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法治思想替代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必然
全宏荣
一、阶级斗争的历史影响不可否定
搞清我们的“阶级斗争”
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对于全面理解阶级斗争，认识其历史价值和地位，确定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中，是应该坚持还是必须放弃等，都有重要意义。
共产党成立之初，既然决定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建立“反政府武装”就势在必行。1927年8月1日，共产党组建的“反政府武装”出现了，即：后来被称为工农红军，全面抗日时期国家化后称八路军、新四军等……
战争消耗的是钱和人，军队有钱有人，才有存在、发展的可能。政府军费来源是国家税收，税收是国家军队的经济保障。但是，国家不可能养反政府武装，反政府武装只有靠“抢夺”取得钱粮。过去、现在、将来，凡土匪、强盗、黑恶团伙等政府对立面，都得这样存活。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共产党武装被称为“共匪”，是符合常理的。
羊吃草也是有矛盾的，羊有理由，草有说法。事物产生、存在、变化，政治集团的互相抵抗、进攻、侵犯，等等，都会找一个之所以如此的说法，也就是我们说的理论依据。有了理论依据才理直气壮，才可大行其道。这也是思想家往往比革命家、政治家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原因。孔子活了几千年，马克思活了几个世纪，也是这个道理。许多政治家把自己打扮成思想家、理论家，还是这个原因。
我们常说“做事情要合理合法”，理、法是社会行为标尺。法是政府定的，作为“反政府武装”本身就是反你政府的，我可把你的法当狗屁不予理睬；但理不一样，理与天道常表现为一致，还是要讲讲的。共产党“反政府武装”到富裕人家去要钱要粮，总得对社会民众说道说道对不？总得告诉人家“我拿你的钱粮是有理由的”对不？这些“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要求必须建立一个说得过去的理论系统。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产生、发展、成熟的。
读了马克思的应懂得，我们讲的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不是马克思原版。马克思指的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即：钱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两方面的斗争与合作，具体表现为投资人与工人的斗争与合作。它要求两资本合作的利润分配必须合理，偏向钱资本，人力资本有意见，会影响人力的进入，即使有钱也无济于事；偏向人力资本，钱资本有意见，会影响扩大生产，人就失去了就业机会。这两个方面在矛盾、斗争中互相依存，不离不弃地推动着社会发展。工人、投资人是互相依存却又矛盾着的整体，谁也离不开谁，没投资就没工人，没工人也就没投资，消灭了对方就等于消灭了自己。直到“物资极大丰富，社会按需分配”“劳动成为人民第一需要”的时候，即共产主义时期，钱资本与人力资本才解体，矛盾才消失。
与此同时，马克思肯定了劳动者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工人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论断。这里的“掘墓”，不是指挖一个埋人的坑，而是指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可实现按需分配的那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哲学性而非政治性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论述，成了我们阶级斗争理论中钱资本剥削人力资本的“铁证”，有了这个铁证，投资人与工人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改变，不再是互相依赖不离不弃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了，而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阵营了。阶级矛盾相关理论不再是哲学性的学说，而成了政治斗争的理论依据。有了这个依据，我们的“反政府武装”就有了向整个社会富裕人家要钱要粮的理由。
把马克思拿来加工、改造之后，再把历史上反政府团体的“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思想加入，通过革命具体实践反复不断的搅拌、融化、揉合，这样，一套完整的阶级斗争理论体系就形成了，而且中国化、政治化了。
有了成熟的、完整的理论，就有了胜利的信心和希望。“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到哪里，阶级斗争就带到哪里，斗争会、诉苦会就开到了哪里，阶级斗争到处扎根、开花、结果。红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把拿不走的给老百姓，之后，老百姓又成了国民政府通缉的“与土匪分赃”的人员，又只好逃跑去投奔红军。红军既赢得了物资保障，还有了兵源。有了理论的红军，立马由土匪变成了仁义之师、正义之师了。
