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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枪杆子出政权.中国宪政不兴根源!..到白宫前集体抽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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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枪杆子出政权.中国宪政不兴根源!..到白宫前集体抽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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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出政权是中国宪政不兴的根源!【深度好文】
2016-03-28 资中筠 难得书院


资中筠,1930年出生,湖南耒阳人,中共党员、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家,兼任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


2013年10月15日,在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举办的“公民宪政讲坛”第20期上,资中筠做了题为《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的演讲,指出中国古代汉族之所以屡次败于少数民族,根源在于天下是武力打出来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一家之天下,统治者所关注的是自己统治的稳固与否,并不在意领土的丢失,因而有了“宁予外夷不予家奴”的传统,开国武将大多没有好下场。也正因此,打出来的天下最终只能人治而非法治,有时候强调“德治”,实际上往往流于虚伪,归根结底还是人治。中国自古至今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打出来的天下。与打出来的天下相对应,谈出来的国家则不同,维系国家的是通过会议达成的社会共识——法律,由此而法治。还有一种国家则是第一种的变体,它还是通过武力夺取的政权,不过并不公然地说这个是我的家族天下,而是通过自己的政党。但这个政党不是阶级选出来的,而是自己组织起来说我代表那一个阶级,而且这个政党人数越来越大(姑且不说怎么发展的),只能通过少数的领袖集中统治,最后高度集中到个人,然后这一个人被神话,权力无边,超过历代任何一个皇帝。以下是演讲的全文,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执政者总是把精力放在防止谋反上
我真正比较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历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中原常常被周边少数民族打败,多少次了,真正完全亡于少数民族的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不能说中国从没有亡过,绝对亡过。还有过去的五胡乱华、南北朝等等,少数民族比汉族好像更强悍,汉族明明在文化、社会进步、生产力各方面远优于周围的游牧民族,但为何总被打败。有一个说法说汉族比较文弱,游牧民族比较彪悍,所以打不过人家。
但仔细想会发现这经不起事实考验,因为汉族文韬武略很发达,历代出过很多名将,有很多著名的战役,是载入史册的,还有每次改朝换代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在逐鹿中原时,各路英雄混战都很英勇,如《三国志》所描写的情况,论谋略还有《孙子兵法》到诸葛亮,是世界级的。那为何每个朝代站住脚之后反而弱了?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主要是执政者总是把精力放在防止谋反上。谁最有可能谋反?当然是武将,因为天下是打出来的天下,觉得谁掌握军权谁就可能谋反,所以凡是掌握军权的武将最后的下场往往不好,皇帝不放心,就要不断地掣肘。所以抗击外侮时,武将在前面打得好好的,越打胜仗皇帝越不放心,很容易被进谗言、敌人搞反间计,因为皇帝最关心的并不是你丢失了多少土地,而是武将千万别造反。
所以看历代,随便举一个例子,如汉朝的韩信、宋朝的岳飞、一直到明朝的于谦、袁崇焕,这些人忠心耿耿地捍卫边界时,最后被怀疑谋反而不得好下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最客气、温和的方式。这说明什么?说明皇帝最在意是他一家政权,领土是次要的,所以“宁予外夷不予家奴”,这是中国的传统。在这里面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族之所以打不过少数民族,真正原因在于所有的政权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是一家私有的。打出来的国家就是这样的。
当然古代国家,包括欧洲、中东以前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但中国是最典型、时间最长而且模式最一致――每一个朝代更替都是打出来的。欧洲国家打来打去,有的是争夺领土占领了别的国家,不一定都体现在改朝换代上。特别是到近代以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今天我就不讲了。不管怎么样,最早中国黄帝大败蚩尤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然后武王伐纣、春秋战国、秦始皇统一列国,以后各个朝代全是打出来的,一直到本朝。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内战最多,最后被总结出“枪杆子出政权”,这句话十分精辟,高度概括,中国政权就是从枪杆子出来的。
到辛亥革命部分地改变了这种国家观,辛亥革命号称是武装起义,实际上辛亥革命流血最少,清朝和平退位,没有打得一塌糊涂,民国政府也没有对清朝皇族开杀戒,并且给一定的生活待遇。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部分改变了这种国家观,也已经不是一个家族的起义了,是改变了“家天下”的继承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实行宪政,理论上统治者是选出来的,国体变了,辛亥革命打断了这样的进程。
但以后半个世纪还是枪杆子决定,先是军阀混战,谁有枪杆子谁就有地盘,大家凭枪杆子说话,最后北伐也是凭枪杆子统一中国,确定了蒋介石的领导。但蒋一直没有能真正统一中国,所以念念不忘用武力先安内然后攘外。各种政治势力,最后谁掌握多少军队、军权,最后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直到现在这个政权还是打出来的。

打出来的国家
打出来的国家有哪些特点?
一是政权是私有的,这个是我打出来的,因此天下是我的。国家建立的最高目标是保证我这个家族永远掌握权力,政权是目标不是手段。那这个政权对谁负责?不是对老百姓,而是对祖宗,失去政权就对不起列祖列宗。尽管国库都是从税收而来,但各级官员都认为自己是“食君之禄”而非纳税人养的,因为整个国家是君主一家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一家为何能长期执政?祖先的武力打下来的,“国”是放大的“家”,老子打江山,儿孙坐江山,像家族遗产一样,所以儿孙的责任是要对得起祖宗,永远保证江山不落到别的家族里。谁要觊觎王位就像打家劫舍一样,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不但违法而且也是不道德的,“犯上作乱”是最大逆不道的,这是儒家道理。“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是什么?是想造反夺取王位的人。历代帝王都自称是儒家,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按照儒家所宣传的仁义礼智去做,但取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不许造反。这是第一点。
二是爱国就是忠君,这两个合而为一。所以文臣武将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君王和他的家族,谁帮助这个君王打天下出力最多,就论功行赏。现在那些民主国家选举,总不能谁帮我选举最多,就给你官做得最大,不能这样做。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论功行赏,等到功劳太大,赏得太多了,又不放心,又把你干掉。
三是轻视个体生命,人命价值按等级分,皇帝或者皇族是至尊之体,富贵之家是金枝玉叶,百姓的命如蝼蚁,就是在历史上一笔带过的数字,历来说的“坑降卒几十万”“血流成河”“横尸遍野”都是模糊的概念,老百姓死多少人没有关系,客观上人口的控制是靠战争和饥荒,打仗论功行赏是以杀敌的人头来计算,杀了多少人头回去报功。这样在政治斗争里基本没有妥协,总是你死我活,要么你取代我,要么我保住我的江山。
四是需要愚民,便于统治当然需要愚民,不需要你知道什么也不需要你参与什么。现在被认为最先进的选拔制度是科举,这个科举好像是比较公平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好像大家都是可以参加的。但就是科举通过考试可以统一思想,考的内容一样,大家积极要念的书、做的事情都一样。科举制度最能够统一思想。在科举之前搞贵族政治时,如魏晋时代的情况,贵族们的思想比较自由,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互相争夺。但等到用科举来统一思想时,普及面非常大,一方面普及了教育,给了相对平等的机会,但更加进一步统一思想,而且所有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为皇家服务,所以唐太宗非常得意,“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五是需要适当改善民生。每个朝代开国之君都要改善民生,不改善民生站不住脚,这当然是题中之义。但改善民生是手段不是目的,是为了怕水覆舟,“舟”是目的、是皇权。民生是可以考虑的,但民权不在考虑之内。因此民生的考虑也有限,一个朝代越到后来,君主越骄奢淫逸,只能搜刮民力,牺牲民生。直到民不聊生,起来造反。
所以,打出来的天下最终只能人治而非法治,有时候强调“德治”,实际上往往流于虚伪,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古代法家如商鞅、韩非、李斯跟现在的法治观念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第一不保护人的权利,不承认私有财产,只讲惩罚。第二最高司法者是君主或者被授予大权的宰相如商鞅,还是人说了算,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完全是一句空话。最公正的,大家都说包青天,包青天最后靠的是皇帝的尚方宝剑,如果皇帝把尚方宝剑一收回他完全完了。最公平的君主、最愿意讲法治的,最高裁判者还是君主。所以我想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句话,谁把谁的权力关在笼子里非常重要,谁来掌握笼子的门?这句话没有主词,没有宾语,那就是白说。
这是第一种,打出来的国家是这些特点。

