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２毛泽东的一年(一）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发布时间：2014-03-24 07:59:01
来源：毛泽东年谱
1962年 六十九岁(一）
1月2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古巴、巴西、怯尼亚[1]、洪都拉斯的外宾，刘宁一、刘长胜、李颉伯、楚图南[2]等在座。
同日
阅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参考资料》摘登的《美报评苏阿关系》一文，批示：“印发各同志。”文章认为：赫鲁晓夫担心的不是霍查，而是在苏联和其他各国有许多共产人都党认为，斯大林的政策是正确的，而赫鲁晓夫的政策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毛泽东既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上的言论也不同意他的具体政策。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都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每一个共产党国家都应该有权决定它们自己的外交和内政的政策，而不是盲目地接受苏联的命令。
1月3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廖承志、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3]、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同美国也有矛盾，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1]怯尼亚，今译肯尼亚。
[2]刘长胜，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会长。李颉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楚图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3]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年2月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联后，阿联单指埃及，1971年9月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1月4日 指示杨尚昆找黄克诚[1]谈谈，希望黄克诚也出去走走。
同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精简问题。
1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月6日
阅黄炎培谈“农业六十条”的来信后，复信说：“一月五日惠书收读，甚为感谢！出去调查一番，必有益处。天寒，尚望注意珍摄。敬祝健康！”
1月7日
致信巴西总统古拉特。信中说：去年八月你访问中国期间，一再强调巴西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使我印象特别深刻。“在你离开中国以后不久，巴西人民掀起了一场保卫巴西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巴西内政的斗争。中国人民十分关切地注视这场斗争，并且热烈地祝贺巴西人民所取得的胜利。”信中还对巴西实行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外交政策表示赞赏。
1月9日、10日
审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通称第一稿或初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这个报告准备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宣读。十日上午十时，批示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报告的前“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此三天内（一月十一，十二，十三），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稍后，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谈报告稿，说：这个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作报告。这样，就更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不怕讲缺点，要有信心。报告中，你们把我看成圣人了。这次会议，其他的问题不搞，就是搞报告这一个问题。十日当天，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中央的报告（第一稿）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并通知：“请你们在十一日仔细阅读一天，十二日、十三日两天，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这个报告稿子，还准备再作修改。” [1]黄克诚，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打成“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成员。同年8月、9月先后被解除上述职务。
1月9日
阅杨尚昆一月八日报送的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谴责美国政府反共暴行[1]、支持美共正义斗争的声明》稿，批示：“退尚昆办。看过，同意。”这个声明一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美国政府宣布：从1962年2月1日起，美国共产党作为“外国代理人”要进行登记。这实际上是宣布美国共产党为非法。美国共产党表示拒绝登记。
、
同日
写信给李讷[1]:“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祝你上进！”
1月11日-2月7日
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七千余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最近四年以来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以确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战胜当前的困难。
1月11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月12日
读郭沫若对《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和诗《再赞（三打白骨精）》[2]后，复信康生：“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近作咏梅词[
3]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4]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5]，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作，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请代问郭老好！”
[1]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2]这首和诗是郭沫若1962年1月6日在广州写的。全诗是：“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3]指《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
[4]即陆游《卜算子•咏梅》。
[5]指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批示内部印发他写的《卜算子•咏梅》时，对陆游原词作的说明：“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
同日 上午，阅杨尚昆一月九日的报告。报告说：
“主席：小平同志嘱向你报告两件事：一，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共三部分，前两部分已于昨日送上（已同时发工作会议，今天各组即将讨论），第三部分今晨已送出。这个稿子是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小平同志希望你审阅。二，书记处向常委的报告和几个材料，应如何处理，请示。出席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昨天基本上已到京，近几天他们都在参观。”毛泽东批示：“尚昆同志：这两件事都已办了。”
同日
晚上，会见以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张奚若[1]、廖承志、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对访华团团员、研究军事理论的石桥政嗣说：从前德国有两位军事理论家，一位是恩格斯，另一位是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的书，我在战争中被迫多少研究过一些，不过研究得也很少。《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学当中比较好的书，比克劳塞维茨的书要早。当日本客人谈到他们非常喜欢毛主席去年为他们书写的鲁迅的一首诗[2]时，毛泽东说：鲁迅的那首诗是写给中国人民的。如果它对你们有帮助，那就好。这不是我对你们的帮助，是鲁迅对你们的帮助，鲁迅对日本人民是有感情的。
同日
写复信给毛岸青[3]，信中说：“寄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现在住院治疗，望遵医嘱，不要变方法治疗、休息。一切待今年上半年机会成熟时，就会解决的。我好，时有点小毛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勿以为念。”
[1]张奚若，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2]指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为日本朋友书写的鲁迅的诗《无题》。
[3]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
1月13日
上午，同杨尚昆、田家英谈话，对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提出意见，说：可延长会期，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稿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做报告时，不念这个报告，只对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下午，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钓鱼台八号楼开会，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对会议进程重新作了安排，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小组会议为主讨论报告。
同日 晚上，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谈了他对这次会议以来听到的和个人想到的一些意见。
1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刘少奇、李先念、罗瑞卿、叶季壮、方毅、黄镇、李强[1]等在座。在谈到国际共运出现的一些问题时，毛泽东说：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在我国河南有一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就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1月16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谈修改报告第一稿的问题。鉴于大会对报告第一稿有许多意见，毛泽东提议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他说：委员会可以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在委员会内充分讨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原报告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当晚，报告起草委员会组成，共二十一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彭真、李富春、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薄一波[2]、陶铸、乌兰夫[3]、刘澜涛、宋任穷、杨尚昆、王任重、胡绳[4]、田家英、吴冷西。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每天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主持，对报告第一稿进行讨论和修改。二十四日，改出第二稿。
[1]
叶季壮，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方毅，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1964年6月撤销）。1964年6月又任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黄镇，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强，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2]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62年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3]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1965年5月又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
