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1976“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1975-1976“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一、从整顿转为“批邓”

2014年08月14日18:15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在邓小平对全面整顿作出部署，各方面的整顿将更加深入和广泛地展开的关键时刻，清华大学刘冰（党委常务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惠宪钧（党委副书记）、柳一安（党委副书记、工宣队负责人之一）、吕方正（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四人于10月7日联名写了一封信，抬头是：“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信中揭露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的严重问题，特别是揭发迟群在中共十大和四届全国人大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而发泄对毛主席、周总理的不满，以至公开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这封信经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交给胡乔木，胡乔木于10月13日夜间送到邓小平处。当时邓小平不在家，由秘书王瑞林收下。两个月前，邓小平曾把刘冰等四人8月13日写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反映迟群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问题的信转呈毛泽东。这次当然也照转不误。当时，教育领域的整顿正要全面展开，希望此信有助于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并推动教育整顿。

刘冰等四位负责同志给毛泽东写信，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请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转呈，也是很正常的事。没有想到，邓小平转呈刘冰等人的信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

10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等客人后，同陪同会见的李先念谈话，对邓小平转呈刘冰等人的信进行严厉批评。毛泽东说：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同对自己的态度联系起来，问题的严重性非同一般。政治的天平此时完全倾向迟群、谢静宜那一边，刘冰等人被认定“反毛”，而“小平偏袒刘冰”，真是罪莫大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当然不单由转信这一件事引起。事实上，当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涉及批评、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特别是涉及批评、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文化、教育、科技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系列变革，毛泽东内心已有不满。借题发挥，用小事情做大文章，是毛泽东进行政治斗争常用的办法。这回，他是用批评刘冰等人来信这种方式，把对邓小平主持整顿、否定“文革”的不满表而出之。

同时，也不能排除引发重大事件的一些偶然因素。就我们现在所知，在刘冰等四人的信到达毛泽东案头之前，至少有两件事对毛泽东的心态和判断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一，9月27日，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同他谈了一些对邓小平主持整顿不满的话。

其时，毛远新已经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三个要职。毛远新是烈士遗孤。他在新疆监狱中出生，后来父母都惨遭杀害。1975年9月30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以陈锡联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于28日前往乌鲁木齐参加庆祝活动，毛远新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之一。他于9月27日到北京，即去看望伯父毛泽东。毛远新谈了辽宁省的情况，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说了一些对邓小平主持工作、进行整顿不满的话。毛远新把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远新的这些极富挑拨性的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产生了动摇。

其二，毛泽东对《科学院汇报提纲》不满。

《科学院汇报提纲》经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后，胡乔木等又修改了一遍。9月28日成稿后，邓小平即送毛泽东审阅。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第一稿中，就引用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所据版本是1969年国家科委编印的小册子《毛主席论科学技术工作》，注明的出处是：“毛泽东：《在听取科学技术规划汇报时的谈话》，1963年12月。”以后几个稿子一直保留。10月13日前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看了《汇报提纲》后的意见。10月14日，邓小平向胡乔木讲了毛泽东同他谈话的情况。邓小平告诉胡乔木，主席讲他不记得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科学院汇报提纲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邓对毛说，请主席把稿子退给我们修改吧，但还没有退回来。

刘冰等人的来信于10月14日转达毛泽东的案头之时，正好是在毛泽东听过毛远新的谈论、对“文革”态度问题特别敏感、又刚看过《科学院汇报提纲》颇为不满之际，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对刘冰等人的信、对邓小平转信的行动，作出这种不切实际的、过于严厉的批评，自有其逻辑的必然。对于1975年整顿，当然是极大的不幸。

不过，这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一批二保”，立足于帮。

毛泽东在10月19日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谈话中，还特别关照：你们告小平注意，不要上当。

