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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
初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意见和建议。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
开始: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1957年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大鸣大放结束,反右斗争正式开始。
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后,加上时间因素,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万余人。
结果:反右运动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是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二是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为之后的“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灾难埋下了伏笔;三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热情骤然消失,一党政治正式的完全的形成;四是知识分子再也不敢向执政当局谏言,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驯化,已完全成为执政者的役畜。
附录:中央解密的反右档案
【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内容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
右派集团22071个;
右倾集团17433个;
反党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为中右1437562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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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988年蒋经国是如何在台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