谈出来的国家
第二种是谈出来的国家,开会讨论的国家。开会讨论出来的国家美国最为典型,别的国家是从打出来慢慢演变为讨论出来的,不过美国一开始立国就是讨论出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的。美国并不是先有一个国家然后宣布独立,再打一仗。美国原来有13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邦,跟英国打时,一开始并不是要独立而是抗税,13个邦因为利害关系先联合起来,等到把英国打败了自己回到自己的邦。最后想来想去觉得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国家应该比没有一个国家好,所以大家在一起开会。于是1787年开了一个有名的“制宪会议”,先确立一个原则,到底要不要统一的国家,还是13个邦依旧是分散的、独立的。
大家讨论到最后,觉得有一个中央政府比没有好,但他们很警惕特别怕中央政府侵权。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116天就通过了一部宪法。所以是先有宪法才有国家,没有宪法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建立在宪法之上,不建立在任何传统之上。这个宪法是怎么来的?是投票投出来的,投了569次票,每一条款都要投好几次票,有的人今天投了赞成票,第二天觉得不对,有意见,然后重新讨论再重新投票,这可能也是破天荒的,一个文本投了569次票通过,一条一条通过,通过完后许多人还不满意,还有人不想签字。
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不是动武的,大家先说好,最开始的议事日程是不许用暴力、不许打架、不许骂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可以给你任何时间发表你的意见。所以这个国家是如此讨论出来的,讨论到最后先有宪法才有国家。到现在为止,维系这个国家的就是宪法,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美国这个国家是移民国家,什么样的民族都有、什么样的宗教都有,可以保持你的宗教、生活方式甚至于语言,但你得承认这部宪法,做公民的唯一条件是忠于这个宪法。
谈出来国家的执政理念是怎样的?开始时美国执政理念是从洛克《政府论》来的。不过洛克当时想象的是君主国家,只是君主是被大家推选出来的,而不是王位、血缘继承的关系。据我理解,洛克觉得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基本公民权利核心一条是私有财产的权利。洛克认为一个自然人在没有政府时,大家可以去大自然拿无主的东西,比如打猎、打渔,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东西是无主的,归你的。
一旦你射箭射中了猎物,付出了劳动,这个猎物归你,就变成你的私有财产。但有人想抢你的东西,应该自然地有一种权利保护自己通过劳动得到的私有财产。可是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有的人力气特别大,硬给抢走了,这就需要推选一个或几个人来管这个事。所以大家推选出几个人,立一些规矩,并且自愿地让渡出来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由他来执行,所以洛克心目中君主有执法权,。政府是手段,统治者是大家要求他来统治,其合法性在于得到公民认可。所以私有财产可以继承,公权力不能继承的。假如推举出来的君主死了的话,应该重新推举,而不能说他的儿子自然而然就继承了,这是我理解的最初的、最原始的谈出来国家的一种观念。
政府结构的设计是为了贯彻宪法的精神,宪法可以随发展的需要而改进,所以美国到目前为止有27条修正案,但都是要经过已制定的程序而后通过,是很复杂的过程。还有一个特点,既然保护公民自由权是最高的任务,那谁是主人、谁养活谁就比较明确。“纳税者”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要推选出来一个人来管我们的事,但如此会占时间,比如不能去种田、打猎或者赚钱,大家自愿地补偿一点,给他费用,或者再发展下去,管理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纳税者自己愿意给一点补偿来管理。其实共产党最初在解放区,叫“脱产干部”就是这个意思,那时解放区大多数人都要生产,有人脱产的,不种地了,专门从事管理,只有很少的津贴。当初所谓“脱产干部”的观念是这么来的。
我记得1949年以后初期农村的农民很不愿意当干部,因为耽误他生产,可见那时干部待遇津贴很少,有时几乎没有。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后来竟然发展成今天这样。
还有一个观念是新闻自由,是杰斐逊说的,因为要公民参与,既然要参与就必须要让他知情,愚昧的、不知情的公民不可能参与民主社会,所以他说宁可要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也不能要一个没有报纸的国家。这种观念都是由于国家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无论如何军人不参政,不能由枪杆子来决定谁来当政,或者哪部法律应该通过或者不应该通过,这类国家最后一定得是法治而非人治,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宪法。
法治精神在于平等,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如果说同一部法律只适用于这部分人,而不适用于那部分人,有的人同样犯罪就应该判死刑,有的人杀了好多人都不判死刑,这不叫法治,因为由谁来决定该怎么判呢。我忽然想起来前几年讨论《物权法》时有一位号称是法学教授反对《物权法》,理由是:难道乞丐的打狗棒和富人的豪宅应该一样受到保护吗?他认为乞丐的打狗棒应该受到保护,而富人的豪宅不应该受到保护。
我看到这个讲话后很吃惊,觉得一个学法律的人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是一律平等,至于我们希望少一点乞丐,应该改革社会,使得乞丐少一些。但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按照他的说法,财产多到什么程度就应该不受保护,就可以动员“打土豪分田地”。何况,在现实生活中最没有保障,经常被剥夺的恰恰是类似乞丐打狗棒那样的弱势群体的一点点财产,例如小贩的小货摊、农民、贫民的自住房、地等等。所以对这种法律的概念,一个号称是法学教授说出这样的话我很奇怪,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里,法治观念确实非常淡薄。