10月下旬和11月1日，毛泽东还两次亲自找邓小平谈话，批评、劝勉。

这时，邓小平一面坚持工作，一面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批评。10月23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19日的意见，主持召集六人会议。参加者为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邓小平和李先念、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来信和邓小平转信的批评。经初步讨论，会议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并就如何贯彻提出两个方案：（1）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其中毛泽东对邓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不传达。毛泽东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2）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先是党委常委扩大会，然后再逐步扩大到全体工军宣传队、各系革委会主任，之后再扩大到全校干部和全校师生员工。由吴德到清华大学说明情况，迟群主持会议。10月底或11月初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还建议向中央政治局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27日，邓小平和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向毛泽东书面报告六人会议情况。毛泽东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在第一方案“其中主席对邓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不传达”下面画线批示“对”。

10月3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张便笺，提出：“我有事需要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1）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如蒙许可，请随时通知。”11月1日晚上，毛泽东召见邓小平。毛当面批评了邓为刘冰转信的事。邓问毛，他主持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毛说：对。

邓小平仍然主持中央工作，10月25日晚讨论《关于十年规划几个问题的汇报要点》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乃至11月中下旬讨论对“文化大革命”评价、批评邓小平本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都还是邓小平主持的。

形势的进一步逆转，是在毛远新11月2日向毛泽东再进谗言以后。

毛远新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到北京。11月2日上午，又在毛泽东面前大谈对形势的看法，歪曲事实，攻击邓小平。

毛远新继续向他的伯父鼓吹他在9月27日谈话时已经说过的对整个形势的看法。再一次尖锐地提出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批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毛远新总括他的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毛远新又谈论对1975年工作的看法。不仅否定各方面经过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而且认为1975年整顿路线有问题。他说：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怎么看？等等。毛远新把问题归结到路线，说：“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该不应该坚持下去。”

毛远新还就落实干部政策谈了看法，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在对整个形势非议之后，毛远新直接谈他对邓小平的看法，进行恶意诽谤。

毛远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还说：“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毛远新把问题提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在这里，毛远新尖锐地提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很成问题，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同意毛远新的这些看法，并由此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下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让毛远新看清华大学刘冰等人8月和10月先后写的两封信，并把关于刘冰来信谈话的记录稿念给毛远新听。两人边读边议。经过情况，毛远新作了如下记录：

主席让我看清华两封信和影印件。

主席：“刘冰是副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主席念：“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我说：“这是要害。”

主席点头：“是。”

主席念：“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并重复“小平偏袒刘冰”。

我说：“这也是要害？”

主席点头：“对。”

毛泽东要毛远新：你找小平、锡联、东兴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提高。

就这样，毛泽东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在政治局内的一个小范围里开会批评邓小平，毛远新参加并唱主角。

11月2日上午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是毛泽东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改变为批评邓小平以至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从这次谈话之后，毛远新成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江青当时已被毛泽东明令“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立即利用亲属关系，把毛远新拉到自己一边，企图通过他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并操纵政治局。

二、“批邓”的升级和邓小平的抵制

1．政治局四人会议开始“批邓”

11月2日晚，毛远新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开会。这次中央政治局内的四人小会，可以看做在中央内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

在这次会上，毛远新有恃无恐，对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进行攻击和诬蔑，否定整顿取得的成绩。

邓小平立即针锋相对进行答辩，理直气壮地讲了自己的意见。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还可以想一想，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邓小平还对自己这一段的主要工作和讲话作了简略的回顾，说：我是从今年3月中央9号文件后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9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9号文件开始算起。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9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列举了从3月份以来做了哪些工作和讲了哪些话。并说，昨天（1号）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

毛泽东在11月1日同邓小平谈话时明确肯定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段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可是，对于11月2日晚上邓小平同毛远新的这一场争论，却又站到了毛远新的一边。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会议情况汇报时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但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可见，毛泽东从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根本点上着眼，对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不能容忍的。

2．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的评价

11月3日，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关于2日晚四人会上与邓小平争论的情况汇报。在赞扬毛远新“顶了他”、“有理”的同时，也认为小平同志开始转弯了，态度很好。

参加会议的四人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一致认为，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所涉及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指示继续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并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他指示：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的评价。他说：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毛泽东要求八人会议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毛泽东说：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3．两次政治局八人会议和批评对象的扩大

11月4日即开了第一次八人会议，当天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

谈到对“全面内战”的理解，毛泽东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谈到会上有的同志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又说：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还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由此谈到理论问题，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了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毛泽东最后叮嘱毛远新：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还指示：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