可以这么说：没阶级斗争理论，共产党不可能有“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号召力，不可能有
“百万雄师过大江”磅礴气势；也不可能有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的翻天变化。
二、阶级斗争是刺向统治者的利剑，不是医治社会的良药
就理论分析理论，是我们评估理论作用的首要方法。理论上理顺了，如何在实践中运用也就好办了。下面，我们用这种方法分析一下我们的“阶级斗争”几个主要方面，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
1、阶级斗争的阶级分类，是以占有财富多少为尺度的，财富多的划为地主、富农；反之，归为贫下中农。在正常状态下，创造财富多的应该是那些最具智慧和最勤劳的人，他们最有可能获得较多财富。那么，我们要“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人，理论上应该就是那些最具智慧、最勤劳的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这些人应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精英。消灭了精英，打击了富裕，社会只能是日益愚昧、懒惰、贫困。
2、阶级归类之后，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无限地激发阶级仇恨，鼓励、怂恿一些人去仇恨、去斗、去打跨另一些人。这种“把人分成若干类，再掀动其中的一类人去斗、去打跨另一类人”的做法，与“种族斗争”、“宗派斗争”等“恐怖”理论的做法是很相似的。人与人
“我斗你，你防我”， 互相残杀，如此一来，天下必然大乱。社会动荡，人民无法安居乐业，政府也不会有安宁。
3、马克思的阶级矛盾指的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人员不是固定的，今天你是劳资方的，明天你可能成了投资人，
“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变化不会停止。身无分文的穷人也可借鸡生蛋，也可成投资人的。我们的阶级斗争理论却不同，指的是对立的相对稳定的政治阵营。一旦被划为地主、富农，就不会有变化；其子女，也归属这个阵营；即使没一分钱，归属也不会改变。
阶级斗争这个药方子，按单抓药用革命烈火煎煮，至少可以产生三大药效：（1）、消灭经济精英，使经济得不到应有发展，从经济角度搞垮政府；（2）、掀动老百姓互相残杀，使社会动荡不安，使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3）吸纳那些不怕死、好打斗、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劳动的人，组成稳固的政治团队，去夺取统治者的枪杆子。
这是一副猛药，是一副立马见效的神药！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过程中，用阶级斗争这个药方子，毫无疑问是用对了。为什么？答：它消灭的是国民政府的经济精英，它搞乱的是国民政府统治的社会，扩大的是国民政府的对立面，它使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坐立不安，最后，它夺取的是国民政府的枪杆子，推翻的是国民政府的政权。
每次，我读毛泽东先生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文章，都产生过一些激动。可肯定：毛先生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创立和运用，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于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于1927年，生于1893年的毛先生，那时不过三十多岁，如此年轻却有如此智慧，也是古今少见的。毛先生不懂英语，他100%没读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但他巧妙地借用了先进、时髦的马克思理论，能用的就用，不用的就弃，独步古今，可见其“拿得起、放得下”非同一般的气概。他信奉丛林法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名言，但他的丛林哲学却贴满了漂亮的标签。毛先生的“巧妙借用”和包装，使古老的绿林行为，变成了充满理想抱负、解放人类的革命行动了。
有智慧的人，绝不缺乏崇拜；奇技异术，自然有人恋恋难舍。国民党走马台湾，共产党登上天安门城楼，毛先生的作用不可否认！阶级斗争的药方子也不可否认！为什么有人对毛先生崇拜得五体投地？为什么有人不肯放弃阶级斗争？他们的崇拜与痴迷，与这段历史是有关的，是可理解的。如果这种“崇拜与痴迷”是个人情感，没影响党的方针、路线，我认为是可尊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不同的病症，就有不同的药方。拿一个药方去治所有病，不是好医生。当然，毛先生虽然是聪明人，但他也没脱俗去凡，许多事情上也是很迷信的。共产党执政之后，作为领袖的他并没研究过共产主义，也忽视了党的地位已改变，忽视了执政要“稳定、发展”，不需要“破坏、推毁”，他把阶级再加工，把斗争放宽、扩大，除“地、富”之外，还增加了“反、坏、右”等新东西，他痴迷并把阶级斗争当做了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阶级斗争这个猛药，作管理国家、维系社会秩序的指导思想，结果自然而然，只能是失败。