第三种国家
第三种国家是第一种国家的变种,还是通过武力夺取的政权,不过并不公然地说这个是我的家族天下。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谓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并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观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够平等,因此也不承认普遍公民权。但是无产阶级有千百万人怎么统治?通过自己的政党。但这个政党不是阶级选出来的,而是自己组织起来说我代表那一个阶级,而且这个政党人数越来越大(姑且不说怎么发展的),只能通过少数的领袖集中统治,最后高度集中到个人,然后这一个人被神话,权力无边,超过历代任何一个皇帝。
暴力革命时间可以短可以长,有的几天之内暴动。但在我国大规模的枪杆子出政权,当代内战时间持续得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时间都长。如从辛亥革命以后算起,10年之间是军阀打来打去,里面包括从共产党成立之后所谓“围剿”和“反围剿”的十几年战争;其中有8年是打外战、抗战,是日本侵略;之后又接着打了3年内战。总体上内战的时间远远超过跟外国打仗的时间。所以这个政权绝对是枪杆子里出来的。根据列宁的理论,后来通过林彪之口讲出来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政权就是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变成了镇压之权,这个政权在理念上缺少另外一个功能――保护公民权利。
“人民”概念也非常模糊,跟“公民”概念不一样,“人民”到底有什么权利不清楚,哪些人算人民不清楚。比如1949年对国旗上四颗小星星的解释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四个阶级算人民内部。后来忽然一下资产阶级算外部了,国旗就另作解释。到文革时,阶级概念变成路线,今天同意我的意见、拥护我的,就算革命,是无产阶级。明天站队站错就成资产阶级。整个没有章法,更不能说有权威的宪法一说。这样的国家跟历代朝代还有一个不同,即更加虚伪。因为历代朝代说清楚我是天子,之所以能够打下天下来是因为我是“奉天承运”,有天命在身,儿子当然继承我的王位,老百姓认了,合法性就在于血统。后来的国家是号称为共和国,不能够公然地说就要按血统来传位。
那究竟按什么?一家的天下变成了少数几家的天下,而且又不能够公然说必须按血统传位,到底如何继承?权力更迭问题实际上没有理顺,也没有很明确的交代。但很多特点跟第一种国家,即跟所有打出来的国家都是相
第一、最大的罪恶是谋反,现在称“篡党夺权”,这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罪,比如大规模地残害百姓、侵犯民权等,都不如夺权谋反的罪大。
第二、政权目的是什么,是绝对不能丢掉这个政权――存在就是目的,自我循环。最高使命是要后代保江山永远在同一团体手中。那么当政者对谁负责?对祖宗。否则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曾经流血牺牲打下江山的“先烈”(现在不叫“祖宗”)。我记得1962年古巴危机时,最后赫鲁晓夫跟肯尼迪妥协,现在来看非常明智,已经到了核战争边缘,大家让一步,赫鲁晓夫同意美国在公海上检查苏联船只,证实上头确实没有导弹,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危机。那时中共批“苏修”,我听到一些高级干部骂赫鲁晓夫:说他对不起祖宗――指列宁,说列宁如在坟墓里知道的话都会不安生。指责赫鲁晓夫投降了,先是冒险主义,后来是投降主义。
所以当时的观念还是对不起祖宗,认为赫鲁晓夫对不起列宁。至于如果爆发核战争对苏联广大群众如何、乃至全人类如何,不是主要的。我们的一些老革命,虽然是无神论者,但一说到将来去世的话一定是说去见马克思去了,如果犯了错误,就说无脸去见马克思,说的是对不起祖宗,而非对不起人民。这些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是轻视个体,核战争没关系,死了3亿人,还有3亿人。甚至有一个说法是全世界有几十亿人,死了一半人也没有关系,这种话在有重视个体生命的传统的国家的政治人物绝不会公开说。在这类国家,军队不是属于整个国家,是对一党、一个统治的集团负责,军队职责不光是外战,还包括对内镇压造反,镇压对政权的挑战。
有一点跟皇权时代不太一样的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皇权时代,因为现在社会信息这么流通,民众耳目不可能完全封闭,可以有横向比较,而且公开的说法又不能以血统为依据,愚民的难度越来越大。过去皇帝不需要宣传工具,也没有一天到晚在那儿宣传,只要颁布一下号令,大家自然而然就接受了,皇恩浩荡,理应如此。现在宣传机器之庞大,之重要性,远远超过历朝历代。
还有一个是民生要求越来越高,不是以前稍微给点小恩小惠就满意了,因为有横向比较,而且生命的价值以等级论的观念,越来越不能为普通百姓接受。更重要的是,第三种国家自称比第二种国家优越之处在民生,所以保障民生的任务非常重,但民生还是手段不是目标。常常有人说,载人飞船都能上天、都能做得到,但污染问题、毒奶粉问题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做好?主要是因为民生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还是政权本身,需要保的最重要的是江山。所以执政理念不可能是法治,还是人治,并且常常要讲“德治”。在当下的语境中德治的意思是意识形态统一、信仰统一,强化思想教育。总之,在政权的终极目标是保自己,而不是保障公民权利,甚至根本不承认公民权利、司法不能独立之前,不可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梁捷麟:这届人民不行,给党丢脸了……

2016-03-29 08:09


原题:党媒批风气 网友调侃:这届人民不行?

2016年03月26日  文章来源:网络

一句网民的调侃〝这届人民不行!〞突然走红网络。这是网友针对党媒在24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的评论。
这篇文章认为中国老百姓做事都要找关系,形成不良社会风气,是导致中共官场贪污腐败的原因。文章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引发网民热议。
3月24号,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纷纷刊发署名文章〝我们都是风气‘一分子’〞,文中以患者给医生送红包讲起,批评整个中国社会办事就要走后门、拉关系的社会现象。
那么,谁是恶性循环的第一推手呢?文中形容: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如:给门卫递支烟,大门立即打开;停车费明明30元,司机递上10元钱说〝不要票了〞,收费员开心放行;给办事员塞点钱,户口两天办妥,别人也许要等上一年半载……
文章称,人们的这种行为污染社会空气,是催生腐败不轨最温暖舒适的环境。在享受所谓的〝反腐成果〞的同时,人人要思考自己的责任。
文章发出后,立即引来网友们的热议。但文章的微博评论很快从2700多条被删到53条,而且无法显示。
在评论中出现最多的话是:〝这届人民不行!〞,有人调侃:〝这届人民配不上领导,是这个意思吗?〞;〝这届人民不行,很不听话,拉了很多领导干部下水,拖政府的后腿,给国家丢脸了!〞
还有人嘲讽:〝都是人民的错,多好的政府多好的党啊,全让人民带坏了!〞;〝世风日下不能先赖老百姓。这就跟你被偷了,赖你没有防范意识,不先去抓小偷是一个道理。〞
网络作家刘@@:〝中国社会的风气很坏,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认为社会风气之所以变的这么坏,根子不是在普通民众,而是在官方、在官场,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体制。当官的官场风气很坏,就导致了民风彪悍,民风不纯,所以说官方的这篇文章是本末倒置了。〞
有网友质问: 〝明白什么叫上行下效吗?〞〝如果什么时候不用花钱,就能把事情办的办的圆圆满满,老百姓还会掏钱找关系办事吗?〞
刘@@:〝找关系确实很盛行,那也是因为官方的权力腐败,你设那么多门门槛槛,很多人本来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你让别人很难办,别人不找关系不行啊,所以矛头应该指向官场,应该指向当前的体制,而不是指责普通的民众。〞
分析认为,各级官员滥用手中权力对普通民众处处刁难,进行一种变相敲榨,导致老百姓不送礼什么事都办不成。
胡@@:〝在正常的生活中,正常的法律程序的话,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它就用公权力来寻租、来敲榨平常的民众,这就造成了你不去送礼的话,你的权利被剥夺被侵害。〞
胡@@表示,体制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党媒却把罪责归结到普通民众身上,归结到社会风气上,这是在为当权者开脱。
胡@@:〝如果我们不是权大于法的话,我们就是以法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法是不起作用的,是人治,官员是起作用的,有权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造成人们都去说情、都去找关系、找有权势的人,来以权压法,以权代法。〞
胡@@表示,如果司法独立,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加上新闻舆论监督,官员们自然会收敛。一旦官场正本清源,民风才会回归淳朴,社会上各种败坏风气自然会逐渐绝迹。



中国经济不能说破的5大困局

2016-04-04 中金在线

 

第一大困局:出口减缓,房地产绑架了GDP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经历了2001-2010年的十年辉煌,终于无可挽救地陷入衰落。东莞已经出现了好几轮企业倒闭潮,2015年内有不低于4000家企业关门。

世界工厂衰落的转折点是2008年,从2008年至2012年,公开的数字是,东莞有7.2万家企业被关闭。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东莞企业大量倒闭,标志着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成本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在此之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按照官方说法是投资、外贸、内需,如今这三驾马车齐齐死火,外贸这驾马车再也无法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过去20多年以来,房地产一直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曾有段时间高度泡沫化的房地产业陷入停顿,结果房市的下滑带动的几十个上下游企业却陷入全面产能过剩。比如离房地产最近的钢铁业、水泥业产能过剩高达30%左右;距离较远的地板、家具、纺织业等相关产业也严重过剩。

于是,我们现在又不得不重新振兴房地产,结果以深圳为代表的全国楼市迎来了第三轮高涨!

