毛泽东只写了“不看了”三个字。事后毛说：“这篇社论是骂我的”。你看！仅仅在反右防“左”这一完整、全面的提法中，片面的挑出“防‘左’”一词，大做文章。毛泽东连这一点都不能容忍，认为是在“骂”他。另一次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彭总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了一些较为直率的意见，毛泽东也忍受不了，说彭德怀“骂了我20天的娘！”在毛泽东的“词典”里，这个“骂”字是有特定涵义的，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如果把那两次的“骂”，跟刘少奇的所谓“上边逼出来”的“七分人祸”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刘少奇的“骂”，才有分量、才有水平。
毛泽东的处世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少奇他也许不清楚：灭顶之灾，为期不远？
附：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叶永烈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一节题为《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专门论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内容，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现转述于后，作为本文的补充，从而使这部分史实更加充实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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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千人大会’上，发生戏剧性的转折，是在刘少奇的即席讲话。
“据吴冷西回忆：‘少奇同志的报告稿在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通过以后，毛主席建议：这个报告，几易其稿，多次讨论，大家都很熟悉，不必再照本宣科了，可作为书面报告印发，另由少奇同志在大会上作补充说明和解释。少奇同志当天亲自通宵草拟了一个讲话提纲。第二天在开大会前，他把提纲交给毛主席看，毛看后就一页一页地传给其他常委看。’”（见吴冷西《实事求是的榜样》）
“毛泽东随即主持开会，宣布由刘少奇讲话。这就是对中国的政局发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吴冷西说：‘少奇同志素以观点的鲜明性和尖锐性著称，他在讨论问题时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且力求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少奇同志也素以论证充分、逻辑性强见长。他的谈话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人心悦诚服，即使你不完全同意，也难以辩驳。这些特色，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充分地显示以来了。’”
“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编者注：内容从略，下同；见该书403—410页。正如吴冷西所说的，他的观点鲜明、尖锐，说服力强，这样的讲话在当代中国官场上是极其罕见的，值得一读。为醒目起见，序号和小标题后的说明，是编者加上去的。）
一、关于对形势的估计：“出现一个大的马鞍形”
二、关于造成经济严重困扰的原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三、关于“缺点与成绩三七开问题：批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说法。
四、关于“三面红旗”的评价：现在不取消，十年后再说。
五、批评“大跃进”以来的一些口号：批评《人民日报》导向的错误，要认真清理纠正。
六、关于彭德怀问题：“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我们动不动就给自己的同志扣上反党大帽子，其实人家只是对某一个具体领导有意见。反对某一个人怎么说就是反党呢？你反对毛主席，也只是反对毛主席个人嘛！”“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件，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
“从当时情况来说，刘少奇的讲话是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显得更加深刻和透彻，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刘少奇的讲话代表了中共党内的正确路线和健康、进步的力量。”
“不论是无意或有意，刘少奇讲话的矛头，处处都指向毛泽东。”
（编者注：作者接着详细论证了刘少奇讲的几个问题是如何指向毛泽东的。作者不愧为一位出色的传记作家，分析透彻，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刘少奇的讲话必须是实事求是，必须是观点鲜明、尖锐，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说服力，才能纠正党内错误倾向，统一全党思想，把调整工作纳入正轨。然而这样一来，必然会得罪毛泽东，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对自己不利。在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在毛泽东与人民之间，刘少奇选择了后者，表现出刘少奇的高尚思想情操和崇高的政治品德。”
“刘少奇是一位正直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在中共党内、在同志之间，他不善于施用阴谋诡计和权术手段。”
（编者注：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政治品德上的千差万别，以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这些同样具有高度理论修养与驾驭全局能力的革命家都一个一个地惨败在毛泽东手里，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正是在于刘少奇们“不善于施用阴谋诡计和权术手段”。）