[4]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1964年夏任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基础上成立的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月22日
阅田家英一月十日的报告。报告说：主席的军事文选，由编译局组织进行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翻译，现已基本译完，大约在三月内可以分别出版。为了适合外国读者的需要，我们增加了一些注释。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条件之一是地区广大，在小国进行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便很小甚至没有。我们准备在这段文章的后面加一条注释，说明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已经同我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条件不完全相同，国家幅员大小，已经不是游击战争能否最后胜利的决定性的条件。这条注文已请康生同志看过，现在请主席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办。”
1月24日
审阅报告起草委员会改出的报告第二稿，批示：“即送田家英同志：在第一章中有几处作了一些修改。用后退毛。”随后，约刘少奇、邓小平等谈话，说：报告没有看完，赞成这个方向，有的地方作了修改。
1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基本通过报告的第二稿。报告共三个部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关于党的问题。
1月26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大会的安排和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作口头报告的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刘少奇作口头报告。预定会议在一月三十日结束。
1月27日
下午二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作说明和补充。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泽东多次插话。在刘少奇讲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时，毛泽东说：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在刘少奇讲到要清理一下最近几年提出的口号时，毛泽东说：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在刘少奇讲到对中央提出的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有的同志认为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时，毛泽东说：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在刘少奇讲到地方企业不是地方所有制的企业，是由地方管理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各地方应该把这些企业管理好时，毛泽东说：对于地方利益还是要照顾。在刘少奇讲到在一般党员和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间不要进行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时，毛泽东说：不存在分散主义的地方也不要进行斗争。在刘少奇讲到过去有些老实人说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时，毛泽东说：总有一天要吃亏的。
1月29日
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讲关于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两个问题。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但我们取得了经验，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更加依靠和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还说：我们国内的责任，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成为先进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不但要比已经落后了的老帝国主义英国强，也能够比美国强。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关于军事工作，林彪说：我们对战争的方针，第一是不挑衅，不主动发动进攻，我们要争取和平，尽量推迟战争的爆发。第二是不搞单纯防御，而是打进攻防御战。林彪讲完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得很好，给你一个月时间整理出来，一个月不行两个月，请你整理出来。接着，毛泽东讲话。他根据会上有一些人话还没有说完，憋着一肚子气，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的情况，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商量，、向大会提出再延长会期、开“出气会”的建议。他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地委、省委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另外，还有几位中央的同志准备在大会上讲话，我也想讲几句。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不过，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一个矛盾。我看春节无关大局，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都不记账，不打击，不报复。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同日
接见湖南省华容县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对这个大队实行“五定大包干”[1]，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表示满意，称赞他们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政策。
1月30日
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长篇讲话。讲话共六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二、民主集中制问题；三、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四、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六、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突出强调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让人讲话的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2]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对蒙哥马利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3]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将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他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最后说：我今天的讲话，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1]当时在湖南农村的一些生产大队，有实行定时间、定任务、定劳力、定要求、定工分和包翻田、包刨杂草、包播种、包不受虫害的五定几包责任制的，也有实行定任务、定时间、定工具、定工分、定质量的五定责任制的。
[2]应为1961年6月8日召开的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是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
[3]这之后原来还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在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就如何开好“出气会”作出安排，决定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以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毛泽东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二日专门进行讨论，先放，上级不忙于作自我批评，有的上边先讲一讲也可以。如果省委书记妨碍下边同志讲话，就先回避一下。晚上，省委要召集地委书记开会谈一谈。省委要检讨，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有“左”讲“左”，有右讲右，有多少讲多少。对于人家讲的，即使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毛泽东举例说：过去人家告罗炳辉[1]两条，我告诉罗炳辉的也是两条：一条是人家对你有意见就应该听，准备听十年八年，让人家讲够，讲够了他就不讲了；第二条，你自己讲，你讲了，人家就不讲了，或者讲得就少了。总之，不听不讲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对过去发的文件、讲话，仿照中央书记处的办法，清理一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当然不是错的不要承认是错的，不要为了过关，对自己乱戴帽子。你有十条错误，你就承认十条，人家多讲了十条，他讲错了，他就要改变，因为他冤枉了你十条。对检讨自己错误的人，不要勉强，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因为检讨总要觉悟到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检讨多少。过去我们犯错误的同志，一犯了错误就过不了关，总说是不彻底，没有彻底的。不要怕开除党籍，只要你对，你就不要怕。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过红军，结果还不是回来了。在会议上讲的话，不管错误和正确，一律不许追究；凡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是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毛泽东讲了秦穆公的故事，他说：秦国进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国军队全军覆没。晋国俘虏了三个秦国将军，这三个将军在晋国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人放走了。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这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全军覆没。对犯了错误的人，只要能改正一定要使用，就像秦穆公那样。会议怎么开，总之一定要有民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中，没有无产阶级的集中就不会建成社会主义。核算单位下放，最好在三月以前搞完，以便调动积极性，一下弄不好，没有关系，以后再巩固。
[1]
罗炳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2军军长、红军第9军团军团长、新四军第2师师长、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等。1946年6月21日因病去世。
1月31日
上午，邀溥仪[1]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并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2]作陪。谈话中关切地询问溥仪的近况。看到溥仪有点紧张，毛泽东说：几十年前我也是你的臣民。对于过去的有些事，你要负责任，而有些事也不是你一个人做的，要好好总结一下历史上的教训。你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我看过初稿，里边检讨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现在是人民的一分子了。你溥仪可以再结婚，不过，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会见后，同溥仪等共进午餐并合影。
1月底或2月上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刘少奇同志报告的决议（草稿）》。在草稿中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地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后，加写“及中央常委几个同志的讲话”。在草稿中的“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同志，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后，加写“及这些讲话”。草稿中说“会议一致认为，中央提出的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的方针，是很适时的，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加强集中统一”后加写“加强和恢复民主集中制”。
