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邓小平的1992：南方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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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1992：南方之行

本文节选自《邓小平时代》第22章

【美】傅高义/著

一代人之前的1965年，毛泽东对自己不能全面控制北京的“资产阶级”政策感到不悦。他无法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上传播自己的观点，便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次日该文又由上海市党报《解放日报》转载。然后，71岁的毛泽东乘专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汉等几个城市，为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点火。

这个故事在1991年又重演了一次。当时邓小平对北京沉闷的经济政策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对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说了算。他不能在《人民日报》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便把它登在另一家报纸——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可是1991年这把火并没有点着，决心已定的邓小平在1992年又点了一把更大的火。他以87岁高龄，乘专列南下，先去武汉，然后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

1988年通货膨胀引起的恐慌，……苏联和东欧政权的相继垮台……这一系列事件使北京气氛高度紧张。谨慎的计划仍在实施，邓小平则吸引着大胆主张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人。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建设派”大多是从事引进新工厂和新技术的中央干部，到1980年代末时，沿海地方政府已积累起自己的财富，形成了更强大的势力基础，使邓小平能够用来对抗谨慎的经济政策。

谨慎的计划官员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失控要对1989年的悲剧负责，因此他们更坚定地要把国家控制在他们认为唯一安全的轨道上。邓小平则认为，不加快国家的发展，共产党的统治就会陷入危境，因此他同样坚定地认为，只有加快发展和开放才能维持民众的拥护，使国家得以生存下去。

邓小平受挫，1990—1991

1990年1月21日至2月13日邓小平在上海度假期间，已经在争取能使他压倒稳健派经济政策的政治力量。他在上海与当地负责人讨论了开发浦东的大项目。他知道上海的负责人急于开发浦东，但这必须得到北京的许可。浦东是上海境内一片大约500平方公里的区域，靠近地理位置优越的长江入海口。当时这个地区大体上仍是农村，

易于进行开发，甚至早在上世纪初，孙中山就曾萌生出在浦东建一个大港口的念头。上海当地官员希望将它建成金融中心。尽管上海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制约，但是在长江三角洲一带，不但上海，而且邻近的江苏和浙江，工业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邓小平对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有着战略上的考虑。他知道，鉴于上海的巨大规模和人才储备，它的任何进步都将对全国的发展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不但能够惠及邻近的江浙两省，而且还有长江流域的数亿人口。1920年代邓小平赴法途中，曾在上海停留一周，第一次体验了这个城市的活力；10年后他又在上海做了几个月的地下工作；1949年他曾短暂地参与中共对上海的接管。1980年代末，当他为冬季“休假”来到这座城市时，能够感受到生机勃勃的上海人有待释放的能量。即使不像邓小平那样头脑敏锐的干部也十分清楚，上海的领导人对1930年代上海作为商业大都会的优越地位怀有自豪感，而当时的香港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城市；1980年代中央为广东和福建率先进行试验开了绿灯，却没有让上海这样做，这使他们十分不快。上海的负责人并不讳言：上海有着比广东和福建的任何城市更高的教育、科技和工业水平。上海的领导人得到了群众的全力支持，是邓小平加快发展经济的强大同盟。

1984年，作为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上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从1984年到1990年，上海没有得到北京多少帮助，它的潜力几乎没有发挥出来。广东较易于得到外企投资：在不发达的地区建新厂成本虽然高，但尚可做到。然而，对上海巨大的旧工业进行改造，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资本来支持。上海肩负的为国家财政做贡献的担子如此之重，得到的支持却很少，这让上海的领导人感到不满，他们一直在要求北京改变政策。北京一些部委的领导也愿意向上海投资，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担心正在失去对广东的控制，那里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外边而不是中央政府。假如北京为上海提供资本，国家的计划官员对上海的控制能力要比对广东大得多。