“在‘七千人大会’以及整个检讨‘大跃进’的过程中，刘少奇都没有向毛泽东进行攻击，追究个人责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权力斗争。相反，他是尽力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和尊严。在这些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然而毛泽东并没有领刘少奇的情，相反地却迁怒于刘少奇，恩将仇报，以至发生后来的又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刘少奇都与常规常理‘相反地’采取行动。从这两个‘相反地’当中，人们可以看到毛、刘两人在思想情操和政治品质方面的云泥之别。”
“刘少奇的讲话，以鲜明、尖锐的观点，深刻透彻的说服力，以如大河奔泻的逻辑性，使绝大多数的与会代表心悦诚服。他们感到刘少奇真正是敢于实事求是，真正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刘少奇的报告，讲出了许多人多年来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道出了他们憋在心里多年的心声，赢得了代表们的尊重与信赖，使中共党内的正义和进步的力量，团结在刘少奇的旗帜下。这是中共党政军多数的干部都投向了‘刘少奇的司令部’，而与毛泽东疏离，甚至相叛，使毛泽东处于孤立的根本原因所在。（编者注：由于刘少奇的即席讲话，引起了与会代表强烈的反响，一时议论纷纷，群情汹涌，不可收拾。许多代表反应：话还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于是原定1月29日结束的会议延长到2月7日。这一段时间有人叫：“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内容从略，见该书第411—413页）
编者的话：
作者在这一节中对刘少奇作出了极其高度的评价，特别是与毛泽东加以对比，一褒一眨，观点十分鲜明。这种写法是需要有勇气、胆识与写作的功力，仅有勇气而没有胆识，是不行的。有了胆识，再加上写作的功力，才能写出像作者那样的令人心悦诚服的文章来。
应该说，作者的剖析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是非常中肯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已出版的史书中，这种观点是绝对看不到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禁区”。在“禁区”之下，严守舆论一律，许多历史问题不准谈，更不准秉笔直书；于是一些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史实，竟被弄得面目全非。
我国的史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像叶永烈那样写出真正符合史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书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真正了解中国的当代史。我们期盼着！
（五） 毛、刘分歧之二
——关于甄别平反兼析“风马牛”干部的社会现象
在经历“反右”、反“反冒进”、“彭德怀冤案”和“反右倾运动”之后，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说来可怕、可悲，而又幼稚可笑的思维定势或思维模式：“左”是革命派，“右”是革命对象。于是在全国出现了一种十分怪诞、荒唐的社会现象：几乎从中央到省、地、县一直到基层，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对毛泽东所说的每一句话，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所谓“八亿人民，只准一个脑袋思考。”
原来素质好的正直善良的干部，为明哲保身，不得不说些违心话，做些违心事；素质一般的干部，就沦为“风派”人物，随波逐流；为数更多的，成为“刮风、拍马、吹牛”的所谓“风马牛”干部。对这一社会现象，周恩来首先提出尖锐的批评，刘少奇、邓小平也有同感、心痛恶绝。他们深知这种社会现象是“个人专制独裁”的产物，也是维护“专制独裁”体制的社会基础。
在那个年代，凡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干部，凡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错误的干部，凡是敢于跟“风马牛”进行斗争的干部，倒是成批成群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被打翻在地，打入另册。或撤职、或劳改、或投入监狱。正是这一大批正直无私的干部，才是无产阶级先进组织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政治品德才集中体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因此，如何解决这一历史大冤案，也是少奇同志面临的一大难题。光是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下去的党员干部就有300多万（党外挨错批的还有300多万）。如果不把他们解放出来，不给予平反，要培育“敢于讲真话、讲实话”的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同时要想彻底改变“风马牛”干部作风，也不可能。否则，长此以往，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怎么办？顶风而上。因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然冒犯毛泽东。这是毛、刘之间，又一个十分敏感、十分尖锐的矛盾。
为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了树立好的干部风气，必须毫不犹豫地、旗帜鲜明地采取当机立断的果断措施，立即进行甄别平反。小平同志在1962年5月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提出“一揽子解决”的甄别平反的办法，凡是过去整错的，统统摘帽，不留尾巴，恢复原职。对所有在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处分的365万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对370万在反右倾运动之初一度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外群众进行了“赔礼道歉”。这批党外人士在运动初期受过批判，不久，说是这场运动只限于党内，不搞党外，于是对他们也就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既没有向他们说是搞错了，也没有作出处理结论。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甄别平反问题，而是采取“赔礼道歉”的方法。