2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并决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延长到春节之后。
[1]
溥仪，当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12月又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清朝末代皇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1932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
[2]仇鳌，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次长、国民参政员。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2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西北、中南、西南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邓小平、彭真提议把党内生活的紧张空气缓和下来，县以下不再搞“出气会”，逐步地恢复党内正常的生活秩序。会议决定在二月三日由各省负责人作一次检讨报告，就结束这一段的会议。四日、五日放假，六日、七日上午开小会，下午开大会。
2月4日
农历除夕。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同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首都各界人民一起共度春节。
2月5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拥政爱民春节联欢晚会，同首都四万多军民共度春节。
2月6日
下午四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他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中央首先负责，而在中央，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要搞好国内建设，搞好各方面的工作，首先决定于我们党的领导。我们党有五个优点：有好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有好的党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包括实事求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等；有对党高度信赖的人民。邓小平讲话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在邓小平讲到不准搞派别活动时，毛泽东说：不准搞暗藏的派别活动。有一部分人，他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许可呢？在邓小平讲到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时，毛泽东说：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在邓小平讲到党委会内当“班长”的，要学会弹钢琴，这是不容易学会的，我们恐怕是永远要学的，不能说都会了时，毛泽东说：会了，又可以不会的。在邓小平讲到在省的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者书记处的范围内，在地、县、部门、单位一级的党委会内部，要开一个会交交心，检查一下时，毛泽东说：有气的让他们出。出错了不怪人家。出得对，你应该接受；出错了，你怪人家也不好。在邓小平讲到这几年的教训是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思想容易庸俗化时，毛泽东说：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
2月7日
下午四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必须认识如果不按比例，不搞综合平衡，不认识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客观规律的处罚。目前国内经济形势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困难。一般地说，全国农业生产的恢复需要三年至五年。一九六二年是国民经济计划以调整为主的关键年。周恩来讲话后，毛泽东宣布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他说：会议到此结束了。会议是开得好的。时间长一点，差不多一个月。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上下通气，总结经验，定出方针、政策、办法。虽然办法不完全，不可能一次会议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只能解决现在已经成熟了的问题。会议闭幕了，一些同志明天还要留一天，各省还有些问题要谈一谈，明天开一次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后天都回家，个别的省要留两天。
2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一张一弛，现在要弛一下，不要搞得太紧了。七月开北戴河会议，几个月内不开会。会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2月10日 上午，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2月11日
阅田家英二月八日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的报告。报告说：小平同志主张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不变的时间“写成二十年。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请主席决定”。毛泽东批示：“田家英同志，并请告小平同志，刘、周：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毛泽东将自己的意见“至少三十年内”直接改在《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上。在二月十三日正式下发的指示中，这段文字是：“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2月13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同毛华初[1]谈话，询问湖南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去年全省粮食产量等情况。不久在又一次谈话中，毛华初受张平化[2]之托向毛泽东请示，今后调查研究工作应着重了解哪些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已经有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应根据“六十条”去调查研究问题。现在又规定了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先实行一段，看看再说，不要老变，变来变去容易使群众思想波动，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搞调查研究，每到一个地方，找几个知情敢说话的人，在一起开座谈会的方式最好。我出来，每到一个地方，找几个人来座谈或谈一谈，就能知道很多情况和问题，这个方法好。毛泽东嘱咐毛华初，要把调查的材料直接寄给他一份。
[1]毛华初，毛泽东弟媳王淑兰的养子。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张平化，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6年5月、6月先后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66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调张平化回中共湖南省委工作。
2月14日 下午，同柯庆施谈话。
2月21日- 23日
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我国近几年农业减产、市场紧张、物价高涨和当年财政预算有三十亿元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现在类似非常时期，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1]，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会议提出了克服困难的一些具体措施。
2月22日
致信刘少奇、邓小平：“人代会以三月二十日报到，二十一或二十二、三开会为好，这原是恩来提议，我现在赞成这样做，较为从容一些。”
2月23日
复信刘少奇：“二月十七日的信及两个文件[2]，均已看过，修改得很好了，即请你处理！人大会期，照恩来提议，以移至三月二十日报到，看两天文件，然后开大会一天，随即开座谈会。开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极为必要。”
[1]后来用“调整时期”的提法。
[2]指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
同日
阅邓小平二月二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问题的报告。邓小平附信说：“这个文件[1]送你先看。我们还没有讨论，主要是目前由我们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是否适当的问题。最好能将你的意见先告诉我们。”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已看过。请你们先讨论一下，以初步意见告我。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还提不出意见。待三月中旬我到北京，同你们研究这个问题。我在研究此点。”
同日 下午，到达杭州，住汪庄。
2月24日
阅田家英整理的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写了一个批语给当时也在杭州的田家英：“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2]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如有三份，可以叫林克参加。如你身边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改出的讲话整理稿的第一次稿上批示：“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二十七日，田家英写报告说：“主席：这个稿子我今天又改了一遍。原记录稿中的内容，凡是可以保留的，都加上了。主席在记录稿上加的意思，也都补入了。如采用再看这个稿子，请看这份（指第三次稿——编者注）。”三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三次稿上批示：“田家英同志：此件请印清样七份。最好今天印出交我。原稿还我。印时，校对清楚。”十四日，毛泽东在第五次稿上批示：“田家英同志：在第三页上加了一句[3]，请酌。”二十日，毛泽东在第七次稿上批示：“照此付印，共印九份，分交刘、周、邓、彭、伯达各一份，请他们看一遍（刘、周、邓，请他们看第二遍），提出修改意见。另交田家英、林克、江青、毛泽东各一份存阅。印后版拆掉，原稿毁掉。”四月七日下午，陈伯达写报告说：“主席：我约胡绳、吴冷西、邓力群[4]几位同志在一起，把您这篇讲话读了一遍，大家都认为很好。提的一些意见，请您考虑是否妥当。如要找我谈话，请随时通知。”七日晚，毛泽东阅陈伯达等的修改意见后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讲话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这个讲话经过修改，再次印发，发至全党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1]指王稼祥1962年2月14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3个文件和王稼祥为报送这3个文件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中央的信。3个文件中有一件是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给王稼祥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最近接到一些国家兄弟党的来信，其中有的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我们考虑采取统一复信的办法，表示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既讨论苏联、阿尔巴尼亚问题，也讨论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其他问题。通过会议使各兄弟党面对面地、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问题，消除分歧，实现团结。中联部表示可以赞成这个建议，使我党处于主动地位。后来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于同年4月7日向苏共中央提出，没有得到响应。
[2]指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
[3]毛泽东在第5次稿中的“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一句后加写：“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4]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同日
阅邓小平二月六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批示：“邓小平同志：全文看过，很好。”“林彪、恩来、朱德三同志的讲话[1]，请紧催，速送来，看一下，以便早日印成一本，早日下达。”