1988年和1989年邓小平在上海过冬时，曾经与江泽民和接替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做过交谈。朱镕基在北京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邓小平就认识他，把他视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既有充满自信的领导能力，又有发展经济的战略眼光和难得的改革魄力。1990年2月，邓小平会见了朱镕基和上海其他党政军干部，与他们讨论如何为当地的发展点火。

2月回到北京后不久，邓小平对李鹏总理说：“我已经退休了，但有一件事还是要给你讲一讲，你要更多地关心一下上海浦东的发展。”两周后的3月3日，邓小平把江泽民、杨尚昆和李鹏叫来，向他们宣讲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假设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他又说，“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

定于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召开的七中全会将要研究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的草案。在会议前夕的12月24日，邓小平又把江泽民、杨尚昆和李鹏叫来，再次给他们上课，讲明加快发展的道理。他强调了在2000年以前让经济翻番的重要性，鼓励他的接班人不要害怕担风险。邓小平重申，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够快，经济停滞就会变成政治问题，而紧缩政策加上外国制裁的副作用，正在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邓小平认为，只有放弃保守的经济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但是邓小平的课依然没有起多大作用。尽管他多次请求，七中全会仍然受到谨慎的稳健派主导，他们更加担心的不是增长速度放慢，而是经济过热。

邓小平于1991年1月28日乘专列去了上海，在那里一直住到2月20日。他既是为了冬季休养，也是想再次为经济增长点火。听过朱镕基的汇报后，他视察了航空和汽车工厂，还有将要成为世界第三大悬索桥的南浦大桥的建设工地。邓小平重申他在1990年说过的话：1979年开放4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开放上海，是他犯的一个错误，以及他希望能够利用上海的人才优势。他强调开发浦东不但对上海市，而且对整个长江流域都很重要。他说，金融——有意避免使用名声不好的“资本”一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想在金融领域获得国际地位，得靠上海。

邓小平在1991年并未能使他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除夕时他和杨尚昆、李先念一起给上海负责人拜年的画面上了全国的电视，但并没有提到他要加快上海发展的努力。邓小平的意见甚至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不过，他在1991年也取得了两个小小的收获：他争取到足够的支持，把朱镕基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他还让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几篇文章，尽管用的是化名。1991年3月和4月，上海的干部让《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不久前在上海的讲话，整理出了4篇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没有暴露与邓小平的关系，而是署名“皇甫平”（意思是“黄浦评论”，又可指“辅助邓小平”）。第一篇皇甫平的文章发表于3月3日，批评了“一些同志”把市场说成资本主义。文章说，计划和市场只是利用资源的两种不同方式，不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标签。政治圈里的人在猜测“皇甫平”的文章背后究竟为何人，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那是邓小平。

1991年10月，国家主席杨尚昆借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机，支持更加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为另一方说话的邓力群则在1991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警告说，阶级斗争很尖锐，存在着“和平演变”——即用资本主义逐渐取代社会主义——的危险，这正是自由派梦寐以求的事情。1991年底，当干部们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做准备时，战线变得明朗起来。稳健派在11月25日至29日的八中全会上仍占上风，于是邓小平拿出了他的惯用手段：不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他要采取行动争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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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南方之行，1992年1-2月

当邓小平的专列于1992年1月17日驶离北京站时，北京的其他中央领导并没有收到通知，甚至连江泽民也不例外。这次出行完全由武警部队一手操办。北京的其他领导人和南方负责接待他的干部只知道，邓小平夫妻、他们的4个子女（只有小儿子邓质方没有随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门散心观光，进行“家庭度假”。谁能反对这个老领导的家庭去度假呢？

