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急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2016-03-02 往事并不如烟
目前，中国的改革陷入了困局，阻挠改革、反对改革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出现官权膨胀、管制回潮、法治倒退的局面。面对制度、权利、利益、文化的博弈僵局及复辟，唯有思想解放才能有效地破解。
现代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始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当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继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始于1992年3月30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结束了姓社姓资、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带领中国走上了现代市场经济之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将拨开公有与私有、人治与法治的迷雾，在财产民有、法治建设方面为建立现代文明国家奠定基础。
中国急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官（官权）进民（民权）退、“人治”进“法治”退，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重疾。
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将厘清公有与私有、人治与法治的迷思，告诉国民为什么要减少国有、破除国企垄断？为什么要减少人治、坚定地实行宪政与法治？
社会主义与传统的公有、国企没有必然的联系，共同富裕与传统的公有、国企也没有正向的关联。当今世界上最公平、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如北欧诸国、西欧、日本等皆是财产私有的国度，其基尼系数都在0.30以下；贫富差距的缩小只与所得税、遗产税等税制、股份共有、社会保障等制度、倡导公平的左派政党在西方不断执政等密切相关，与传统的公有制、国有企业没有正相关性。
瑞典的累进制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遗产税最高达到98%，日本、英国的遗产税最高达到90%。松下信之助去世时留下27亿美元的遗产，但传到第三代时仅剩3%不到，所以，人们说，“富不过三代”，日本人对待富人是“残酷的”。日本收入最高的20%人口仅占有37.5%的社会总收入。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日本的基尼系数为0.25，欧洲0.32，印度0.33。美国的遗产税曾经高达55%，现在为38%，目前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近年来的最大，也仅为0.41，比中国低得多。据报道，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0.4%的人口占有70%的社会财富，而西方财富占有最不平等的美国是5%的人口占有60%的财富，贫富差距远远小于中国。在瑞典，首相与普通工人的收入之比在纳税后为2：1。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计）。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人，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可见，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瑞典首相住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坐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宴请外国首脑，只两道菜。
股份共有制度本质上是产权清晰的私有的联合，而非传统的“总体公有”，它不仅有助于解决效率问题，也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如瑞典搞了“雇员投资基金”，便是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该制度由科皮、麦德内尔等发明，它试图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集体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集体逐步控制企业的利润和股份，控制资本所有权。它规定每年从资方超过50万克郎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与职工集体拥有的基金会，再将雇主为职工代交的养老金增加1%。按照麦德内尔的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15%~10%，基金可在35~25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
股份共有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全民私有制”在西方也很流行。美国有1亿多人直接或间接地持有股份，1981、1984年美国两次立法鼓励本企业职工持股；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职工集体掌握了55%的股份，环球航空公司职工掌握了45%的股份，西北航空公司职工掌握了38%的股份，于是，资本家让出了企业经营权，工人的代表成为董事长。
西方诸国的高福利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一百多年前，德国宰相俾斯麦首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1942年牛津大学教授贝弗里奇提出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报告，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后将之付于实施，1948年英国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风靡西方。如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而反观以传统的公有制、国企为主导的中国，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与福利都与私有制的西方形成了天壤之别。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而传统的公有制、国企既无效率也不公平，与这两个原则背道而驰。
传统的公有制、国企是专制的经济基础，阻碍了中国的进步，斯大林、希特勒、萨达姆都是通过国有而控制整个社会并进而把国家拖入极权主义泥沼的；国企的行政化、裙带化导致了机构的膨胀、经济低效率、严重的腐败与浪费。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尽管中石油、中石化在2009年世界500强中名列前茅，但他们的效率只有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1/23。另据测算，中国垄断的电力、电信等公司的资本利润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1/5~1/20。中国国企以占有全社会50%以上的工业资产、80%左右的能源资源，只创造了30%的工业产值，只解决10%的就业。中石化一盏灯156万（网民称2000万），装修大楼4亿多，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他平均每天消费公款4万多元。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他也曾经担任上海分行行长，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亿元，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国企越多的地方就越是无法无天、法治被破坏、人治横行的地方，国企垄断越多的国家就越不可能是法治国家。事实上，现代法治是建立在财产私有的基础上的，所谓私人茅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警察不能进）。
目前中国的国进民退不仅无助于经济现代化和民生福祉，而且败坏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损害了社会正义，破坏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解决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官权”进“民权”退、“人治”进“法治”退的问题，既要官员集团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更要全民反省，开展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