[1]指林彪、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和朱德在这次会议山东组会上讲话的整理稿。
2月25日
同田家英谈话，要他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农村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指定的调查地点是：湘潭的韶山（毛泽东的家乡）、湘乡的唐家托（毛泽东的外祖家）、宁乡的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少奇一九六一年四月曾在这里蹲点调查）。并嘱咐田家英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是否有人要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对这次调查表示同意。
2月27日 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林乎加、霍士廉[1]谈话。
2月28日 到达南昌向塘。
3月2日 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2]谈话。
3月4日
阅上海工人金祥根二月十二日的来信。来信反映最近物价不断上涨，人民币贬值，很多人不愿意储蓄，并提出两项建议：一、请政府尽最大努力稳定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对存款采取保本保值办法。毛泽东批示：“先念同志：请你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
[1]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至1965年2月）。1964年12月又任国务院小计委成员。霍士廉，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副省长。
[2]杨尚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2年9月又任福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邵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
3月5日 到达长沙，住蓉园。下午，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王延春、胡继宗[1]谈话。
3月6日 下午，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谭余保、周礼、徐启文[2]谈话。
3月7日 同李瑞山[3]谈话。
3月8日
在长沙蓉园邀程潜、周世钊共进晚餐，张平化、王延春、苏钢、汪东兴[4]、毛华初参加。毛泽东同程潜、周世钊谈及往事时说：何键[5]这个人，就是杀人太多了。
[1]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1965年5月任第二书记）。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2]谭余保，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周礼，即周里，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徐启文，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3]李瑞山，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长沙市委第一书记。
[4]苏钢，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1964年5月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1965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5]何键，曾任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国民党军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联军西路军总司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3月10日
下午，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同王任重谈话。[1]到后几天，在这里修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月l2日、13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2]的批语等。刘少奇提议由陈季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刘少奇说：几个人的讲话，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可是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我们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
3月13日
嘱咐已到达武昌的田家英打电话通知杨尚昆：约刘少奇、邓小平十六日到武昌，谈当前财经问题，国际问题,包括复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问题。十五日，再次嘱田家英打电话通知杨尚昆：约周恩来十六日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到武昌，请周恩来把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稿，不管用得否，带来商量。
[1]王任重在1962年3月10日日记中说：主席一天多没睡觉了，很疲乏的样子，说不谈什么，休息两天再谈，但坐下来就谈起来了，还是谈了半个多小时，。我向他谈了农业生产没有什么巧办法，主要是解决水和肥的问题。当前要着重解决生产工具的问题，其次是选用良种的问题。关于因时因地种植的问题，只要纠正瞎指挥就行了。对于瞎指挥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我向他汇报了麻城闵集的一些故事，他笑了。关于农业增产问题，我说每年可以增产百分之五左右，好年景是百分之十左右。主席说可以增产百分之三点五到百分之四，看来这样就比较接近实际。问题也就增加了，粮食既然增产幅度不大，那么工业发展的速度应当如何？农村应当办什么工业？这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再就是我谈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粮食问题和党内民主问题，我想向他说明这次的一些争论，他可能不大清楚。还谈了经济统帅的问题，我说陈云同志当统帅好，主席再一次表示这是他的主张。
[2]指1962年2月26日陈云作的《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富春作的《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李先念作的《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
3月16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当天到达武昌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汇报。随后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
3月17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谢富治[1]、王任重、田家英开会。同意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3月20日
上午，审阅修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加写：“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批示：“田家英、罗瑞卿二同志：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一）是否应当送给林彪同志再看一遍，请瑞卿酌定。我意要送他看。如送，请瑞卿办理。（二）同时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并征求他们的修改意见。如有修改，到北京最后酌定。如无，即交尚昆办理，不要再送我看了。（三）我在第一个问题部分，有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四）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2]，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1]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1963年5月又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196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指林彪讲话中的军事工作部分。
同日
下午，同罗瑞卿谈话。毛泽东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他要罗瑞卿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商量开出一个学习马列著作的书目来。
同日 写便函给江青：“来信及附李讷信，收到。我好，工作未完，还要几天，才能返京。”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复信（草稿）》（三月十五日稿），批示：“不用，要重改。”审阅四月二日修改稿时，在一段话旁批注：“善意互相支持和援助，与指手画脚、包办代替，是根本对立的两回事。”
3月21日
就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致信周恩来：“此件由田家英同志主持，有罗瑞卿、谢富治、王任重及其他几位同志参加，集体读过两遍，作了一些小的修改。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觉得很好。现送上，请酌定，即办。第八、第十两页中的问题[1]，请着重研究一下。”
3月22日
上午，听取谢富治、汪东兴关于公安工作的汇报。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六的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向着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五的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只靠公安机关和军队是不行的。杀人要少，杀一个人就要牵涉到他的亲属，这些人的工作不好做。我们要少杀人，留下来劳动改造。唐德宗派李朔去打吴元济，李朔对俘虏都不杀，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同罗瑞卿谈过，抓住国民党的特务，都不要杀，送回香港。送出去后，无非是骂我们或者再派进来，再来就再抓再放，七擒七纵。要训练干部，主要是教育基层公安干部懂得政策，懂得我们对敌人的政策。刑法需要制定，民法也需要制定，没有法律不行，现在是无法无天。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包公、海瑞也是注重亲自问案，进行调查研究的。谢富治、汪东兴汇报说，现在想把杀人和判刑的批准权控制得更严一些，凡判无期徒刑以上的要由中央审批。毛泽东说：可以，控制严一点好。
[1]第8页中有一段叙述美国农业发展速度的情况，第10页中有一段对照美国来谈我国的煤炭、钢铁工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速度问题。这两段文字经研究后，均删去。
同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接见田家英调查组全体成员十七人。先是问每个人的名字，又讲了一些当时流传的政治笑话，谈笑风生。最后向调查组提出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指思想框框——编者注）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劳动。接见时，王任重在座。毛泽东同大家一起照了相。随后，田家英调查组分别赴韶山大队、大坪大队（即唐家托）、炭子冲大队调查，没有到天华大队。
同日 深夜，离开武汉。
3月23日 下午，到达郑州。同陶铸、刘建勋以及郑州、开封、许昌、新乡、洛阳、安阳的地市委书记谈话。
3月24日 晚上，离开郑州。
3月25日
在邯郸召集刘子厚等开座谈会。询问河北水利建设、盐碱地改良等情况，指出：平原地区蓄水恐怕大部分不能搞，还是要打井。河南废地太多，一千多万亩，以蓄为主搞坏了。还询问河北是否还存在着“五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贯彻情况等，指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至少是三十年不变，群众是不愿意变的。牲口，户养好，小槽喂好，集体养吃亏了。
同日
为物色秘书事，致信邓小平、杨尚昆、吴冷西。信中说：“林克下放，我这里缺少一个替我看国际资料的人，也没有人帮助我读英文了。因此，请你们替我从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及翻译同志们中，找一位适当的人。年龄不要太大，以二十五至二十八岁之间、又有过翻译英语新闻一段经验的为宜。又是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又性格较温和，说话不甚刺耳。英文程度，有中等水平即可。”“还有，要能保守机密。此外，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平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工作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换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人够了，可以减去一人。以上两事，请你们费心一办为盼！”
3月26日 晨，回到北京。当晚，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