邓小平南行的第一站是武汉，这里是华中地区的铁路枢纽，也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地点。邓小平于1月18日上午抵达武昌火车站。尽管只是家庭度假之旅，但对待邓小平这样显赫的人物，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还是前往站台迎接邓小平的到来。邓小平只在站台上停留了20分钟，时间虽短，却足以让他发一通脾气。邓小平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你们要多做少说。……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现在文件多如牛毛。”他提到这样的情况：省委书记去农村考察一个星期回来，文件就堆成了山，让他头痛。邓小平一向反对空话、长篇报告和不做认真准备的会议，他曾说过，“没有话把嘴巴一闭……会议和讲话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发了一通脾气后，邓小平说出了他的要点：“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尽管他是在向武汉当地的人说话，他的话也没有登在公开的媒体上，但很快就引起了江泽民的注意。两天以后江泽民对手下的干部说，要加快开放步伐，恢复对外开放政策，减少会议的数量。

列车于当天下午抵达长沙火车站，邓小平花10分钟时间接见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等省级干部。邓小平听到1991年尽管有自然灾害，湖南还是取得了大丰收后十分高兴。但邓导师还是给他们上了一课：他指示熊清泉说，湖南“搞改革开放的胆子要更大一些……要加快经济发展”。

1月19日星期一上午，邓小平在广州做了短暂停留后，与陪同他的省级领导一起，开始了对最有活力的特区——深圳和珠海——为期11天的视察。当地干部一周前才接到通知为邓小平的到来做准备，他们跑到邓小平要去的所有地方布置保安，安排包括痰盂在内的必要设施。他们只被告知要为接待他一家人前来度假做准备，但是当邓小平到达深圳时，他们已经收到在武汉和长沙与邓小平见过面的干部的详细报告，他们意识到，这并非一次寻常的家庭度假。

广东省委书记谢飞、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和其他几位省里的干部与一些当地干部一起在深圳为邓小平做向导。在迎接邓小平的干部中，有些人在1984年就接待过邓小平，他那次来时肯定了经济特区的成就。邓小平到达下榻的宾馆后休息了10分钟，然后与谢飞等人在宾馆的花园里散步。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提醒父亲说，8年前他在这里题过词。邓小平随口便背诵出了他当年的题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引来高兴的东道主一片喝彩，他们把邓视为最强大的助推器，不同于那些试图限制他们投资的北京官员。

邓小平为了保持体力，只在每天上午游览3小时，然后与家人一起吃饭、午睡，下午休息。在当地一次外出游览时，家人看到用邓小平笔迹复制的“深圳”二字，女儿邓楠说，“你应该收利息，你有知识产权啊。”邓小平笑了。后来他们在仙湖植物园看到从成都运来的竹子，邓小平对当地导游开玩笑说，你们也要给四川支付知识产权费啊。邓小平这个玩笑是深有寓意的：人们都知道邓小平对西方要求中国支付大笔知识产权费的批评，邓小平提醒西方人说，其他国家模仿中国的火药和印刷术一类的发明，中国并没有为此收过费。但是邓小平也明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国际秩序。在视察深圳一家生产CD光盘的工厂时，他问他们是否从外国买了版权，并提醒工厂经理，“一定要遵守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

在广东，邓小平到处都被喜欢和感激他的人团团包围。在1982年和1983年，他虽然最初没有为特区辩护，但是当1984年特区受到北京正统派的严厉批评时，他却表扬了特区。广东人有一个说法：遇到绿灯往前走，看到黄灯抓紧走，碰上红灯绕着走。然而在1992年，广东人仍然担心来自北京的黄灯和红灯，渴望看到绿灯。邓小平正在支持他们的事业，支持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反过来，他们成了邓南巡计划的啦啦队。

按照北京为“家庭度假”制订的官方原则，邓小平只带了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也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是当他开始视察深圳时，估计有50名到60名摄影记者紧紧尾随着他的“家庭度假”，很多人甚至买了盒式录音机，以便能够捕捉邓小平的每一句话。

邓小平心情振奋地观看当时在中国还不多见的高楼大厦，认真细致地视察新技术，听当地干部汇报情况。当地干部告诉邓小平，1984年时深圳的人均收入只有600元，1992年时已经达到2000元，他不可能不为自己加快发展的梦想可能变为现实的前景而欢欣鼓舞。在为鼓励加快发展的南行途中，当邓小平看着那些高楼大厦时，他也是在享受自己用改革开放政策所播下的种子结出的硕果。