11月7日政治局第二次八人会议后，得到毛泽东同意，指名批评的对象扩大到在宣传理论和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积极支持邓小平整顿的几位领导同志：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周荣鑫。会议的范围也扩大到17人，包括全体健康状况能够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

11月8日，张春桥找周荣鑫谈话，指责周荣鑫对教育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周荣鑫提出：当前学生不读书等问题急待解决。张春桥却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张春桥还说：迟群1968年带领军宣队、工宣队到清华、北大，路线是正确的。

11月14日，按毛泽东前一天“向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的指示，邓小平和几位常务副总理在国务院召集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开会，通知他们政治局日内将开会谈他们的问题，要他们准备到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

1．在清华大学发动“教育革命大辩论”

广泛发动群众是毛泽东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指导政治局内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小平进行批评的同时，在清华大学，传达他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发动群众，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11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在该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10月下旬关于刘冰等人来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后来习惯称为批示）。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指出：“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吴德并传达：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在清华大学展开大辩论，辩论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实质。非常明显，其意图是以“教育革命大辩论”来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从11月3日当天起，迟群连续主持召开不断扩大的常委扩大会议，对刘冰等人进行有组织的围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和各系党总支书记也参加。清华大学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在迟群、谢静宜操纵下很快就变成激烈的政治运动。到11月12日，校党委常委会竟扩大到1700多人。

11月18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公布了毛泽东指责刘冰等人来信的谈话、批示（但对其中批评邓小平的话没有公布）。迟、谢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指使15人上台作证，对刘冰等揭发的问题作了完全颠倒黑白的所谓“澄清”，把两封揭发信打成“诬告信”，并竭力攻击周荣鑫、刘冰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还叫嚷要“揪后台”。

会后，清华大学开辟大字报区，一天之内贴出2000多张大字报。北京大学紧跟其后。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周荣鑫、刘冰等人。北京和一些省、市奉命组织干部、群众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两校大字报的内容迅速在各地传播，各地一些学校也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他们还在各种场合，诬陷周荣鑫的正确言论是“奇谈怪论”，说他进行的教育整顿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在学校的一统天下，专无产阶级的政”。与此同时，迟群等一方面打着“大辩论”的旗号，对刘冰等人进行全校性的批斗，把他们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急先锋”。另一方面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全国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

2．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立足于帮

这时，虽然政治局内“批邓”的范围逐步扩大，在清华大学进行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正在演变为一场激烈的政治运动，但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然立足于帮，并不想把邓小平打倒。

这从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缅甸总统吴奈温访华接待计划请示》和邓小平报告的批示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就接待计划报告毛泽东：“奈温已表示希望会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故我请外交部提出由我和春桥两人之一出面接待的方案。我觉得以后对主要国宾，由我一人出面，过于繁重，故这次拟请春桥出面。如何，请主席考虑指示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审核。”毛泽东阅后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欢送和宴会。”删去了《请示》中的“江青同志会见已有安排”，并把“由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祝酒”中的三处“或张春桥”四个字圈掉。

从毛泽东处理王洪文回京后中央日常工作的安排上也看得很清楚。

王洪文在五六月间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写了书面检讨。6月下旬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浙江，11月中旬回到北京。照说，在当时形势下，利用邓小平挨批的机会，就势要邓下王上，顺理成章。可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

邓小平在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即于11月1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

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

毛泽东当夜写了批语：

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三时

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还有所期待，希望经过“批评、帮助”，邓小平能够同他一致起来，继续共同工作。

同一天，毛泽东批示将7月14日关于文艺等问题的谈话印发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写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我讲得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指《准风月谈》中的《关于翻译（下）》。此文用削烂苹果做比喻，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作品，批评那种“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的不好的脾气。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是希望他改变观点，纠正“错误”，以便团结一致，共同工作。

3．邓小平婉拒为“文化大革命”作决议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十七人会议，批评邓小平，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和向一些同志“打招呼”的问题。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在11月3日同毛远新谈话时就作出了一个三七开的总评，即：“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求通过讨论，统一认识，作个决议。这时，毛泽东又提出，希望这个决议由邓主持来作。