对反右倾运动这一全国性冤案的甄别平反，必然牵涉到“彭总冤案”的问题。这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冤案，要甄别平反，当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既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又得考虑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面子，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如何解决得好，就要掌握好一个“度”。刘、邓不愧为有胆识、有魄力的杰出政治家，他们也有一套独特的对付毛泽东的“高招”。令毛泽东啼笑皆非，一度（暂时）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可是毕竟毛泽东处于“凌驾”地位，他们又不能不受毛泽东的制约。在彭德怀问题上，毛泽东有一道最后的“防线”，是绝对不允许突破的。那就是得找一个什么“借口”，把彭的问题挂起来。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回答彭德怀问题时，他说：
“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许多是符合事实的，反右倾运动搞过头了，扩大化了。……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是正常的。即使有些意见不对，也不算犯错误。”
接着，他又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讲了如下一段显然是违背“有错必纠”这一有关平反原则的话：
“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在于他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有一个‘军事俱乐部’，他们……是‘里通外国’。”
很明显，这后一段话是有悖于他自己的本意，是一顶“莫须有”罪名的“空帽子”。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而前一段话是他（们）的本意，不仅为“彭总冤案”日后彻底平反，埋下了伏笔，而且直接否定了“彭总冤案”的前提条件。“彭总冤案”是由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引发的。诬陷这封信是什么“反党纲领”、是“反毛泽东”的。所谓“军事俱乐部”是毛泽东８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中，信口开河地给强加的。本来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既然前提条件被推翻了，那么后面强加的种种“莫须有”罪名，也应随之解脱。这才合乎逻辑，也是顺理成章。刘少奇自己也明知道这种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说法，是不能服人的，是不得已的妥协。但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能做到这种程度，也足令毛泽东啼笑皆非，无可奈何。
小平同志在对“反右倾运动”错案，搞了“一风吹”的甄别平反之后，紧接着就来着手解决“军事俱乐部”成员的工作安排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平反”与恢复名誉。他采取了化整为零、区别对待的策略。先恢复张、黄、周（小舟）的工作。他建议：任命周小舟为湖南省委副书记（实际是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黄克诚为陕西省副省长，张闻天为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这不仅仅是恢复三个人的工作，而且意味着“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这两顶帽子，也随之而抛到九霄云外。
周恩来对邓小平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是十分赞赏钦佩的。他特地在西花厅宴请邓小平，为甄别平反工作胜利干杯！这里所蕴藏的深沉内涵，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周恩来也理解：惟有彭德怀一人还继续被挂起来。谁也无力为彭总洗清冤屈。这正是毛氏专制的本质的特征。
尽管如此，在我党历史上，刘、邓在甄别平反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可低估的。它标志着在我们党内，即使在毛氏暴政专制年代，还是有一股正气、一股健康力量、一股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人。这正是我们党的希望之所在！
这次甄别平反工作的成绩：首先是为七百多万人恢复名誉，政治上得到解放；其次是“彭总冤案”，除彭总一人还留着一条“尾巴”外，其他成员也（暂时）翻过身来。应该说在当时看来这场政治仗，打得很成功、很漂亮。大得人心、大快人心！
当然，毛泽东是不会甘心罢休的。毛泽东不愧为惯于玩弄“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的老手，在几个月后，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进行了反击。而在4年之后（1966），在毛泽东亲自策划的“十年浩劫”之初，这365万在甄别平反时恢复原职的党员干部，无一例外地，首当其冲，被当作“死老虎”抛了出来，轻而易举地被打成“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而受到肉体摧残与精神折磨的双重迫害。其中不少人被活活迫害致死！在“彭总冤案”中，曾被安排工作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三人，难逃厄运，“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残酷斗争，周小舟终于在同年12月26日被迫含冤第一个离开人世。张闻天是1976年７月1日含恨离世的。黄克诚被投入监狱，长期关押。十一届三和全会后，落实政策，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央纪委常务副书记。在当年“军事俱乐部”成员中，他是惟一的一位在健在时，能亲自看到被真正彻底平反的老人。