对成功要肯定，对失败的认识也要清晰，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同陈独秀、王明、邓小平等前辈一样，只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岗位上的过客，一个产生过“好或坏”“有好有坏”有深刻影响的过客，如此而已。这些领导人一个个渐行渐远，但信奉马克思的共产党却依然健在，依然要探索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带领人民去实现人类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先生因阶级斗争而成功，也因阶级斗争而身败名裂，他的失败比成功更明显，留下的是惨痛的教训，无需论证。如不是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的改革，那么，国家混乱，政府崩溃，共产党象东欧一样垮台，是绝对免不了的。阶级斗争只是搞乱社会、进攻统治者的利剑，绝不是管理国家的灵丹妙药。
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没有颜色
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主要由两个方面来反映：一是物质文明，即：社会民众拥有的物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量相对丰厚；二是政治文明，即：高度的民主政治，要在法律具体规定和实际运行中，真实、充分地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意志。如这两方面都处于相对低劣的状态，你说你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还勉勉强强，但你如一定要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那就是典型的名不副实了，是很可笑的。
表里不一是不能被接受的。把一个思维混乱、自私自利、心理阴暗、五官不怎么清楚的女人，穿上一件华丽的衣服，脸上涂抹一层鲜艳的脂粉，就说此女世界上最有涵养、最高贵、最漂亮的女人，你会信吗？如果说要把此女嫁给你做老婆，你会接受吗？我想，要想让你爬上这个女人的床，只有一个办法，即：左手拿一把驳壳枪对着你的脑壳，右手拿一根皮鞭指向你的屁股，恶狠狠地警告：“你狗日的今晚上不上此女子的床，就是阶级斗争新东向，就别想活着出去！”请问：此时此刻，面对那个拿枪使鞭的全宏荣同学，你还觉得他是一个略输文采的学者吗？“一个活脱脱的土匪、流氓！”回答正确，给你加十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关系，采用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不是来自于主观意念，而是来自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客观实际。谁都想讨美若天仙、聪明优雅的女人做老婆，但我全宏荣长相粗糙、智慧平平、经济基础差，我就只有找时常犯糊涂的女人过日子。我觉得这样好，没大的矛盾，家庭和谐，日子还算温馨。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经济基础还相对落后，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客观事实。邓小平先生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论述，之所以得到广泛的肯定，根本原因在于正视了这个事实。邓先生的理论及其领导的改革实践，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的尊重，体现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理解和追求。
除了“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外，有许多特殊情况也是需要重视的。邓先生不好意思说得很具体，但我们要明白阶级斗争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彻底消除。
当年的红卫兵及其“知识分子”工农兵学员，大部分人对二战后新思想毫无所知，对公民法治的宪政理论毫无研究，有的甚至把皇权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在宣传、运用。红卫兵这个年龄段的人，深受阶级斗争影响，现在时髦词汇叫“洗脑”，他们崇拜毛先生，也要求整个社会都要崇拜毛先生，不然，就围攻、谩骂、甚至殴打。这些年，我们时常看到一些穿着毛时期旧军装的人，围攻一些无辜的不同意见的老百姓，甚至有人举着几面红旗子，结团到党政机关去起哄、闹事，说是为了保护毛先生形象不受到损害，一个个都是货真价实的惹不起的人，毕福剑先生可能是最有体会的受害者。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是他们的口号，“说谎”被他们看成是政治的固有特征；你如果不说谎，你就会被他们斥责为“不懂政治”；一旦遇到这些人，只能避而远之。作为一个时代的人，“上山下乡”“反修防修”等几十次运动，他们很辛苦，也吃了不少苦；但他们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烂一切”，也使这个国家遭受到来自于他们那前所未有、无情彻底的破坏。现在，街上如果遇到红卫兵年龄的老人摔倒了，要是没有证人在场，都没人敢去扶一把的，怕讹。