邓小平不同意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这种评价。若干年后，他作过这样的批评：“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邓小平还说：“毛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但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当然只能腹诽而无法明说。邓小平不愿在毛泽东这个三七开的指导思想下为“文化大革命”作决议，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只能寻找托词。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其中“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句话，出自晋朝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毛泽东在前几天（11月13日）《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中刚用过的典故。邓小平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不妥协的态度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毛泽东得知，大失所望。

有论者认为，邓小平表示的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促使毛泽东下定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心。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毛不满意邓的是对“文革”的否定，如果在这一点上邓能够同毛一致，已有的缝隙就可能弥合起来。不过，从当时已经形成的局面来看，毛的这种试探在邓那里必然碰壁姑且置之不论，即使邓允诺承当，笔者以为至多对“批邓、反击”的时间、规模、程度产生一些影响。从全局来说，毛“批邓”的决心在此之前就已经下定了（虽然他并不想“打倒”）。这从11月以来的历次谈话可见，从在清华大学传达对刘冰来信的谈话、发动“教育革命大辩论”可见，从事实上已经开始的对邓的批判可见，特别是从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另一个议题“打招呼”问题也可见。

在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后，把陪同会见的邓小平和张春桥留下谈话。毛泽东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央政治局“帮邓会”，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这天，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批语全文如下：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个人也要打招呼。

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打招呼的问题。

会后，邓小平于21日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请示关于召开打招呼会的有关问题。报告写道：

主席：

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

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

政治局商量，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邓小平

十一月二十一日

随报告附送的打招呼谈话要点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毛泽东于11月22日在邓小平的报告上写了批语：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

过了一天，毛泽东改变想法，又给邓小平写信：

小平同志：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三日

4．“打招呼”会议动员“反击右倾翻案风”

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130多人。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宣读之后，邓小平作了几点说明。主要是：（1）“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2）毛主席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党的基本路线，有一种提法，说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这是不正确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他两项是目。（3）要正确对待新生事物，应该支持和肯定，不要指手划脚，教育界和各行各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4）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青年干部，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不对。最后，清华这场大辩论很快要扩大到全国，至少扩大到教育、文化领域。

毛泽东指示召开这次会议，除了给老同志“打个招呼”，让他们转弯子，避免再“犯错误”以外，也有让邓小平就此机会当众做个检查的意思。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知》说：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情况报告中央。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传达和讨论，在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中进行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从此，全国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持续了九个月的整顿为之中断。

1975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政治路线问题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确实存在矛盾和分歧。

其一，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确实是在总体保持“文化大革命”外壳的情况下，从工交、文艺、科技、军队等方面，局部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发展下去，势必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毛泽东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到11月中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时，毛泽东还希望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但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由此，矛盾不可调和。

其二，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既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又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大局”，从而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据此，“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其实，邓小平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他在主持1975年整顿中，突出地抓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和破坏活动，促使安定团结的实现和把生产搞上去。他甚至对本应允许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些表现，也进行了批评。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经济建设，他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支持为此而作出的整顿措施，进行的种种努力。问题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否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以阶级斗争为纲”背离了八大的路线，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其三，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一样。

毛泽东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纯和公，而不大注重社会主义的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或容许存在的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不是致力于促进其得到应有的发展，而是强调进行限制。对按劳分配也不是促使其充分实现并臻于完善，而是着眼于限制。“四人帮”则把它推到极端，在上层建筑领域鼓吹“全面专政”论，在经济领域把商品经济、按劳分配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加以反对，把发展生产力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邓小平则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后来，他更进一步指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搞平均主义也不行。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没有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或社会主义社会容许存在或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或限制；也没有把一些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做到的东西，当作现实的社会主义必须做到的来要求。

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注定了“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一个不愿其发生而又无力避免的悲剧。

5．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特殊的“检讨”

在全国党政军高层领导中传达讨论《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同时，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议场景十分奇特。主持者就是被批判者。邓小平到场宣布“开会”以后，就像一尊铜像一般，稳稳地坐在那里，不言，不动，一任“四人帮”一伙大张挞伐，诬蔑攻击。时间到了，说声“散会”，若无其事，离席而去。