房地产绑架了经济增长,刺破泡沫意味着GDP大跌,谁也没有勇气。这是第一大困局。

 

第二大困局:人才开始错位,招工难、找工作亦难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现在不仅是招工难,而且找工作也难。

为什么这两个事会同时出现?究其本质其实是中国的人才开始出现错位。

主要体现在:

一是农村过剩劳动力。随着世界工厂的倒闭,大批农民工返乡,但是回到家里无事可做。

二是外资白领踩空。随着大量外资撤出中国,不少原来薪资优渥的白领失去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又不愿意放下身架。

三是大学生不对口。大学生学非所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知识、新技能的更新速度,远远不是传统大学教材所能跟的上的。

四是待业青年的焦急。这些人文化程度不够,面对各种新兴的产业,几乎两眼摸黑。

五是智能化带来的冲突。一方面我们急需可以操控这些机器的高端工人,另一方面传统工厂里的蓝领工人无法适应这种程序化操作。

因此,一方面我们发现招不到合适的人,另一方面很多就业者招不到合适的工作……

 

第三大困局:资源危机严重,对外高度依赖。

无论是作为未来的生产资料,还是作为生活资料的粮食,我们都缺少良好的资源基础。

比如油号称经济的血液,中国现在60%以上依靠进口;铁、铜、锌等各种金属矿,对外依存度也都比较高。民以食为天,再以粮食一项来说,中国农业人口占60%,但粮食自给率到2014年已经降低至87%,三大主粮如大豆、玉米、小麦都依靠进口。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撇开因为土地污染导致的粮食污染不谈,仅就量上来说,中国有接近2亿人口的粮食依靠进口。这就使中国的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粮价的波动连在了一起,只要有天灾人祸,比如战争等使产粮国减产,中国粮价就会上涨。

资源危机将会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当然现在也在发生新的技术革命,新能源可以是很好的缓冲,但目前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大困局:社会开始固化,阶层流动性差

北京大学曾发布一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有潜力,主要看这个社会是不是具备足够的机制,让其中的年轻人为之奋斗,因此它必须有良好的上升通道。

但是,很多传统机制依然束缚了年轻人的发展,比如公务员的选拔、创业政策的激励、各种门槛的设定等等,我们在很多领域还必须解放思想。

 

第五大困局: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存在矛盾

以互联网+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是中国的希望,但是由于这种革新带来的破坏性,它触及到了很多传统企业的利益,比如淘宝对实体店、滴滴对出租车公司等等,所谓新旧不两立,以至于现在中国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

这是一个无破则不立的时代,我们必须忍痛割爱,抛弃传统、落后的模式,以归零的心态面对新兴事物,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焕发第二春!(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中金在线立场)(来源:摘自水木然[IDsmr669]

 

编辑:张晓梅



2016-04-07 19:49


禁摩限电:国家权力“内卷化”之弊
中国公益人 才让多吉 为FT中文网撰稿
 
从3月21日开始,深圳交警实施“禁摩限电”专项集中整治活动,在街头巷尾对摩的、电动车围追堵截。根据其发布的消息,截止3月31日,不过10天时间,就查扣了电动车17975辆、拘留874人(拘留无证670人、非法拉客扰乱公共场所秩序196人、暴力抗法8人)。目前“禁摩限电”行动已出现向其他大城市扩展的迹象。

4月4日,深圳交警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了《深圳交警“禁摩限电”答疑》,说明“禁摩限电”的三点主要原因:深圳道路交通没有设计摩的、电动车的道路;国家无标准,行驶无牌照,上路无依据;摩的、电动车事故多发,隐患重重。

为什么要“禁摩限电”,深圳警方答疑的核心理由是,摩的、电瓶车的管理无章可循。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是无章可循,如果无章可循就禁止,显然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事实上,所谓无章可循也仅仅是对中国大陆而言,摩的、电动车在泰国、印度、越南、台湾等地区和国家都有很好的管理样本。最近一篇《台湾为什么不禁摩》的文章就传得很火,值得深圳警方反思。

摩的、电瓶车满足了很多低收入人群的出行需求,而“禁摩限电”这种“择其小者而禁之”的做法,有欺负弱势群体、伤害社会公正之嫌。任何公民都有权力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使用交通工具自由出行,如果因为有摩的、电动车在路上横冲直闯影响交通秩序,深圳警方也应该通过提高交通管理水平来解决,而不是取消他们上路的资格。

不过,不要以为“禁摩限电”反映出地方政府不体察社会民情。其实,民情如何,政府比你我更清楚。其实,这是100多年来中国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一直没有迈过的“官民之争”的坎。

从晚清以来,中国的基层社会管理一直找不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长期在管不好还要管、越管越乱的局面中徘徊。究其原因,一方面,地方管理者个人意志过多,考虑社会经济民生太少,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深度介入,让基层自治无从自立。

国家权力的扩张应该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的,否则其扩张就会成为国家权力的“内卷化”,这表面上看是满足了一部分民意,实际上则违反了社会运行规律。不论深圳警方采用何种手段让“禁摩限电”成功,让深圳大街上的摩的、电瓶车统统消失,都不会增加国家税收,也不能提高社会中低收入人群的“通勤效率”。相反,为了维持 “禁摩限电”的政绩,政府还必须付出大量的财政支出,雇用大量协警等非正式的执法人员,来维护新体系的运行。而且,“禁摩限电”还会带来协警灰色收入,以及罚没摩的、电瓶车的灰色销售渠道等问题,成为新的腐败源头。

据《新京报》报道,深圳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下发的《关于调整交通综合整治奖励项目及标准的通知》规定,凡在“禁摩限电”的专项整治中,查获收缴加装铁甲的非法营运三轮车每查处一辆奖励600元,普通三轮摩托车、三轮电动车每辆奖励100元,拘留一人奖励500元,刑拘一人奖励2000元。有人估算,只要拼命抓车抓人,一个月赚好几万工资问题不大。

“禁摩限电”是国家权力“内卷化”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的集中爆发,并必然会引发激烈和荒诞的社会对抗。在深圳“禁摩限电”的执法中,一个小伙子,拒绝执法人员没收电瓶车,竟拿起大石头主动将自己的车砸烂,并称“自己砸了也不交给土匪”。视频中的小伙子,话说得不好听,事做得不好看,但是,道理却一点也不差——摩的、电瓶车是合法的私人财产,警方有什么权力没收?