这一史实说明：当年被毛泽东靠暴力专制所颠倒的历史，终究有一天会被重新被颠倒过来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现在遗留的问题是如何评定毛泽东这位人物，在建国后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是什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历史决议》所说的），还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得靠“史实”来作出判断，而不是仍然靠什么权势来决定的。这里涉及目前的政治体制问题。历史已经证明：“权势”这个东西只能起暂时的作用，决不会持久的，最终还得靠“史实”说话！
附：彭总为什么上书“八万言”？
——沉痛申诉被强加“里通外国”罪名的不白之冤
彭总对刘、邓搞的甄别平反工作，感到无比欣慰。对他的战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重新安排工作，总算被恢复名誉，感到由衷高兴。他不理解、也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偏偏要把他一个人“挂”起来？既然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说他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是“正常的”，所提意见“许多也是符合事实的”；那么，所谓的“反党纲领”这一“莫须有”罪名，也就该被抛到九霄云外。怎么还留下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而对“里通外国”罪名，彭总一直是最不能容忍的，从来是采取最坚决的态度把它顶回去。可是，现在又偏要强加在彭总身上，他感到怒不可遏，心胆俱裂。马上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向党郑重声明：
“没有里通外国这回事。”
他急于要求给毛泽东写信，把自己的问题统统写出来，一条都不隐瞒。对前来劝阻、怕他再写信闯祸的侄女彭梅魁说：
“我想过了，只我甘愿毁灭还不行。我生不求功，死不图留名。但是，还是留下一个不公正的风气。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一个“莫须有”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个。就不是毁灭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毁灭一个党。一个不公正的党，是不能服人的，是会乱成一坨的。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不能因为捏造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光荣历史抹黑。我有权利、有义务作这个申诉！”
在彭总身受重创之时，在极度气愤的情况下，想到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心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究竟应该树立一种什么“风气”！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溢于言表，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彭总不愧为铮铮铁骨的硬汉子！他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为我党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搞一个又一个“莫须有”罪名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毛泽东，在历史已进入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居然靠捡起连封建专制社会都被鄙弃的、并被万世唾骂的“莫须有”罪名（臭名昭著的、被挂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秦桧，就是一例），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莫须有”罪名欲置彭总于死地，最后直到“文革”终于达到了这一罪恶、卑鄙的目的。
彭总说得十分透彻：这毁灭的不是彭某一个人，而是毁灭一个党；不是给彭某人脸上抹黑，而是给党的脸上抹黑。从思想境界讲，彭总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如果与历史上宋仁宗、秦桧相比，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他们的卑劣手法，而且又有极大的“创新”与发展。在运用“莫须有”罪名这一点上，得心应手，熟练透顶；秦桧地下有知，也会望尘莫及、甘拜下风！
仅从“莫须有”罪名这一角度看，不但说明了毛泽东已蜕变为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头子；而且说明了这个党在毛氏暴力专制年代，亦已蜕变成为毛泽东实施封建法西斯统治的工具。这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用成千万屈死者的血写成的历史事实。
下面就回过头来，看一下彭总用血泪写出的“八万言”书。
彭总以其宁折不弯的秉性，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封长达８万2千字的长信，于1962年6月16日，送呈毛泽东和党中央，以澄清历史，驳斥“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罪名。在信中，他特别强调说：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老兵，心里有什么，应该向党谈，敢说真话。这是我们党兴旺的一种标志，也是党对党员的要求。”
“我就是讲真话，不管怎么样我也讲。我不怕杀头，年纪也大了，连见马克思的时间也不长了。我是实事求是地写的，特别是对我‘里通外国’的说法应讲清楚。中央也可以派人调查嘛。如果我出卖祖国，到天安门把我的头杀了，我没意见。……。”（编者注：写得何等坦荡！何等气势盖人！）
“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的这一丑恶罪名，引起我心情的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莫须有’罪名。如果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纪和国法制裁，那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不会有怨恨的。”