3月27日 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会议。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3月28日
致电祝贺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野坂参三七十寿辰。电文说：您是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坚强不屈的战士，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您从远道来到延安，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黑暗统治的真相，指出了日本人民应该走的道路。您当时所写的政论，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帮助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3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复信稿。四月三日下午，在颐年堂再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稿。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复信针对苏共指责中共坚持“特殊立场”、采取和兄弟党不同的路线、支持阿尔巴尼亚等问题，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解决共同路线问题和苏阿关系问题的建议。
3月30日
下午，会见古巴军事代表团和古巴著名黑人歌唱家伊格西奥•维亚，楚图南在座。毛泽东询问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革命发展情况以及地理、人口、特产等情况。他说：对于外国的经验要注意两点，一不可不知道，二不可硬搬。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是一个革命的宣言。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正在酝酿和发展，有的取得了胜利，有的正在进行斗争，有的暂时失败了。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团结起来，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
4月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刘少奇三月二十一日在第一次会议上通报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讲话。在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对于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有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现在对有些问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比如“三面红旗”究竟还要不要、究竟还对不对之类，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要有一个做的过程。最近这几年，我们有了总路线，也有若干具体政策，就缺乏一整套的具体政策。在今年一月的会议上，我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讲了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才能教育干部。而一整套的具体政策，不是凭空就能够得到的，非从经验中间总结不可。而要总结经验，就要有一个认识过程，要有几年时间。这一点，我们过去是认识不足的。现在我们已经搞了或者正在搞一整套具体政策，说服干部，教育干部，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要制定一整套的具体政策，就要作调查研究，就要走群众路线，就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还是从前讲过的，叫作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吗，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国内有困难，国际上也有困难。我们的方针，在国际上要团结苏联，在国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进行工作。要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
4月12日
审阅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的指示稿及附件附表[1]，批示：“即送总理：此件及附件、附表，均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发出。附件、附表留我处备再阅。”中央指示说：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平衡收支、消灭赤字的各项措施。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比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时的估计，还要更大一些。今年国家财政，在采取措施以前有五十亿元的赤字，[2]这是当时所没有完全估计到的。全党必须下定决心，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包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包括紧缩企业、事业、行政费用和国防费用和增加某些高价商品，以便完全消灭赤字，真正达到收支平衡。
[1]附件，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报告。附表，指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调整表（草案）、1962年信贷收支计划表（草案）、1962年现金出纳计划表（草案）。
[2]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962年3月25日《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中说：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在2月21日向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汇报中，初步拟定为收支各300亿元。最近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了检查。检查的结果证明，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这次核算的结果（按没有采取措施以前计算），收入288亿元，支出338亿元，赤字50亿元。4月中旬
收到刘少奇四月十六日的信。刘少奇请毛泽东阅《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提要）》和陈云本年三月七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说很值得一看。毛泽东阅读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在重要之处画了线。
4月下旬
从《人民文学》编辑部请求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十余首中，选出六首，略加修改，题为《词六首》，寄还编辑部，并请《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斟酌修改。
4月24日
获悉《词六首》准备在《人民文学》五月号发表，以及编辑部还希望得到《词六首》的部分手迹在刊物上同时发表后，复信陈白尘：“请你斟酌修改，然后退我，你为何不给我认真地修改一次呢？要我写字，似乎可以，你们的五月刊物几时出版，几时交稿呢？请告为荷。”
同日
为《词六首》发表问题，复信臧克家：“数信收到，甚为感谢！同时在两个刊物发表，不甚相宜，因为是《人民文学》搜集来的。另有几首，可以考虑在《诗刊》上发表。《诗刊》五月号何时排版，请告确期。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二十七日，再次复信臧克家：“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唯此次拟只在《人民文学》发表那六首旧词，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了；在《诗刊》发表的，待将来再说。违命之处，乞谅为荷！”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他和李先念主持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要点。
4月27日
为《人民文学》手书“词六首”三字并作引言。引言说：“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毛泽东还对《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不周山下红旗乱”一句作注，说对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一些书籍的记载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他“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
同日
对赛福鼎[1]鉴于新疆发生群众外逃事建议中央考虑让他回新疆工作的问题，批示：“总理：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上注明：“小平同志批。主席、少奇、恩来、朱德、林彪、尚昆诸同志已阅。”通知说：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对甄别平反工作重视不够，进度很慢，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1]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兼自治区区委党校校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在北京工作。毛泽东批示后，他即回新疆工作。
5月1日
晨，审阅周恩来主持修改后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的第一部分[l]，批示：“已阅，退总理。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上述报告的第一部分进行讨论。毛泽东表示同意报告的方针。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国来宾，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广场的群众联欢和节日焰火，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城楼上会见世界工联、社会主义各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会、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友好组织、学生等代表团的负责人和代表。
5月2日 晨，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5月3日 下午，到达江苏无锡。
5月5日 下午，离开无锡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1]第一部分中提出的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方案是：一、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二、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品生产。三、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四、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从原计划的60.7亿元降低为46亿元。
5月7日- 11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全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指出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刘少奇强调，目前的经济形势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会议同意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会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赳的报告》的指示[1]稿，中央指示稿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一并报毛泽东审批。二十四日，毛泽东批示：
“退总理，照办。”二十六日，中央指示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发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1]
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传达到相当于县委第一书记以上的干部中，必须向全党主要干部说清楚当前全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说清楚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要完全克服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指出那种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勇敢，绝不是革命家的气概，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我们曾经说，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主要是从认识了困难，找到了解决困难的办法上讲的。指示强调全党目前必须抓紧落实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工作任务。