深圳警方“禁摩限电”的行政管理“内卷化”做法,几乎和晚清政府为增加国库收入如出一辙:当外部发展乏力的时候,就向内部百姓要政绩。深圳出台“禁摩限电”的“奖励标准”,事实上是把行政管理权力度让给“想捞取利益但又不用对社会管理负责的营利性经纪人控制”,并排挤掉社会精英在其中的参与和发言权,其结果只会造成基层社会管理权力的混乱,而对社会管理效率毫无益处。

在“内卷化”情况下,国家权力试图更深入地控制基层社会,但又没有能力和办法,遂通过“营利性经纪人”去实施,其结果是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更大的混乱。著名汉学家杜赞奇说:国家权力内卷化造成的后果是社会没有实际的发展增长,采用固定的 “奖励执法”来再生和勉强维持国家权力,必然导致正规化、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其功能性障碍又将给国家权力的稳定带来更多的麻烦。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局面,将迫使整个国家基层权力机构花费更多时间去做“两头不讨好”的补救工作。

一个社会良好的风尚和交通秩序,需要的是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要科学决策、科学管理;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社会自治的公共道德建设来解决问题。譬如在台湾,平均每百人就拥有64辆摩的,警方给摩的在红绿灯路口设立了专门的等候区。我也曾经在晚上探访过台北的社区,所有的摩的都摆放整齐,没有“协警”监督管理,这都是公民社会自治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权力延伸所致。

也许,正在抬头的这种行政权力“内卷化”,和当下的经济下行压力、反腐倡廉难以深度推进,以及体制内部的惰性,都有密切关系。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内卷化”机理一旦形成路径依赖,中国急需的社会制度创新就很难发生,这是有志之士批评深圳“禁摩限电”应有的高度和远见。

(注:作者微信公众号是crdj2277。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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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2016-04-06 07:35


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教训

资中筠

 

2012年9月在“城市沙龙”讲话,全文发表于《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期、第2期。此为压缩稿。 

 

希特勒其人

我们一般对希特勒的印象是脸谱化的,来自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里那样一个丑角,或者苏联电影里的恶魔和狂人。如果真是这样一个心智不健全的疯子,他不可能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成就那样的“业绩”,有这么大的影响。希特勒出身卑微,但是受过正常教育, 并不是完全不学无术。他不愿继承小公务员父亲这样平凡乏味的生活,有一番雄心壮志。他从欧洲的历史里吸取了他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他经历过非常穷困潦倒的生活,很了解底层老百姓的需要,但决不认为自己是他们中间一分子。他认为自己是天生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他工于心计,擅于利用时机,不择手段,敢于冒险。应该承认,他有真诚的信仰:就是大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理应统治世界。这点他深信不疑。他最高的目标是复兴大统一的德国。

另一方面,在夺取权力的时候,完全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公然背信弃义,以此战胜按常规办事的政敌。另外,他有高超的演讲能力,在群众集会上的讲话非常有煽动性,但是承诺并不准备兑现。

 

纳粹思想的特点

我认真读了《我的奋斗》。从中提炼出几点他的主要思想。

1.极端种族主义。认为不同的民族或种族就相当于猴子和老虎一样是不同的物种,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最后剩下几个比较优秀的物种(人种),文明才能进步。日耳曼民族和犹太人就属于物种的两端,犹太这个物种理应被消灭。其他种族分优劣等级,优等的是统治者,劣等的为奴隶,做苦役。〖这和“按阶级划分”差不多。〗

2. 完全轻视或抹杀个体。个体的生命是不重要的,他所谓的“民众”、“公众”,都是以集体为单位的。所以一切都是服从国家的需要。

3.厌弃议会民主。《我的奋斗》里面有很多篇幅批评议会的弊病。不过他不是要改善民主制度而是要代之以比一切专制制度更加专制、高度集权而残暴的统治制度。他宣称要促进文明的进步,结果是文明的倒退。

4. 蔑视法治。他很讨厌法律,在未上台前,对那些法律可利用就利用,利用不了就跳过去。到掌权后,可以随时制定法律,最后他本人就是法律。从观念上,从根本上,不要法治,要一人独裁。

5. 特别强调宣传的力量,明确主张欺骗群众。他认为德国之所以在“一战”中被打败,非战之过,是宣传之过。一方面是英、法等敌人的宣传;更重要是国内的“叛徒”(相当于今天中国人骂“汉奸”)瓦解士气的宣传——指战争后期德国国内主张停战、和谈的舆论。他一方面鼓吹日耳曼民族如何优秀,一方面极端蔑视德国普通人。明确地说,德国人民是很好欺骗的,不能对他们讲逻辑、讲道理,那是说给知识份子听的。民众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口号和结论,不断地重复,就可以打动人心,就可以煽动群众。

6. 动员民众不能用爱,而要用仇恨。他说各种人群平时总是想着各自“自私的”的利益,是分散的,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才能团结起来。把这个敌人视为自己一切不幸的根源,指向同一个目标,仇恨是最好的凝聚力。当然,希特勒所树立的共同敌人就是犹太人,用这个把德国人团结起来,还很有效。

7. 不相信国际和平。从来不相信通过贸易、和平竞争,能够使德国繁荣起来,而是相信暴力和战争。他提出著名的“生存空间”的口号,赤裸裸地主张德国就应该走出去,占领别人的土地。殖民地已经被英、法这些国家瓜分完了,德国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不过他不要向非洲扩张,因为非洲太落后了,而要占领欧洲的地盘,首先是斯拉夫民族的地方。在他看来,斯拉夫也是劣等民族,即使不全部灭绝之,也要占领他们的地方,奴役这些人。所以他主要目标是东扩,占领东欧、俄国,认为俄国人拥有这么大片土地是不公平的,德国人应该在那里多生孩子,把优秀的种族传播到那里去。可见他要打俄罗斯蓄谋已久,斯大林以为可以祸水西引纯属幻想。

概括说起来,他所设想的框架就是:顶层一个被神化的、为万民所景仰的领袖,由两根柱子支撑:一是民粹主义,一是国家主义,都推向极致。用民粹主义把底层百姓煽动起来,用仇恨对准一个敌人;国家主义为对内剥夺基本人权,对外发动战争的一切暴行提供“崇高”的借口。

 

希特勒上台的经过

那些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希特勒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选上去的。这是误区。纳粹之得势,的确是靠前面讲的煽动,曾取得大批群众拥护,但是希特勒的正式成为国家元首不是靠民主选举,而是在不断破坏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靠阴谋诡计一点点把权力夺过来的。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被迫接受条件苛刻的《凡尔赛和约》,对战胜国进行高额赔偿,经济枯竭,马克贬值,民不聊生,而且民族感情上受了很大的屈辱,跟战前一段时期的繁荣昌盛呈鲜明对比。在那种情况下,以复兴优秀的日尔曼民族为口号,一定能赢得广大人心,这是纳粹得势的基本条件。