邓小平这时仍然牵挂着重病中的总理，关心总理的病情，不断听取医疗组的汇报，安排治疗事宜。重病中的总理，也为处在批判狂潮中的老战友担心。他特意把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道：“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回答总理：“永远不会！”总理听了，说：“那我就放心了！”面对凶险的政治风浪，他们坚如磐石，义无反顾。

12月20日晚上，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他没有预先写好稿子，要说的话早已久久萦回心中，好在存有会议记录，使我们得以知道邓小平这一篇充满政治智慧、坚持原则立场的“检讨”是怎样讲的。

照例，他先表示感谢，“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并说“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接着“谈谈我的思想状态”，也就是他这次所作的“检讨”。他说——

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着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

邓小平在“检讨”中谈到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等问题。

邓小平“检查”原因，坦诚地说——

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当天会后，邓小平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他在会上所作“检讨”的记录。信是这样的：

主席：在今（20日）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该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显而易见，邓小平的这篇发言是申辩而并没有检讨，用谈思想状态的方式对1975年整顿作了回顾和肯定，通过检查原因，委婉地表明了对毛泽东批评的异议，说明了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存在的原则分歧。

在毛泽东那里，邓小平的这篇发言当然无法通过。毛泽东没有批示，从此，邓小平也再没有“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很快就在全中国开展起来了。

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成运动

1．“四人帮”处心积虑作准备

毛泽东就刘冰来信作出错误判断，批评了邓小平和刘冰等人以后，“四人帮”认为反攻倒算的时机到了，立即加以利用，力图搞成一场整垮邓小平的政治运动。在打招呼会议前后，“四人帮”一伙处心积虑进行各种

准备。

在北京，谢静宜、迟群秉承江青的旨意，将周荣鑫的一些讲话汇编成《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种材料，印刷2万册公开散发，供批判。

同时，“四人帮”指使他们的亲信给毛泽东写信诬告，制造到处都在刮“右倾翻案风”的印象。10月1日，原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诬告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10月20日，教育部林××给毛泽东写信，诬告教育部长周荣鑫“搞宗派”，“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等；12月8日，原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柳忠阳给毛泽东写信，诬告胡耀邦等同志到中国科学院后刮起了所谓“右倾翻案风” 。迟群还指使他安插在教育部的亲信通宵达旦地偷抄国家机密，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起了极坏作用的毛远新，在11月6日主动把毛泽东自9月以来的几次谈话集中整理，向毛泽东报告说：“为了集中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为了贯彻互相帮助，统一认识，团结起来，搞好工作的原则；也考虑到下一步逐步扩大，便于传达讨论，我把前几次谈话主席有关的指示整理一个材料，请主席审阅指正。” 以后他又陆续多次整理毛泽东的谈话，下发全党。这就使得“四人帮”能够打着毛泽东指示的旗帜肆无忌惮地打击邓小平等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老革命家。

在外地，他们把两校（北大、清华）与辽宁、上海的死党、亲信连成一线，昼夜不停地搜集、编印为他们进行所谓进行“反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

号称“四人帮”的“金棍子”的姚文元，忙着指使他们在《红旗》杂志的一个亲信，授意两校大批判组，炮制公开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头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能篡改》。姚文元反复强调，“这是一个信号”，“分量要重一些”。同时，姚文元遵从王洪文的旨意，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派出大批记者到全国各地去“调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搜集邓小平和老干部的黑材料，准备发起新一轮攻击的炮弹。

2．张春桥制造国际影响

11月30日，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介绍中国“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把国内刚刚发动起来的运动情况向国外扩散。

张春桥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教育怎样估计。”这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张春桥还对外宾说：“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有问题。”

12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载有张春桥谈话的《外交通报》，作为省军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和驻外使馆等外事单位对外宾谈话的依据。

3．两校文章发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

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以下简称《篡改》）。12月4日《人民日报》等报纸都予转载。“四人帮”通过它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