邓小平来访的消息不胫而走，每当他从工厂和办公楼走出来时，都有大批普通市民在等着他。他在53层的深圳世贸中心旋转餐厅俯瞰了这座城市的新建筑，当他走出大楼时，有大批群众向他鼓掌欢呼。虽然邓小平有不善言谈的名声，但在女儿邓楠的帮助下——她不断凑到耳边，把他因耳聋听不清楚的话大声告诉他——他完全融入了与当地干部和充满感激的群众的交谈之中。在北京的许多干部眼中，邓小平是个严厉的司令员，深圳的群众却亲切地向他呼喊“叔叔好”、“爷爷好”，在他们看来，他热情机智，平易近人，对所有新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

不过即使在公开场合，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担心，他说，“左”的政策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甚至会葬送社会主义。他警告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与地方干部的坦率交谈中，针对那些把特区说成搞资本主义、受到外国人控制的批评者，他说，只有四分之一的投资来自外国人。他又说，中国在政治上控制着所有外国公司，可以确保它们对中国有益。他不仅不担心现在的外资水平，还主张增加外资数量，建立更多的合资企业：外国企业不但交税，还能为工人提供就业岗位和工资。

与在北京参加党内会议的邓小平相比，已经退休的邓伯伯和当地干部的交谈要随意得多。邓小平心情放松，不拘一格，风趣的言谈常引起当地领导的共鸣。邓小平上了他的最后一堂课，他敦促干部们大胆工作，努力试验。他重复了他在各地说过的话：坚持改革开放；保持一个精干的政府；培养年轻人；少说多做。参观了世贸中心大厦后，邓小平在返回宾馆的大巴上再次谈到他的很多基本观点：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先富起来的地方要多缴税，用来帮助落后地区。但各地的情况不可能很快拉平，不能搞“大锅饭”，这会打击人们的热情。邓小平鼓励干部进行试验，敢于冒险，不要怕犯错误，有错改了就好。

邓小平鼓励深圳在20年内赶上香港、新加坡、南韩和台湾这亚洲四小龙。他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听过有关深圳的贪污受贿和腐败问题的汇报后，邓小平说：“你们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手都要硬。”

在深圳度过5天后，1月23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向邓小平介绍了他对司法体制加以改造、规范和扩充的计划。邓小平仿佛仍在担任国家领导人一样，表示完全同意这些想法，并鼓励李灏大胆落实。北京的很多干部批评深圳走得太快，但邓小平送给李灏的离别语是：“你们要搞快一点。”李灏是如何回答的？“我们一定会加快步伐。”邓小平的下一站是珠海，该市市委第一书记梁广大来到深圳，陪同邓小平一家人和省里的官员，乘船一小时跨过宽阔的珠江三角洲，来到了珠海。当船经过清代海关旧址时，邓小平再次提到他离职时叮嘱的要点：中国过去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欺负，但那时代已经过去了，“落后就要挨打啊。我们已经穷了上千年，不能再穷下去了，如果不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还要挨打”。

广东省委书记谢飞和梁广大十分清楚，邓小平也担心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他们知道他一直在鼓励先富帮后富。他们在船上告诉邓小平，一派繁荣气象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大力帮助广东北部和西部的贫困山区。邓小平回答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进步，靠的是各地愿意搞试验的人的创造性，靠的是政府将行之有效的做法进行宣传、把各种新思想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的能力。