希特勒在1922年成立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有25点纲领,主要就是贯彻上述希特勒的思想要点。党纲的条款措词后来有所改变,但是基本精神没变。党的名称中“工人”字样,后来也取消了,剩下“国家社会主义”。关于这个名称的内涵,党内曾经有过分化。当初参加这个党的人,有不少是真心主张社会主义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发现希特勒并不相信社会主义,他相信的是国家主义。要“国家”还是要“社会”,就发生了分歧,有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就退出了,不少人被迫害致死。所以纳粹党的实质是国家主义,然后国家又变成一个党的国家,党成为一个人的党。把“国家”放在社会主义前面,实际上社会主义是虚,集权的国家主义是实。这个过程很值得深思。

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了啤酒馆造反。他的“冲锋队”是失业工人、流氓、小偷、无业游民,对前途渺茫的失学青年组成的乌合之众,就是他的打手。他利用这群打手,在德国巴伐利亚邦长官卡尔在啤酒店做演讲的时候,把他抓起来作为人质,要他公开声明同意纳粹的主张。但最后他失败了,被抓去坐牢。他在狱中找人口授了《我的奋斗》一书,总结了经验教训,形成一整套思想,决定放弃武装暴动,通过在现有制度下博弈夺取政权。

出狱以后,希特勒威望更高,他就用纳粹党的口号到处去煽动群众,提出德意志民族统一和恢复领土;全面反对犹太人;保持纯粹人种的德意志国家;集权于一个党一个领袖;否定凡尔赛条约,不再付赔款利息等等,特别是提出要让大家有面包和工作,还有维护工人利益,打击财团。这些口号为纳粹党赢得了很多选票。他一方面表现出同情工人,反对财团,但是私下里跟非犹太人财团的老板去会谈,许诺了他们很多好处,所以他两边都讨好,财团给钱,工会有群众,逐渐壮大势力,成为议会中的大党。

他还用各种谎言和威逼利诱达到他的目的,利用了各个党派之间的矛盾,玩弄议会规则,用各种手段把对手一个一个搞下去。他用“国会纵火案”栽赃共产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又通过各种绑架、暗杀、打砸抢等等,造成国家危机状态,然后利用《宪法》的一个条款:危机时候可以解散国会重新改选。在短短几年中搞了四次这种花样,最后一次适逢兴登堡总统去世,他拉拢了兴登堡的儿子,隐瞒遗嘱,夺取了总统的位子,从此自封为“元首”。

 

与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角逐

纳粹的最主要劲敌是社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原来力量很大,掌握大部分工会,在议会中居第一、第二,是如何败在希特勒手下的呢?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75年,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左派分出去,于1918年正式成立德国共产党。希特勒最初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党”是社民党,他把他们和犹太人合二为一,作为他最痛恨的敌人。在《我的奋斗》里有很多地方社民党和共产党交替使用,对他说来是一回事。他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党不是把工会作为维护雇员的权利和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手段,而是作为“党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按:这点没有错。因为共产党一向批判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就是只顾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想夺取政权。)他认为自己看穿了社民党的虚伪和蛊惑群众的伎俩,由此,他对群众心理有一段精彩的分析,概括起来就是:

广大群众的心理和女人一样,不会为抽象的说理所打动,而只能为强有力的、不容置疑的力量所折服。犹如女人在感情上渴求强有力的男人一样,人民群众宁愿被统治,而不要被恳求。接受不容置疑的说教使他们在精神上有安全感;给他们自由选择权反而使他们不知所措,而会感到被抛弃。他们不会以思想上受恐吓为耻,也不会意识到自由权利和人身受到侵犯。他们不会怀疑整个学说的谬误,而只为宣扬这一学说的那种专横的气势所慑服。

这就是希特勒总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争取群众成功的经验。他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用一种更加真实的理论来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为此进行一场最残酷的斗争在所不惜,只要用同样无情的手段强制推行,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从理论上讲,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祖国是资产阶级的祖国,根本不值得保卫。这是当时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这与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完全是两个极端,两相比较,当然民族主义的口号更能得人心。到1918年德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列宁又脱离了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也就是彻底与社民党分道扬镳。德共换了几次领导,最后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社民党不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斯大林提出中间派是最主要的敌人,根据这一论断,指示德国共产党采取的策略是:先击败社民党,纳粹如果上台,就是资本主义末日,再发动群众打倒它,然后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希特勒的两大劲敌根本不可能联手对付他,而被他用各种阴谋、“阳谋”打垮了。

 

纳粹统治内容

一旦大权在握,希特勒做了些什么呢?首先是通过《纽伦堡法》,正式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以后对他们迫害逐步升级,直到种族灭绝,这是德国纳粹的“特色”。以下讲几点有普遍性的:

一,焚书坑儒,控制思想。真的烧书——有名的“水晶之夜”,把过去许多优秀作品,主要是犹太作者的,但也包括其他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的书籍,都从图书馆以及人家中搜出来烧掉,敢不交的,一经查出就治罪;“坑儒”就是采取各种办法,清洗和改造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他的“帝国宣传部”权力大无边,对出版、新闻严格管制,把本来存在的各种民间文化团体、行业协会等等全部由纳粹党掌控起来。特别是控制宗教,先撤换教区主教,用纳粹党的牧师传道,以后成立国家的教会委员会,把所有宗教统一起来。以纳粹信仰取代宗教信仰,公然提出:“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由党来代表,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上帝的意志,元首是新启示的先驱”。《我的奋斗》取代了《圣经》的地位,摆放在教堂的祭台上,并且家家必备。

二,教育清洗,培训青年。从小学中学开始党化教育,灌输一个信仰、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原来高校校长是教授委员会选的,现改由政府任命,对教授进行甄别改造,主管教育的头头自豪地说,在自己努力之下,学校不再是一个玩弄学术机构,而是忠于元首的政事机构。这还不够,在正规学校之外,又成立各种特殊的青年培训学校和党校,强化思想训练,而且还要求体魄强健,进行斯巴达式的军事训练。从小学生开始,各种年龄段的青少年都组织在某种组织中。造成广大青少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个新社会”。下一代的青年只听元首的,不听父母的。所以纳粹很多青年,六亲不认,对父母都可以告密。

第三,破坏法治。恣意改造、控制现有的法律系统,干预司法,但仍嫌法律程序碍手碍脚。于是在法外成立“秘密警察办公室”,其缩写就是人人谈虎色变的“GESTAPO”(盖世太保),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抓人,又发明集中营,可以不经过审判把人无限期关起来,强制劳动,过非人的生活。

第四,控制和发展经济。任何统治没有财力的支撑是不行的。不过通常流传的说法,说德国全靠希特勒上台,克服了通货膨胀,扭转了经济形势,并不准确,有个时间上的差错。经济最坏的情况是在1918-1922年,从1922年以后就开始好转,原因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经济复苏和繁荣的阶段。德国作为欧洲的一部分,肯定是受益。特别是美国开始给德国贷款和投资,这时西方国家也放松了赔偿的要求,所以到1929年大萧条之前,德国曾有一个经济恢复期,开始有了一点资本,工人的就业率也提高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后到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德国也不能幸免。1922-1929年这段时期,是希特勒的蛰伏期,经济好转与他无关。但是1929年的经济恐慌却在政治上帮助了他,利用这一形势获得大批工人和下层百姓的选票,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原因,共产党也增加了选票。