5月上旬 在上海同周兴、杨得志、许世友等谈话，了解夏季作物长势及预计收成等情况。[1]
5月12日
以江青的名义写复信给陈宗娥[2]：“你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给我的信，我于今天早上才收到。在北京压了十个半月，真是岂有此理！至于你说，去年三月有信，则至今未收到，正在查询。我已两年不在北京了，患了重病，不习北方气候。现病略为好些，勿以为念。闻你如此重病，又如此困难，心极不安。今送上五百元，以济眉急。如有所需，望随时告我。有病不要性急，越急越坏。安心治疗，是为上策。有信请写：北京中南海十七支局-O九号信箱徐业夫同志收转江青。祝你健康！”
5月15日
阅周恩来五月十二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不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波兰倡议举行的苏、保、捷、德、波、罗、匈七国领导人会议的报告和他批注的意见。周恩来批注的意见是：“我们认为只能用修改的措辞谢绝参加他们商量好的一次带有陷阱性的会议。”毛泽东批示：“总理：同意你的意见，不派代表。是否应以我们的态度，告诉朝、越、蒙三国，请你酌定。”
5月16日
听取田家英关于在湖南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炭子冲大队调查情况的汇报。田家英反映：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的社员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呼声很高。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淡，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1]周兴，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关于这次谈话，毛泽东在1964年5月12日说：1962年的5月上旬，我在上海找一些同志谈话，其中有山东的同志，也有周兴。当时周兴就估计山东不行，麦收只能有29亿斤。杨得志是管军队的，他有几个师在下面做救灾工作，他说根据他几个师报告的一些情况还比较好，说行。许世友也不相信就不行，说比较好。以后我从武汉又回到山东，到了7月初，情况大变，都又说行了。因为那时麦子已收了，有42亿斤。
[2] 陈宗娥，曾在毛泽东家作过保姆。
5月17日 同李富春、罗瑞卿谈话。
5月18日
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罗瑞卿、汪东兴、田家英、雷英夫[1]等开会，决定成立一个小组，负责修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草案）》。七月二十日，将中央关于同意军委提出的战略方针的建议的指示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阅，交杨尚昆办。中央指示说：望即依此拟制全军的作战计划，和国防建设的远景规划。
5月26日 晚八时，同柯庆施谈话。十一时，同罗瑞卿谈话。
5月30日 下午，同李富春、柯庆施、陈伯达、罗瑞卿谈话。晚上，到达杭州，住汪庄。
5月
修改郭沫若送阅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毛泽东将这篇文章中介绍《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那段文字，全部删去，替郭沫若重写了一大段文字：“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事。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2]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1]雷英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2]古宋县，今四川文兴县古宋区。
6月初
向谢富治部署战备中的公安工作，强调：加强侦察破案，及时打击和严密防范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加强城市治安管理；开展制止谣言的斗争。
6月5日 同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周贯五谈话。
6月8日
下午，听取杨成武[1]、许世友汇报台湾蒋介石军队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和我们在军事方面的各种准备工作情况，以及六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陆、海、空军的部署。他说：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无论敌人从哪一个地方进攻，我们还是顶住为好。我军的八个师进到福建后，敌人可能不敢正面进攻，而从闽浙方向或闽粤方向进攻。浙东我军力量比较薄弱，同意浙东地区再增加一个师。总预备队现在不忙动，究竟动不动，向哪里动，将来看情况再说。部队进驻的地方，一定要和老百姓的关系搞好。关于军工生产，赞成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毛泽东还就部队编制、征补新兵、公开揭露蒋介石军队企图进行军事冒险等问题，提出意见。谈话时，汪东兴、雷英夫参加。[l]
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5年6月、12月先后任第一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1965年6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同日
离开杭州前往南昌。在杭州期间，同韩先楚[1]、许世友、杨成武、罗瑞卿谈东南沿海防范台湾蒋介石军队进攻问题，还向他们了解夏收情况。他们对有关今年夏收不如去年、经济形势仍很困难的说法，表示有意见。毛泽东说：你们都是中央委员，可以讲嘛！
6月9日 到达南昌。
6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台湾蒋介石军队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指示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向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冒险进犯。今春以来，蒋匪帮就积极地进行各种作战准备和军事部署。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动一次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决不让美蒋这一罪恶阴谋得逞”。
6月11日
到达长沙。晚上，审阅修改《关于蒋介石匪帮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的新闻稿，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蒋匪军多数人是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因此，全国军民，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的军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十二日晨三时，批示林克：“昨晚修改的稿件，应请少奇同志召集常委各同志及彭真、瑞卿、萧华[2]、定一、冷西各同志，全文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级党委的电报：“现将准备发表的为着揭露蒋匪帮军事冒险计划的新华社新闻电稿一件，先用内部电报发给你们。望即据此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至于何时公开发表，中央将按照情况需要决定。”这个新闻稿当时发至县级及团级，六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是《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
[1]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
[2]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9月任主任）。
6月14日 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把一个月来所见所闻的有关农村的问题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同意汇报的观点。
6月15日 让林克找一部王船山《读通鉴论》。
6月17日
离开长沙。在长沙期间，曾同华国锋谈话[1]，了解到“六十条”在恢复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
6月18日
晨，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同陶铸和王任重谈话。华国锋，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关于这次谈话，毛泽东在1964年5月12日说：华国锋1962年上半年跟我讲，他钻了牛角尖。他估计人的体力下降了，畜力弱了，地力弱了，农具差了，因之，农业生产一时不能恢复，而就是没有估计到“六十条”的作用。
同日
下午，听取黄永胜、刘兴元[1]汇报军队工作，陶铸、王任重参加。毛泽东提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
6月19日
下午，从武昌造船厂码头下水，由王任重等陪同在长江游泳。游泳后上船休息。晚上，在船上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治委员谭甫仁关于军区整军备战和某师人闽备战情况的汇报。当了解到某师在机动备战中，部队的后方勤务和安全等工作交给了驻地民兵组织，民兵发挥了一定作用时，毛泽东表示赞许，并问：民兵能不能完成任务，有什么问题没有？陈再道说，在这次备战中，发现有的民兵师、团只有一个名单，没有班、排、连、营组织，有的连名单都没有，更谈不上有军事训练活动。毛泽东指示：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要组织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就能集合起来。
6月20日 同王任重谈话。
6月21日 下午二时，由王任重等陪同到长江游泳。
同日
下午六时，会见由朴金酷[2]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彭真、柯庆施、陶铸、王任重、伍修权[3]在座。毛泽东说：此地叫武昌，五十一年前（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情况就有了变化，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没有打倒。他说：一个国家一定要自力更生，否则不好办事。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赫鲁晓夫不赞成我们搞自力更生。八十一个党中，暂时跟赫鲁晓夫跑的占多数，我们占少数。因为苏联是列宁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威望和强大的力量，所以不少党暂时还相信赫鲁晓夫。但整个苏联人民是好的，各国人民都是好的，这条信心应该有。会见后，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并一同看戏。
[1]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刘兴元，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2]朴金枯，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
[3]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6月22日
致信彭真：“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1]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
同日 下午，同柯庆施、陶铸、王任重、田家英、汪东兴谈农村问题。毛泽东提出关于修改“六十条”的一些意见。
6月27日
审阅陶铸报送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会议(2]的两个文件《备战问题纪要》和《关于改进工农业商品交换与减轻生产队的负担的请示报告》，批示汪东兴：“此两件已看过。请告陶铸同志，可以用电报立即发到中央，请中央讨论批示。原件你可以看一下，然后退我。”
同日
审阅《中央关于向群众宣布对边民外逃和伊宁反革命暴乱的处置方针问题的指示》，批示：“已阅，同意。”指示指出：塔城、伊犁等地区居民外逃和伊宁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国外某种势力长期以来在新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一次大暴露。必须警惕，目前边民外逃和反革命暴乱虽暂告平息，但是隐患并未消除。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巩固国家统一，彻底粉碎对新疆的颠覆阴谋，中央建议以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一项命令，宣布我们对边民外逃和伊宁反革命暴乱的处置方针，全面地明确地宣布我们对外侨、自称外侨、外国公务机构以及中国公民出境等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然后根据这项命令，在全区人民中普遍地深入地进行一次加强祖国观念、分清中外界限，巩固中苏团结的宣传教育。