《篡改》把教育部长周荣鑫在整顿中的正确讲话诬蔑为“奇谈怪论”，说：“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了头，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

《篡改》在大学招生问题上大做文章。在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理科“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实际上，这是重申周恩来提出、毛泽东赞成的主张。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籍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夫人。李政道建议我们采取措施，从小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进大学后，一边学习一边劳动，造就一批比较年轻的科学家。周恩来赞成这个建议，说：学校学生应“以学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在大学教育方面“要迎头赶上”。并指出：这个办法，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大学生是平行的。但“四人帮”和迟群拒不执行周恩来的指示，没有选拔中学生直接上大学。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会见来华探亲、访问的李政道。李政道重提前述建议。毛泽东明确表示，对这个建议是赞成的。迟群等人是知情的。可是，他们在1975年11月竟把周恩来的指示编进所谓“右倾翻案言论”中去，并在《篡改》一文中大张挞伐。

《篡改》还抓住“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这句话大批特批，甚至扣上“右派”的大帽子。对周荣鑫批评教育质量下降，说现在的大学生“不如过去的中技生”，学校开门办学后学习理论知识的热情下降，出现“实践—实践—实践”的片面强调实践的现象等谈话内容，统统诬蔑为“奇谈怪论”进行批判。他们的矛头，表面上指向教育部长周荣鑫，实际上是指向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

《篡改》把“当前争论的焦点”归结为：“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认为“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现在，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叫嚷“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显而易见，《篡改》是要以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为突破口，在各条战线上发动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的“反击”。

4．“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开展起来

《篡改》一文发出信号，“初澜”、“苗雨”等“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紧紧跟上。在“四人帮”指挥下，报刊上连续不断发表“反击”的文章。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叙述了清华大学抓住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泽东的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说，刘冰等人的信是“诬告”，“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的。《报告》说：“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尤其突出。”“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因此，清华大学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中共中央在转发《报告》的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要求将《报告》下发到大、中、小学校的党支部。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指示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大造舆论，又把所谓清华大学的典型经验通过中央文件下发，就这样，由刘冰等人来信引发、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突破口的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在全国上下发动了起来。

领导1975年整顿的邓小平，在政治局内进一步受到批判，连续检讨，不能过关。“四人帮”处心积虑，搜集材料，罗织罪名，为公开批判直至把他再一次打倒而磨刀霍霍。

邓小平在面临再次被打倒厄运的时候，仍然恪守自己的职责。

从1975年10月中旬起，他依然管着外事，接待来访的美国总统、缅甸总统、联邦德国总理等政要和重要外宾。有时刚参加过批判他的会议，接着就会见外国客人。

他仍然关心解放老干部、落实政策。10月21日，邓小平就政治局讨论毛泽东10月16日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简报》第31期上的批示的情况致信毛泽东，提出：“党外党内有一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点安排，都同意积极筹备，早点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此事由吴德同志主持进行。”毛泽东批示“同意”。

他仍然关心军队的整顿和建设。11月18日出席中央军委第25次常委会，讨论军队军、师编制和干部配备问题，提出：军队干部要比地方干部更年轻化；军队高级干部要经过团、师岗位的锻炼再提上来；军事指挥干部要有合成军指挥知识；部队要多搞学习；等等。

对重病垂危中的周恩来，他一直关心牵挂。11月2日下午，他到医院看望；4日，同邓颖超商谈周恩来的病情；5日，又到医院看望。11月11日晚和16日晚，同有关负责人一起两次听取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汇报。19日下午，又到医院探视。12月中下旬，周恩来时常陷入昏睡状态。邓小平22日下午同有关负责人一起听取紧急汇报。23、27日两次前往看望。28日午夜，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抢救，邓小平赶到医院守候。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治疗，邓小平赶去看望，一直守到手术做完。

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愈演愈烈。受到邓小平重用的、“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的那“几个人才”，这时都受到追查、批判。“四人帮”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想从他们那里打破缺口，逼出材料。