纳粹德国最初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没收大批犹太人的财产,银行、企业,这笔财富是很可观的;二是非犹太人的财团给他的资助。用这些“原始积累”购置设备,发展工业,重点发展军事工业,逐步解决失业问题。搞铁饭碗,压低工人工资,工人一旦被雇佣,就永远不能再换工作,但是也不会失业。工会完全归入纳粹党的领导下,不能再搞请愿罢工之类。工人福利并未恢复到一战前,而是把工人的娱乐生活也统一起来,完全由组织安排划一的休假、旅游。经历过前一阶段艰难的工人一般也还满意,因为勉强温饱总比失业好。

第五,剥夺了地方自治权,地方官都由纳粹党指派(原来德国的各州是高度自治的),实现中央集权。

第六,拉拢少壮派青年军官。这点很重要。老一代军人一般看不上他的作风,还有原来的传统和原则。而年轻军官在和平时期要上升是比较慢的。希特勒的民族复兴的口号和战争计划正好满足他们的野心。争取军人的支持,对他当然很重要。

1936年他办了一个奥运会,对内把德国人的荣誉感调动起来,对外欺骗国际,造成他要和平的假象。在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他就开始发动战争了。

 

法西斯专政的特点

现代法西斯统治与传统的皇权专制有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高度政教合一,过去的皇帝不兼思想家,康德对腓德烈大帝说你做你的皇帝,我做我的哲学家,二者互不干涉。中国过去没有统一的宗教,老百姓求哪个神,拜哪个佛,皇帝不管;欧洲走出中世纪,经过了政教分离,君主是不管人的灵魂的。信仰上帝的人把灵魂交给上帝,但是上帝不可能介入政治生活。而纳粹就是以元首的思想取代宗教信仰。纳粹的统治深入到每一个角落,组织力量非常强,个人从灵魂到日常生活都在组织之中,这是法西斯统治的特点。即使在中世纪,教皇、红衣主教的权力也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

领袖之所以成为神,靠的是有大众对他的膜拜,如果没有人拜他,他就不是神了。所以领袖神化,需要完全丧失理性判断的群众,达到疯狂的程度。因此,需要推行反智、反精英的民粹主义,群氓主义,培养绝对的愚民,不但在智力上,而且在道德上抛弃和蔑视一切传统、行为规范、善恶是非标准。只要忠于元首,政治正确,其他一切伦理、亲情、友情、忠诚、信誉……都可背弃。“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当然更不要仁爱、人道,而代之以仇恨凡是被指为敌人,就可以施以任何非人的、残酷的手段。这种敌人是先验的,与他的行为表现无关,人性中最卑鄙、自私、残忍的一面,可以在一个“崇高”的外衣下尽情发泄。

为实现一个人的集权,希特勒讨厌中间的官僚阶层,要民众直接效忠元首。既然内阁各部不能取消,那么他就成立各种“办公室”,各种“小组”,只要一些办事人员,直接听命于元首。不但法律程序打乱,行政程序也打乱。他怕大权旁落,对各级官员都不信任,只信任身边亲信,而这个亲信的圈子越缩越小。最后谁也不信任了。(这和中国皇帝中朱元璋有点类似,他连宰相的职位都取消了,谁也不相信。最后只能依靠身边的太监办事。所以明朝宦官专权盛行。)

 

启蒙的关系

从希特勒夺取政权和最终完成法西斯专政的过程可以看出,道路很曲折,可谓费尽心机。如果从1922年建党算起,到1934年成为至高无上的“元首”,用了12年时间。他几次想用暴力夺权而没有这样做,这适足以说明德国原来的、即便不够完备的民主制度,还多少形成一道阻力。如果在一个本来没有民主法治的国家,不论是用暴动,还是用政变,都要简便得多,时间短得多。而他最后终于得逞,有各种复杂的因素,总的说来还是反对他的力量太软弱、分散,德国的民主制度不够成熟,中产阶层不够强大,最根本的是广大群众的蒙昧和盲从。一个国家主义、一个民粹主义足以蛊惑人心,是法西斯赖以生存的土壤。

希特勒声称要振兴民族精神,号召德意志民族“挺起脊梁来”,但是他又剥夺了所有人的思想权利,要全民匍匐于他的脚下,等于把全民的脊梁都打断了。所以他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优秀的德意志民族被他拖入了罪恶的深渊。

幸亏德国还有另外一个传统,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这条线外,还有一条线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主流: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传统,还有康德的永久和平的思想,能使它战败以后,告别过去,获得新生。德国人反思比较彻底,全民都承担责任,所以能产生像布兰特这样的政治家。加以二战以后,英美法等战胜国对它采取了与一战后完全不同的政策,帮助德国恢复经济,接纳它重归欧洲(先西德,后是统一后的德国)。法、德有远见的政治家能够采取一系列的政策结束历史宿怨,一步步成为现在的欧盟,其中的骨干还是德国和法国。从政治上讲,德国最需要欧盟,它从此汇入欧洲的主流。所以宁愿在经济上吃亏,补贴那些要破产的国家。

 

反思文革

在理解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来龙去脉之后,对“文革”就可以有较深的理解。有人把“文革”说成“大民主”,正如把希特勒掌权归之于民主制度一样,是颠倒是非。试行对比,“文革”许多因素都具备,几乎许多特点都可相对应:神化的领袖、失去理性的狂热的群众、盲目的信仰、任意加罪的敌人(血统论与种族主义异曲同工,把某一种或几种人定为敌人,由身份标签决定,与行为无关),砸烂国家机器,打乱社会秩序,各级行政长官都失去权威,以领袖的名义派联络员到各地各单位,全民都是一个领袖的“好学生”,消灭文化遗产,背离一切传统伦理道德,煽动仇恨,崇尚暴力。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不留空隙,直到“灵魂深处闹革命”。有一点不同,是希特勒建立了“新秩序”,而“文革”没有建立起来,天下大乱没有达到“大治”,为后来形势扭转留下空间,是中国人的幸运。〖这样看来,毛泽东不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而是“秦始皇加希特勒”!〗

总之,没有经过启蒙的民众,不用理性思考,没有法治观念,很容易被煽动,成为法西斯的基础。有的时候,那些饱学之士也不见得不犯糊涂。对全民来说,诉诸国家主义,打出爱国旗帜,是非常有效的,谁也不敢反对;对下层来说,民粹主义,劫富济贫,特别有号召力。因此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是足以祸国殃民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的两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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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民运是文革的后果!

冯梦云..2016-04-05 13:03


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总结了十年内战。邓小平用禁止民运总结了十年文革。要说文革的积极后果,还是新民主主义胜利向前。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FT中文网撰稿 :“文革”的诸多正面积极后果,归结为一点,就是告诉全中国的干部和民众,那条政治经济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的道路,无人可以走通。

所谓“政治经济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是什么呢?那要看自始至今中国批而不倒的底线是什么?那就是党的领导。

毛泽东从政起就与中央对立,一直至死仍然炮打司令部。

邓小平反对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并不反对军管中央政治局。毛和邓之间的差别是“民运与党运”。只要毛泽东不死,民运就会不停止,毛泽东逝世,邓小平禁止了民运,改用了党运。反腐一波接一波直捣中央常委。

还是毛泽东的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显灵。

这也是毛泽东不同斯大林及其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在毛泽东的政治字典中,阶级永远是人民。之所以毛泽东不倒,因为他发动民运进行政治斗争。反对他就得罪了大多数民众。

文革的后遗症是邓公做了人。党内的生死斗争从未停息。所谓“政治经济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的道路,其实是行得通的。原则是不能改变一党领导。