澳门比香港小得多，也不像香港那样喧闹。与此相似，毗邻澳门的珠海比深圳小，也不像深圳那样繁忙。在珠海29层贸易中心的顶层旋转餐厅，邓小平和家人眺望了建设中的高楼大厦。就像在深圳一样，邓小平与群众热情相处。在珠海的一家工厂，有人估计他和上百人握了手；在大街上，保护他的警察不得不限制他走进人群和更多的人握手。邓小平在询问当地居民时，想搞清楚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能以多快的速度向偏远地区扩展，推测未来的发展对群众意味着什么。他已经能够看到很多迹象，各种消费品——自行车、洗衣机、收音机、手表等工业制品——正在走进农民家庭。他高兴地听到穷困地区的农民工在沿海地区找到了就业机会。海外留学青年回来报效祖国的报告也让他大受鼓舞。他得知富有创业精神的中国人所领导的工厂已经接近世界技术水平。他表扬了当地领导利用市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而从中受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能使市场更加成功。他说，从集中人力抓紧办事这方面说，资本主义赶不上社会主义。他还指出，如果没有从1984年到1988年取得的进步，1989年到1992年这个困难时期的事情就不会那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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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珠海驱车前往广州的途中，邓小平在珠海以北的两个县——中山和顺德——停留了片刻，经济特区的活力向邻近地区的扩散作用也使这两个地方蒸蒸日上。在广州与省领导层交谈了一个小时后，邓小平登上列车前往上海，途中在江西东部的鹰潭做了短暂停留。

到达鹰潭时，邓小平也在车站会见了当地干部，他们向邓小平汇报了去年的大丰收和抗击洪灾取得的成绩。邓小平对他们的工作给予表扬，但也对他们说，要多种树，这能防止造成洪灾的水土流失。邓小平还说，干部要走得更快一点，放开胆子进一步开放。邓楠这时插嘴说，父亲一路上老是在重复这些话；她又说，父亲很关心江西，60年前他就在江西苏区工作过，“文革”中又在江西生活了3年半。事实上，邓小平一路上讲了不少自己1931年在瑞金和会昌的往事。邓楠提醒父亲说，1973年2月19日，在经历了“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的岁月后，他们一家人就是从鹰潭踏上了返京的列车。如今他们从鹰潭乘坐列车前往上海，当他们抵沪时，邓小平在广东播下的扩大对外开放的种子已经开始结出果实了。

突破

邓小平在1990年和1991年未能让国家回到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上，但是由于香港的媒体，他在1992年取得了戏剧性的突破。

按照行程安排，邓小平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但他在深圳的消息一传出，香港记者便蜂拥越过边境前来报道他的南行。1月22日，邓小平到达深圳3天后，香港的《明报》就爆出了他南行的消息和加快开放的意见。该报还说杨尚昆也在深圳陪同邓小平。敏感的香港读者立刻意识到，邓小平的南行并非寻常的家庭外出度假。

香港左派报纸的编辑仍记得很多同事因支持示威而被解雇，因此在报道邓小平的行程和讲话时忐忑不安，但他们仍然在1月23日同香港电视台一起报道了邓小平来到深圳的消息。广东南部有数百万人在香港电视台上看到了邓小平在深圳的部分画面。

北京那些站在谨慎的计划官员一边的宣传干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尽管邓小平南行的消息已在华南各地传开，但他们可以继续不动声色；或者承认这次南行，但尽量弱化邓小平对那些在改革开放上立场更保守的人的抨击。同时，邓小平的支持者，希望允许他们加快发展的南方当地干部，则愿意冒险把邓小平的意见传播出去。

由于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引起的关注，一些媒体的负责人很难对他的南行佯装不知，但他们确实想这样做。2月3日，北京的电视台播出了邓小平和杨尚昆与上海领导人参加春节团拜会的消息，但只字未提他的深圳和珠海之旅或推动改革的努力。同一天，英文的《中国日报》登出一幅杨尚昆和邓小平在深圳拍摄的照片，但并未注明照片日期。2月4日，上海市委下属的《解放日报》的编辑很聪明，他们没有提邓小平南行，但在头版登出一篇文章赞扬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努力，这是得到三中全会批准的，也可以视为给上海要上马的大项目助力。不过，当时广东和上海的当地媒体都极想传播邓小平南行的消息，加之邓小平南行在华南已是家喻户晓，所以谁都无法阻挡外界知晓邓小平南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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