在新疆马兰基地组织了第二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0月27日）取得成功的张爱萍，刚回到北京就被责令检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定调子：“张爱萍不是好人，是个通台湾的特务，要把他彻底打倒。”王洪文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和七机部党组成员联席会议上讲话，说：“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并亲自参加七机部的“批邓联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给他的造反起家的派头头朋友撑腰鼓气。11月下旬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在“四人帮”那里竟也成了张爱萍的“罪名”，张春桥的判词是：“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 此论一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谬论塞满了报刊。“四人帮”以“批邓联张”为说辞，指使国防科委党委与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联合起来，对张爱萍揭发批判，把张爱萍整顿七机部时的即席讲话记录稿汇编成册，要求打一场“人民战争”。1976年1月18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馆召开了七八千人的批判大会，参加单位有国防科委机关、二机部和七机部机关，因病住院的张爱萍带着氧气袋参加大会，宣读了一份72个字的稿子，表示在领导整顿中所作的讲话、决定“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批邓联万”，1975年整顿中的“开路先锋”万里，被诬蔑为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遭到激烈批判。郑州、兰州铁路局得到地方党政军主要负责人支持，翻案得逞。重点整顿过的一些单位一片混乱。铁路下属单位一些人纷纷赴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连沙发都刻上了“打倒万里”的口号。万里被赶下台，“检查交代问题”。

国务院政研室也是“四人帮”重点打击的对象。他们一面亲自出马，罗织罪名，诬蔑攻击，指责政研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江青）、“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姚文元），通过报刊攻击政研室负责同志是“邓小平的谋臣”、“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一面扶植自愿充当“钉子”的人从内部发难，插手政研室的运动，一连制造了七次大的所谓揭批高潮，企图整垮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并由此打开一个搜集攻击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黑材料的缺口。胡乔木首当其冲，成为追逼交代和打击的重点。邓力群、于光远也是着重攻击的对象。他们面临强横的里应外合、内外夹击的政治高压，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压垮，没有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主持科学院整顿的胡耀邦，传为邓小平手下的“四大金刚” 之一，当然也是追查和批判的重点。胡耀邦被称为“科学院的那个走资派”公开批判。他们把《科学院汇报提纲》同“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时的《二月提纲》相提并论，说十年前的“提纲”是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今天搞的那个提纲则是为了砍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

煤炭部长徐今强也成为打击的对象。王洪文对徐今强在全国煤矿采煤掘进队长会议上的报告《学大庆、赶开滦，为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而奋斗》下了“胡说八道”四字评语，勒令煤炭部收回这个报告并作检讨。重病中的徐今强回答：“言如箭出，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报告能收回，但话是收不回来的。事关全局，文件不能收回，也不作什么检讨。”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迫害最为深重的是周荣鑫和刘冰等人。前面已经说到，教育部长周荣鑫被残酷批斗致死。刘冰等4位同志，在短短几个月内，被批斗220多次，撤销了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了他们的组织生活，并且把他们送到清华大学农场等地监督劳动。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反击”的旋风把整个中国搅得周天寒彻。邓小平部署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整顿带来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复苏、好转和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人们刚刚升腾起来的希望，被困惑、迷惘所取代。“四人帮”妖雾重来，邓小平再次挨批，周总理又病重垂危，中国将怎么办？1976年元旦，尽管广播喇叭中响彻着“到处莺歌燕舞”的豪迈诗句，却无法驱散全国人民心头的惨雾愁云。

1976年新年伊始，“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全部开动起来。全国报刊充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气势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从《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扩展到《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以至《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从《评“三项指示为纲”》，到剖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批判《科学院汇报提纲》和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从《孔丘之忧》、《再论孔丘其人》的影射攻击，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的论证“规律”。所有这些文章，都颠倒黑白，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方面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文件、条例诬蔑为“复辟纲领”，还从“批邓”概括出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为“层层揪”走资派、从上到下打倒老干部制造理论根据。而“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开地成了邓小平的代名词。江青、张春桥还布置文艺作品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要拍二十多部这类电影。

但是，不论上面怎样一再“打招呼”、发文件，不论“四人帮”怎样拼命鼓噪，除了帮派势力、“反潮流战士”之外，应者寥寥。相反，人民不满和愤怒的情绪，通过各种方式宣泄出来，汇成反对“四人帮”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