[1]卡博，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1962年6月17日至24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在武昌召开会议。会议首先讨论备战问题，陶铸讲了两点，一为肃清敌特问题，二为建立地方武装问题。会议还初步解决了商业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提高粮棉油的换购比例；二、统购任务完成之后，开放粮棉油的自由市场。6月29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卡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伍修权、王任重等在座。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源在苏共二十大，二十大反了斯大林。大家知道，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是斯大林死后夺取权力的。我们对他们是逐步了解的。二十大以后他们是有步骤的，整倒了莫洛托夫这些人，直到中央百分之五十、地方百分之七十的干部都换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前我们也没有想到，二十大会有这么一个结果。以后就是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看来他们对斯大林很不放心，所以在二十二大以后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出来，烧掉了。他们不是怕死人，是怕活人，就是那些拥护斯大林的活人。只要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虽然我们在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是少数，但是真理在我们手里。从古就是这样的，真理开始是在少数人手里。
6月30日 下午，同王任重谈话。谈话后离开武汉。
7月1日 到达郑州，同刘建勋谈话，了解河南的麦收情况。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比夏收还会好一点。
7月2日 到达邯郸。
7月3日
晨，到达济南。下午，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周兴谈话。毛泽东十分关心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农业情况，说这三省人口多。他问：听说你们夏收能增产十亿斤？谭启龙说：八亿斤稳当一点。毛泽东说：八亿也很好嘛。留一点余地，也是好的。毛泽东问到分配办法，谭启龙说：分配办法不要规定死，可以有几个办法，走群众路线。毛泽东说：对。有差别就好。谈到财贸问题时，毛泽东说票子多了。谭启龙说：不能一概而论。山东票子少了，东西没人买，影响生产，工厂停产。实际是商品少，但却好像是多了。商业部门无钱收购。我省应放宽一点，有利生产。毛泽东说：好嘛，应该这样。谈到对灾区和困难队的问题怎么解决时，谭启龙说：办法是机动的，如自留地、包产到户先不动它，保留自由市场，免几年征购等。毛泽东说：这个好，你们自己解决。毛泽东最后问：人心是否安定？谭启龙说：比较有把握，人心还安定。
7月5日
在天津听取刘子厚等关于夏粮征购、粮食自由市场、自留地等问题的汇报。关于夏粮征购，毛泽东说：河南征购留百分之十的机动。麦收秩序空前的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普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看来，征购多了不行，多了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关于粮食自由市场，他说：你又让他包干，你又不准他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农民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可以自由交易。不仅在当地可以搞，也可以到外省去搞，事实上也是这样搞了。山东有三种形式：一是义务交售；一是低价对低价，高价对高价；一是自由市场。关于干部的精简问题，他说：大队、公社两级干部的编制要少点，大队干部有两三个人就行了，主管党务和行政工作。
7月6日 回到北京。
同日
应田家英要求，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田家英谈话。田家英向毛泽东陈述自己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在听的过程中，一言不发。田家英说完后，毛泽东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家英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同日
收到陈云本日下午一时的来信。陈云在信中说：“关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毛泽东于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1]毛泽东听后，当时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7月8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2]这次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包产到户。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毛泽东提出起草一个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准备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后执行。文件的起草工作由陈伯达负责。
[1]据姚依林回忆：1962年5月，陈云在上海找姚依林、陈国栋等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陈云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
[2]周恩来1963年6月18日对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讲话时说：“在去年7月我们讲困难不得了的时候，主席到了最困难的河南、山东两省。这两个省原来把形势估计得很坏，麦产区夏征很少。主席到河南后，刘建勋同志汇报说，到下面实际一看，麦收并不那么坏，而秋收比夏收还要好一点，秋征任务由原来22亿斤增加到25亿斤，河南过去最高征过80亿斤，25亿虽少但看出转机。主席到了济南，谭启龙同志也说，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主席讲夏收抓少了，单干的包产到户的应当批判。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我们谈，他说形势不那么坏，要我们找河南、山东、河北的同志谈谈。我们找了刘建勋、谭启龙、刘子厚谈。知道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包产到户应当批判。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把对形势的看法扭转过来了。主席讲的形势、政策等就由此而来。”7月10日
下午，同刘少奇谈话。
7月上旬
同罗瑞卿、萧华谈话，问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回去查查军队中的意见怎样？
7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七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有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若干地委的负责同志参加。在会议上要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题；三、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现在就这四个主要议程提出一批问题，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找若干重要地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加以讨论，进行调查研究，准备意见，以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中央提出的一批问题，随通知下发。
7月12日
晨零时，听取周恩来汇报中印边境问题。七月十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西段分三路向中国巡逻队步步进逼，甚至在距中国部队仅五十米之处，进行挑衅。十一日，印度直升机两架运载援军到侵略据点，并在附近地区低空盘旋，侦察和恫吓中国哨所和巡逻人员。另有印度军队一支分遣队沿加勒万河下游前进，建立了一个新的侵略据点。+
7月15日
在钓鱼台十七号楼会见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拉希迪，黄镇在座。当拉希迪表示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中国感到由衷的敬佩和爱慕时，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很多，土地也不少，但是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还很落后。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摆脱经济上、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欧洲和北美洲的国家，主要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发展起来的，他们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亚非国家比他们落后，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经过几十年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落后状态。拉希迪称赞毛泽东是一位诊断了并且治好了中国社会疾病的伟大医生，所作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毛泽东说：如果拿医生作比喻，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我和我们的党在一起，治好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病。但是，也还有一些病，发现了还没有治好；也还有一些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当客人问到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时，毛泽东说：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大概是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七年发生十月革命，中间经过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O年的思想准备阶段，到了一九二一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党成立的时候只有七十多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全部代表也只有十二人。最后毛泽东说：中巴两国之间有共同的边界，应该友好相处，互相帮助。
7月17日
应邓子恢的要求同他谈话。邓子恢向毛泽东力荐“责任田”，介绍了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1]的内容，并明确地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意见，在邓子恢起身要走时说：把你给我的报告[2]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同日
中共中央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中央通知说：“请你们，并找若干地委负责同志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应该让各同志敞开思想，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以提出补充修改的意见，可以提出赞成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望你们在七月二十五日以前将你们讨论的情况和意见报告中央。”这个决定草案共有十项：（一）要集中和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技术力量方面，在财政方面，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二）我国的统一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不论轻工业或重工业，都要以五亿几千万农民的农村为主要市场。（四）对于农业的投资，包括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运输业的投资，应该有计划地适当地提高。（五）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定额，应该在长时期内固定下来。除了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任务以外，不准各级机构自行加税，自行搞机动粮，自行摊派。（六）除了办好国营商业以外，必须积极地发展合作商业和正确地发挥集市贸易的作用。必须在价格问题上照顾农民的实际利益，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社员应该有适当的自留地，并可拨给一定数量的饲料地。（八）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必须搞好经营管理，必须坚决实行民主办社，必须厉行精简。（九）集体经济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发展经济作物，发展林业、牧业、渔业和各种副业生产。（十）为加强农业工作的领导和加强人民公社的领导，中央和省市区党委要选择一批干部到专区、县、乡村去，长期工作。
[1]
中共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列举了7条理由证明“责任田”的方向是对的，列举了10个变化说明“责任田”确实好得很。
[2]指1962年5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7月18日
下午，同杨尚昆谈话。要点是：一、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二、对国家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他在晚上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报告了周恩来。