丁教授亲历的五条教训,1,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蕴含的伦理道德,不能否定得太彻底,2,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了,铲除资本主义等于是经济自杀,3,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了,滚动式的互相揭发、无情斗争等于是政治上的集体自杀,4,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了,中国不能自绝于世界文明主流,关起门来胡乱瞎搞,5,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了,领袖的权力不能是毫无限制、随意滥用的。

五条中政治斗争不仅没有消停,反而更激进了。因为失去了毛泽东,失去了波澜壮阔的民运,改为党内的民主政治。

两岸三地证实,党内民主和全民民主都能发展经济。文化大革命作为人类一个民主愿景,永远不会停止。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挥之不去的主要原因,因为马克思主义坚信“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由此可知,否定和禁止“文革”的命令都是无用的一纸空文.文革一定以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多种形式进行着。丁教授总结的五条经验,其实只有一条,两党良性竟选。文革证明,中国做不到。

重复一句,中国模式并不影响市场经济开放,苏联的解体是因为市场封闭。中国两岸三地是因为开放经济。基本上与民主政治无关。

把政治与经济混淆于因果关系是马克思的一大发明。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证明,中国三年饥荒不是政治的原因,而是经济封锁造成饿死人。发展经济不必改革政治只要开放市场,一样富甲一方。

同样的一党领导和执政,毛泽东向尼克松伸出右手,中国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邓小平反对民运毫无关系。北朝鲜天天文革也没饿死人。中美联合封锁,金三吃草根。

由此观之,丁学良的文革总结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极端主义。

文革就是文革。它是毛泽东文斗的试验。证明中国在法治的制约下可以将政治权利归还于民。正如福山所言,如果“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民主法治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终结。与经济动机没关系。经济就是市场,不能证明政治的对错。

这个对文革的总结,中国并不同意。

于是,继续不能自园其说地折腾党的核心和上层建筑,内忧外患地惶惶不可终日地自相残杀,直至民主回归。

重复一句,文革证明“文化、政治和经济”必须分开讨论。三者分而论之,至今一切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了。

推翻这条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也就归隐无人问津的灵堂。文化大革命告诉人们,只有人民才是至今一切历史的真正动力---而不是狗屁倒灶的阶级斗争。


再谈中国的改革

2016-04-06 10:32


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议“中国的改革”的谈话;仿佛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七国后的咸阳城,人人都在为七国财富聚于一城而献计献策。而秦始皇只忙于两件事,一是保命,一是镇压六国贵族反叛。结果累死征战途中,秦二世不敌项羽刘邦攻击,秦政归汉。由楚人统治七国长达五百年。

英国在统一之后,英王宣布君主立宪。结果,活了八十多岁并传位至今。

中国要改革什么呢?

中科院余永定说:总结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有几点经验很重要:一是要坚持开放和改革,二是要思想解放,三是要维持政治稳定,四是要维护世界和平的局面,不要陷入对外战争。

邓小平更简单:珍惜和平机遇。

秦始皇没能平定六国叛乱,秦二世没有君主立宪团结六国贵族,结果,把七国统一拱手让给了刘邦。相当于,秦为楚国扫平了七国分裂。让楚国统一了中国,坐了江山。

中西政治史显示,政府的职能有三条,一,调解内部矛盾。二,防御外敌入侵。三,扩大疆域。20世纪兴起的不再是地域政治,而是金融危机。

政府职能在前三条上,多了一条:金融管理。

在这一条上,中国一直缺失。所以“落后挨打”。

1971年,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言和,双方承认了美元的计价标准。邓小平从深圳出发,朱江把深圳引到上海,胡温高储蓄了4万亿外汇,习李并购了世界企业,美国说中国搭了便车,中国还改革什么呢?

余永定说:我觉得这可能让中国的问题恶化,因为中国企业债务水平已经很高了,这会加重债务方面的问题,可能导致金融危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进一步改革,鼓励大家进一步创新,提高效率。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保证中国增长率维持在7%,而且到2020年企业债务保持在GDP的200%以内。我们一定要预先采取防范措施来避免可能的危机。

说来说去就是“防范金融危机”。这不是改革,是开放公共帐户。

实际上“金融危机”在政府手上就是印钞票的一纸命令。除了对高利贷者有影响外,不会伤害任何人。它被马克思夸大为阶级斗争的生死存亡的一份宣言,两大阵营冷战一百年的借口。除此之外,毫无政治意义。

中美之间只有货币交易的关系,没有根本上的政治冲突。所谓的遏制,是罗援和胡锡进从二元对立论中抄出来的娇情嗔口。

美国要推销军火,就不断炫耀武器。中国不肯购美式武器,不断反对美国军武。其中,一批军人要为国防预算增加找借口,翻出遏制的反射机由,形成了中国改革的神马也是浮云。

经济要改吗?所有的中外经济学家都赞中国是大赢家。难道要改成输家?

政治要改吗?习近平认为江山已经牢不可摧,难道要重新选举?

唯一要改的是多投资一些医疗、教育事业。多开放一些娱乐文化产业,让中国13亿人民享受世界文化和文明,当然,这不是改革,只是开放。而这种开放,只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管理有关。与政治和文化无关。

经济学显示,价值观是管理学。没有政治性。政治学在科学进步中走向衰落。衰落最大的是政治化劳资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论。它被货币理论取代而强化了政府对金融危机的管理能力。

中国最成功的经济是高储蓄了4万亿美元,改变了美联储一统天下的局面。

多讲一言,市场经济只有开放与封闭的区别,没有改革的虚言。这是吴敬琏对中国的贡献。

预测中国的未来,人民币有取代美元的金融霸主的可能。只要中国不分裂,只要中国不封闭。13亿人口的中国一定富甲世界.

至于政治模式,与国共两党有关,与中国人民无关。“君子喻于义,小民喻于利。”民主是被动的选战。正如兵役一样,全凭法律规定。人民并无兴趣去参选。网上的改革派并不是小民和经济学家。他们是党的活动家,民运家和退休闲杂人士。名校高才生沉溺于股市和海外投资。

再重复一下,中国不能改革。只宜开放。


.................................................



2016-04-06 07:44


拍:到白前集体抽大麻去


心路独舞..


美国总统府白宫是一个非常幽静的地方,外表上看与“世界权力和政治中心”根本不搭界,就算驻扎着白宫新闻联络人的玫瑰园区每天也只是偶尔喧嚣忙碌一小会儿,过后四周又会立刻恢复其幽静的常态。但白宫前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广场就不一样了,我常说这里就像一个变幻莫测的魔术舞台,你完全无法预测下一刻会有怎样的剧情上演。


上周六(201642日)下午,上千余物政策改革活家在这里集会,他们在白宫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升起了一个50英尺长漂浮着的“大麻卷”,并于下午4:20(组织机构名字和420数字有关)开始集体吸服大麻,以此来宣大麻的用价,呼吁大麻合法化,并解除一些就药检规定。


实拍:到白宫前集体抽大麻去

实拍:到白宫前集体抽大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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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和白前拉斐尔公园Lafayette Park)的警察只在边上严密观察,对的做法基本“放任”, 我看到只有两个活家被面警告。


实拍:到白宫前集体抽大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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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目前大麻已在2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DC)医用合法,但大麻娱乐使用完全合法化的只有阿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心路独舞为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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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拍:到白宫前集体抽大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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