网上甚至有人说：“不是世界变坏了，而是流氓变老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反全盘西化”，等等，一些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以各种各样的面目，一次又一次地阻扰我们吸收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探索成果，极力破坏改革的深入；几年前，一部分毛先生的崇拜者，利用薄熙来先生的幼稚、蛊惑薄先生装扮成“毛主席”重走“文革”路，象搞巫术一样给社会主义抹上“唱红打黑”的颜色，在古老山城重庆，“旗如海，歌如潮”地吹吹打打，叫人谛笑皆非，哭笑不得；还有一些甚至是做高层领导人的，也在那里迷迷糊糊拍手叫好，等等；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阶级斗争”尚有余温，不下决心清除，还会对一些人产生一些不妥影响的。
“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些在“文革”饱受摧残、智力残缺、脑子有后遗症的人，也是我们的同袍，思想转变有一个过程，认识提高有一个过程，我们应宽容些才是。如我们也用“暴力专政”“打翻在地”，那同他们就没区别了。“依法惩乱”“以法治坏”，才是我们主张的政治文明的应有的姿态。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搞好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积极、稳妥”推进公民法治的宪体政治，是搞好政治改革的基本方法。政治改革，既要明确方向，积极推进，又要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和谐，不能有很大的社会动荡。
马克思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运动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规律，它启示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基础、生产力的积聚和发展，重视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当然，科学共产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补充、提高、发展、完善的，马克思只是一个学者，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其研究成果只是给广大的社会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如此而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就没有颜色，颜色与科学无关，与革命无关，与社会进步无关。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巫术，给它描上任何颜色，都是对它的践踏和亵渎。
四、公民法治思想代替阶级斗争是重大进步
虽然，国民政府时期也有宪法，也提倡宪政，但国家毕竟没实行宪政的真正条件。强敌入侵，战祸不断，军队受制于军阀、土匪、政党，当时的中央军，号称为国家军队，但并没真正国家化，且无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其他军队。地方军阀、土匪、在野党等，山头林立。整个社会处于强食弱肉、“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状态。
公民投票，只是展示民意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丛林社会里的枪口下，是不可能有真实选票的，有，也是骗人的。近年来，有人说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因无选票便无法律基础，不具合法性，这是脱离历史的观点。当时的国民党，腐败到极点，特别在抗战后，人人以功臣自居，腐败明目张胆，接收日伪财产时，大批量财产进入官员腰包。国民党下台深层原因应是：（1）长时间抗战，将士们死里逃生，疲惫不堪，普遍厌战，不想打仗了；（2）骨子里的腐败，监督法纪软弱无力且无法执行，坏透了的政党如同一堆烂泥，想刮骨疗伤做不到了，反腐都反不动了。当时背景下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进步。这里的“必然”、“进步”，便是共产党登上执政舞台的合法性。
国共战争之后，社会重新洗牌；共产党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阶级”，完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此时的国民成了共和国公民，没了因财产和思想差异带来的“地、富、反、坏、右”等政治性“阶级”划分，也没了因劳动用工不同带来的“合同工”“临时工”“农民工”等职业性“阶级”歧视，还没了因居住地域不同带来的“城市人”“农村人”等户籍性“阶级”差别。这些转变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人人平等”，是社会的巨大进步，是符合马克思发展观的。1954年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如从那时起，坚持公民宪政代替阶级斗争，致力于经济、政治文明建设，致力于法制建设，致力于宪政思想、道德、品行的培育，时至今日绝对是另一番情景，党的形象不会受损，也不会被民众质疑。