7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提出要反分散主义，认为中央各部门是最大的分散主义，这是旧话重提。全国也反分散主义，分散主义最大还在中央，中央的各部门。部门里面也有些好的。毛泽东认为，外事系统是比较好的，党的联络部、军委是好的，其次，宣传部有个《宣教动态》，统战部有个《零讯》，常委是看的。但其他各部动态，则知道得少，农村工作部正反两方面意见还听得到，其他包括国家计委、经委、中央组织部、五办[1]等等情况反映少，感到不满意。会议还谈到甄别平反问题，指出：甄别要实事求是，对县以上干部的甄别不要一风吹，县以上情况很复杂。县以下违法乱纪也不能一风吹，其他可一揽子解决。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二十五日到达北戴河。
同日 阅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七月十七日讨论支援农业问题的简报，批示：
“尚昆办，印发到北戴河会议的各同志。”简报说：国家计委最近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着重讨论了如何支援农业的问题。目前，恢复和发展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关键，大力支援农业，巩固集体经济，是我们长期的任务。从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说，主要是工农业的不相适应。从自力更生的观点来看，不仅要努力自给设备、原材料，加强国防，还需要有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这个广大的社会主义市场就是农村。主席早在一九五五年秋季即已提出，我们认识很不够。简报提出了十七项支援农业的措施。
同日 对张有晋去世发出唁函：“惊悉有晋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
7月20日
召集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并讲话。关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主张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问：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1]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7月中旬
审阅杨尚昆七月十八日报送的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批名单（草稿）。名单如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十八人）。
（二）国务院有关各口、部、委（三十人）。（三）中央局书记和起草委员会（十八人）。毛泽东在第三部分后面加写：“陈正人[1]、邓子恢、赵修（湖北地委书记[2J）、王延春(湖北省委书记[3)）、纪登奎（河南洛阳地委书记）。”
7月22日
晨一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听取周恩来报告二十一日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普河谷地区向中国边防哨所突然发动进攻的情况。本日，中国政府对印军的严重军事挑衅提出强烈抗议。二十三日，周恩来根据同毛泽东商定的内容，起草中央致在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陈毅并中国代表团的电报。电报指出：应当抓住印度总理尼赫鲁有恢复双方谈判意向的这一时机，约见印度国防部部长梅农，说明恢复谈判是中国政府历来的主张。最好能同梅农商定恢复谈判的手续、时间、地点和人员级别等有关事宜。当晚，毛泽东审阅了这个电报，同意发出。
[1]陈正人，当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部长。
[2]赵修当时任中共湖北孝感地委第一书记。
[3]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务书记。
同日
阅陶铸、王任重在广西龙胜县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1]，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八月一日，毛泽东的批语和陶铸、王任重召开的座谈会的记录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1]这次座谈会是在1962年6月6日和7日召开的。刊载于《中南通讯》的座谈会记录说：龙胜县执行“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办法，以求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原来估计全县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生产队单干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基本上单干的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完全单干的大约有百分之十。关于划分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目前工作的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地去“纠”或“扭”那些单干的户。关于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记录提出：第一，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要根据上面说的四条原则准确地判明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谨慎对待。对确实是单干的，要认真进行说服教育，反复说明单干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赞成单干，劝他们不要走这条路。如果他们一定要再试一试，我们也只有等待，不要强迫。但是共产党员必须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凡坚持单干道路屡教不改的，应当加以纪律制裁，直至开除出党。第二，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必须逐步做好的工作是：明确和稳定所有权，继续克服“共产风”；适当调整征购任务；改进和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换购与奖售工业品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改善经营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搞好经营管理，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集体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
7月23日
批示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1]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二十四日，又批示将决定草案（八月十七日修正稿）印发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修正稿作为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印发。九月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将这个决定下发到人民公社。
7月25日 到达北戴河，住一号楼。
同日
在《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一一O期上，写批语：“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位同志阅。阅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一篇，在第五页上。阅后退毛。”这篇文章说，波兰将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在最近十五年至二十年内使不超过一半的农民的土地社会化。还指出，建立合作社——国家农庄的最便宜的道路是通过农业小组升人高级合作化劳动形式。
7月26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七月二十五日关于疏散人闽作战部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台湾蒋介石军队大、中规模窜犯东南沿海的可能至少已经推迟，拟将入闽部队即作适当疏散。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刘、朱、邓、彭阅后，退罗瑞卿同志办。”
7月28日
下午，在北戴河九十五号楼会议室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及彭真、陈伯达、罗瑞卿、王任重等参加的会议。毛泽东说：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在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对民族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正确估计，资产阶级革命家有两面性，我们要有两手准备。赫鲁晓夫把他们看作是社会主义者，主张和平过渡。对人民内部矛盾他也不承认。这实质上是在世界范围内要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的路线，就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帝国主义也在搞灵活策略。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当周恩来谈到城市工作，特别是生产、物价、职工生活问题需要加以解决时，毛泽东说：要马上搞这个问题，组织个委员会，恩来同志挂帅。
[1]这个决定草案，除1962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征求意见稿的10项内容外，增加了第11项：有步骤地推进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使我国的集体农业在技术上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8月17日的决定草案修正稿，又增加了第12项：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
7月30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陈毅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情况及会见梅农情况的汇报。
7月31日
阅邓小平转报的陈云七月二十八日的来信。信中说：“七月二十四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近来我心脏的病况很坏，体力也极衰弱，为了力求避免心绞痛的再次暴发，力求避免心肌梗塞，我请求不参加北戴河的各种会议，都请假。特此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送刘、周、朱、陈阅后，交尚昆存。”
同日
阅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七月二十八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1]，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财贸办公室斟酌修改。”
[1]这个报告回顾了1961至1962年度粮食收支情况，制定了1962至1963年度的粮食收支计划，提出了调整今后粮食征购任务的方案和今后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关于今后几年内国家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报告提出：继续实行少购少销，收（包括进口）大于支的方针；集中主要力量支持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是主要产粮区的恢复和发展；从销于农村的粮食中，挤出一部分粮食来增加对经济作物区的粮食供应，支持经济作物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领导地、适当地开放农村粮食自由市场，允许生产队和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以后，在自由市场出售余粮，互通有无；继续执行国家关于农业生产负担三年不变的规定；进一步加强国家关于粮食管理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制度，等等。
同日
审阅《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初稿）》，批示：“印发各同志[1]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领导的起草委员会斟酌修改。”八月二十四日，审阅八月六日修改稿，批示：“印发各同志[2]讨论。”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这个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对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修正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主要是确定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对条文作了一些调整。十月十一日，中央将这个文件下发到人民公社。
[1]指1962年8月6日至24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
[2]指1962年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与会者。
博文链接；中国近现代大事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