小平同志在看了彭总“八万言”之后，立即来找总理，说：
“彭德怀的信由杨尚昆同志转给了我，内容主要是针对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说明自己没有里
通外国问题，文章我已呈主席了，也向少奇同志作了报告。你和少奇同志去主席那里次数多些，是否找个机会
和主席说一下，把彭德怀问题解决了。”
总理一口答应下来，说：
“没有问题，我和少奇同志商量一下，找主席去说。”
从小平与总理的对话中，他们一致同意为彭总彻底平反，摘掉这最后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他们知道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莫须有”罪名。何况在八届八中全会之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刚提升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为讨好主子，还真下了一翻苦功夫，死死追查“军事俱乐部”成员。他把当年随彭总出国考察的军事代表团成员，采取隔离审查和逼供、诱供、套供等卑劣的“逼供信”手法。但是，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才不得不罢休。尽管如此，要摘掉这顶帽子，还得经毛泽东本人批准才行。
小平同志走后，总理赶紧去找少奇同志。两位政治家决定共同去找毛泽东。他们知道这件事很棘手，要让毛泽东转过弯子，很难很难。他们深知毛泽东的秉性是：犯了错误，死不认账；宁可错到底，也不能让彭德怀翻过身来。出于政治家的责任感，他们硬着头皮，也得去试探一下。见了毛泽东，刘少奇说：
“我听小平同志说，彭德怀写了一篇长文章，已送到您这里来了。”
毛泽东一听顿时脸色沉了下来，不知可否地说：
“洋洋八万言书，我看了，已让中央办公厅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少奇同志跟总理使一个眼色，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便不好再说什么了。两位政治家对此也无可奈何！
同年八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期间，小丑柯庆施就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向毛泽东进谗言：
“我看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明明白白是对主席罢他的官不服气，要翻案。”毛泽东阴阳怪气地回答一句：
“我对彭德怀是了解的，不能给他平反。”
康生是又一个小丑，不，确切说是一个恶魔。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以其特有的嗅觉和惯有的害人本性，阴险地对毛泽东说：
“我看有一股势头，有一些人对庐山会议反右倾不满意，要翻庐山的案。”
康生的矛头不仅是指向彭德怀，而且是含沙射影攻击刘、邓的甄别平反工作。接着康生又说：
“现在翻案风、单干风刮得很紧。邓子恢来北戴河前，到中央党校讲了一大通，简直把党骂得一无是处。这股风和彭德怀都有关系。”
毛泽东点头同意说：
“彭德怀的案是不能翻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一个名字好，叫‘中国的修
正主义’。”
康生毕竟是一条老狐狸、老魔鬼。从延安整风起就以软刀子杀人、嗜血成性而闻名。早就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彼此摸底。与柯庆施相比，高出一筹。
一个主子、两个奴才，一唱一和，何等合拍。真是臭味相投，心有灵犀一点通。难怪康、柯得宠于毛泽东。柯如果不是在1965年死去，必然在“文革”中，会像康生那样飞黄腾达。
以上对毛与康、柯关系的分析，是根据现已曝光的史料所得出的。这是一种可能性。也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处境十分不利，在与刘少奇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意见中，政治局成员多数人站在刘少奇一边。但毛看准康、柯两人是会无条件跟他保持“零距离”，因此特地在私下授意，让康、柯在政治局会议上，跳出来“表演”一翻。内幕真相究竟如何，待来日揭秘。
彭总的“八万言”书，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各自的形象、照出各自的心态、照出各自的灵魂。一切正直善良、稍有人性与理智的人，都会同情彭总，为彭总鸣不平。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家，他们是一种认识、一种观点、一种态度。相反，只有天良泯灭、用心歹毒、惯于以害人取乐的人，如毛泽东、康生、柯庆施那一类人，是另一种认识、另一种观点、另一种态度。两者泾渭分明。但在毛泽东暴力专制的人妖颠倒年代，一切都是颠倒的。这不仅是彭总本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引伸彭总的话说：毁了的不仅是彭德怀一个人，也不仅是一党，而是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彭总在“八万言”中，谨重提出要求：“组织专案审查 ”。胸怀坦荡，意在还他以清白之身。是他相信党、忠于党的一种十分可贵的表现。但毛泽东恰亵渎了党组织，以同意彭总要求为名，让康生这一魔鬼担任“彭德怀专案审查组组长，这就注定了彭总更加残酷、更加悲惨的结局。从一开始，这个专案组就不是为了对党、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查明事实真相，而是不惜采取一切卑劣手法，进一步处心积虑地捏造“罪证”，罗织“罪名”，以满足主子的旨意。事实也是如此，在专案组于1970年11月2日上报，并经黄永胜批示“同意”的“结案书”中，是这样写的：
“可以结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对这份上报党中央的“结案书”，毛泽东肯定是看过的，毛泽东是怎么签注的，迄今没有曝光。为尊者讳，以不见阳光为宜。
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抄录彭总《自述》中的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是发人深省的。请注意，这份《自述》是彭总在被关押审查期间，为供专案组审查所写的材料。“交代”材料最后的一声呐喊：
“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若把两者对比，不能不得出如下定论：
“伟哉，彭总！永垂史册！！
残暴者，毛泽东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