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澤東和陳其通等人的文章風波

　陳遼等對“意見”的意見

　　毛澤東幾次在會議上談到，《人民日報》發表了“四人文章”卻沒有呼應或辯駁文章，沒有指出“四人文章”的“教條主義”問題。鄧拓和文藝部主任袁水拍聞訊深感被動，立即著手改進。

　　這時，《人民日報》文藝部收到一篇投稿《對陳其通等同志的‘意見’的意見》，非常切題。這篇署名“陳遼”的文章3月1日刊登於《人民日報》第7版，正是原先刊登陳其通等人文章的位置。

　　陳遼是一位25歲的大尉軍官，時任解放軍第60軍第22速成中學政治教員。他讀到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后，有不同看法，用三四天時間寫出商榷文章，投寄人民日報編輯部，兩個月后登了出來。

　　陳遼指出，“四人文章”中“有不少有價值的意見，對目前的文藝工作是有好處的”，隨即筆鋒一轉說，“四人文章”有毛病，“在於他們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后的文藝工作中的個別的、不是根本性的缺點，當作全面的、根本性的缺點，於是也就認為目前的文藝工作簡直是‘糟得很’了，是很堪憂慮的了”。

　　陳遼認為：“我們目前文藝工作的主流是‘好得很’的，至少不是‘糟得很’。”陳遼的文章打響了批評“四人文章”的“第一槍”。

　　接著，編輯部約請茅盾寫來批評文章《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反對教條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思想》。茅盾說：

　　他們的文章是缺乏說服力的，批評方法是教條主義的，其結果不但不能對小資產階級思想作有效的斗爭，而且給讀者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原來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給廣大的、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鼓舞活躍的知識分子一瓢冷水。

　　陳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對小資產階級藝術思想。我極端擁護他們這一個主張，而且我以為這應當是我們在文藝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的課題。但我們進行這一思想斗爭時，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條主義的老調，要同時大力反對教條主義﹔簡單地採取禁止“放”和“鳴”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

　　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肅清，是長期的、復雜而細致的工作，我們的批評態度應當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和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我們的工作方法應當是讓大家來“放”，來“鳴”，開展自由討論，從討論中加強馬列主義的思想教育。

　　顯然，茅盾抓到了點子上，點出“四人文章”的主要問題是“教條主義”。接著，《人民日報》又於 4月4日集中發表了批評“四人文章”的一組讀者來信。4月11日則發表了周揚的批評，指出“四人文章”是“用教條主義的眼光，帶著宗派的情緒去觀察事物”。這樣一來，關於“四人文章”的正反兩面文章就都有了。

　　由陳其通四人文章引起的風波，給鄧拓帶來極大的困惑，因為他最初認為毛澤東會贊同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參加了毛澤東召集的會議后，鄧拓回到報社馬上組織與陳文爭辯的文章，他在一個小范圍會議上提到領袖的批評，曾責怪自己說：“我真奇怪我的耳朵是不是聽反了？”亦即領袖的態度多變，使他措手不及。

　　風潮起伏造成的迷離與不幸

　　在1957年初的幾個月裡，毛澤東多次把“四人文章”當作“教條主義”來批評，同時把鐘惦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拿出來批評。然而他在催促《人民日報》批評“四人文章”的同時，並不催促批評鐘惦。這表明，毛澤東主要還是從排除障礙、動員鳴放的角度來觀察形勢的。毛澤東清楚，對於“右”的觀點，從來不會缺少批評，不必他來催促。

　　非但如此，毛澤東還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到了陳遼的文章，問起作者的情況。

　　然而，“四人文章”作者之一、詩人馬寒冰因為被毛澤東連續點名批評，心理承受不住了，於1957年6月28日服用安眠藥自殺，年僅41歲。

　　就在當月，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反右”飆風驟起，風向轉了。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在6月以后不再受到批評。毛澤東本人，早在5月中旬就撰寫黨內指示《事情正在起變化》，為“教條主義”鬆綁了，毛澤東寫道：“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幾個月以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

　　到6月間，毛澤東修改《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時，對“教條主義”的性質作了新解釋，他說：“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

　　1957年夏天，“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失去了一位戰友的陳其通、陳亞丁在1957年8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克服教條主義，投入反右派斗爭》的文章，檢討自己是“沾染了較多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要克服“教條主義”，執行“雙百”方針，投入反對“右派”的斗爭。這一來，陳其通就算“安全落地”了。

　　第一個發表自己的觀點與“四人文章”商榷的陳遼卻在“反右”中大禍臨頭了。本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觀點正確的文章，而且受到毛澤東的稱贊。幾個月后，“反右”高潮陡卷，陳其通、陳亞丁在《人民日報》發表新的文章，陳遼馬上受到了追查。所幸陳遼出身好，參加革命早，最后受到黨內察看處分，劃為“中右”，控制使用，馬上轉業地方。這給陳遼此后20年的命運帶來了巨大不幸，直到“文革”后才有根本轉機。

　　“反右”進入高潮之后，毛澤東對“四人文章”的態度繼續轉變，沉默了一段時間后，在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時特意談到“四人文章”說：“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雖然是錯誤的，但敢於提出不同意見，這點可取。”

　　由陳其通等四人文章引起的風波，一時間扑朔迷離，在理論上造成了混亂，還造成了兩位參與爭論者的巨大不幸，是慘痛的歷史教訓。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毛澤東對批判“教條主義”降溫，為“寧左勿右”的思潮打開了方便之門，摻雜了種種左傾思想的反對“修正主義”的做法從此貫穿毛澤東的所思所行，直到他生命的終點。同時，由於他對“四人文章”的看法發生搖擺和變化，不同場合言辭所及，給兩個互不相識的普通軍官帶來了命運悲劇和人生坎坷，恐怕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作者為《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輯）

　　來源：《世紀》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