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比较全面、客观地列举了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大部分错误，这些错误应属阶级斗争为治国指导思想所产生的。由于阶级斗争，加上假话、大话风气盛行，一整代知识分子惨遭迫害，几千万人死于饥饿，经济、文化、道德几近崩溃，生产力发展接近停止；人民对党由拥护变成反感、厌恶。有人主张对毛先生要鞭尸，要挫骨扬灰，要求是过分了点，但心情可理解。“阶级斗争”这副猛药，打垮了国民政府，但也严重地搞乱了我们党管理的社会，损害了党的形象。共产党执政之初的“无法无天”，直到1982年宪法再次诞生才结束。没有邓先生等人的改革实践，共产党必垮无疑，国家必乱无疑。
很多次一些朋友问我：“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信奉的是辩证唯物论，你排弃上帝、神、佛吗？”我告诉他们：不排弃，相反，殊途同归，马克思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尊重关爱”，就是儒家的仁爱，就是佛教的大慈悲心，就是天主教中的博爱。我告诉他们：辩证唯物主义与其他学说方向是一致的，上帝、神、佛、天尊（道）等，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叫客观规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指的是上帝、神、佛、道等无处不在，也可说是指客观规律无处不在。“天理难容”说的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会受到惩罚。
马克思、耶稣、释迦牟尼及中国哲学家、思想家等人类的智者，只是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表述，在告诉人们同样的道理。不同的是，宗教大多喜爱把抽象理念化为具体偶像让人们去膜拜，如佛教中各种佛像的设立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出现，可表述为是对不尊重马克思理论的惩罚，也可表述为是对不尊重上帝、神、佛等天道的惩罚。宪政，是人类对政治文明的呼唤，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社会发展的必然。
“依法治国”是宪政的重点，监督公权力的运行是宪政的核心。社会主义宪政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这个“核心”上，它是社会主义宪政更全面、更彻底走向民主的标志。公权力透明运行，是社会主义宪政的最大亮点，如果不能做到，那就是吹牛逼，是假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共产党的死敌。
最近，我们一些主要媒体好像在为刘胡兰、董存瑞等平民英雄打“保卫战”，有的文章似乎还上升到“阶级斗争”层面了，鄙人觉得太可笑了，实在没必要费这个心思。“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刘胡兰、董存瑞是反专制的英雄，我们怕什么？难道连这个道路自信、政党自信都没了吗？老百姓有些怀疑，就吓得两腿发软，冷汗淋漓，你是共产党人吗？
当年，我们高举“民主、自由”宪政大旗，“唤起工农千百万”，爬雪山，过草地，流血牺牲；如今，我们就应把当年的承诺不打折扣地兑现给他们。毕竟，我们党内曾有败类多次蒙骗、忽悠、伤害过老百姓，什么“亩产三万斤”，什么“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等，老百姓对我们宣传过的历史事件有怀疑，很正常。怀疑，是老百姓天赋的权利。
放弃阶级斗争，用宪政理念指导我们分析、处理各种问题，化解各种矛盾，解析各种现象，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也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宪政，是当代经济基础下政治文明最重要、最现实的载体，是劳动大众当家作主最真实、最客观的反映，是马克思主义最可靠、最实际的实践成果，是无数革命烈士鲜血凝成的理想、期盼。几十年来，阶级斗争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阶级斗争向宪政转化，说到底就是皇权帝制政治向劳动大众民主政治的转化，是野蛮的丛林政治向文明的公民法治政治的转化。我们应该欢呼、推动这个转化。
共产党只是劳动人民的先锋队，不是神仙、皇帝，不是救星。放弃帝王“万岁爷”们骗人的“救星”论，承担起工农大众先锋队的领导责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文明的深化改革，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爱国人士，都应自觉地投身到这场思想革命中来，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宪政理论，提高识别真假雷音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对倒行逆施、践踏社会主义宪政的思想行为，要敢于揭露、批判、斗争，要形成全民族的合力，为全面实现这场伟大的全民思想转变而努力。
（二0一五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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