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民主，共和，别无选择——中国近代的《天方夜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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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共和，别无选择——中国近代的《天方夜潭》（六）
中国大陆眼下当政者的的悲哀，在于他们将现代化看成是技术层面的变迁，而不是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同步变迁。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马列为体，西科为用”丝毫没有变化，而“马列”之输入中国和在中国生根，是因为“马列”与中国的儒、道、释、十分吻合。这就是１００年来，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娄战娄败之所在。
中国大陆的教授们与我谈得最多的是他们的国家应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以前他们是满怀豪情地往马列主义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奔，但实践的结果是：无论是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式的社会主义，最终都无一不是走进了专制的、饥饿的的社会主义。现在，中国人不好意思说自己抛弃了“社会主义”，而是阿Q精神十足的说：“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来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中国人“阿Ｑ精神胜利法”的又一次大表演，邓将军说得好，白猫黑猫，只要抓到了老鼠就是好猫。中国人自古就有挂羊头卖狗肉的习惯。
中国大陆的经济“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的岁月似乎已经结束，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国大陆还有一半必须改革的东西至今丝毫未动，这“另一半”就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历史的实践告诉人类，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富强，最终将导至民族和文化的毁灭。德国法西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好的例子。专制主义者须知，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是“别无选择”的。修改宪法，允许公民成立新的政党；实行新闻自由，允许公民开办独立的报刊；实行真正的地区自治，逐步实现联邦的大中华；人民代表大会议会化，使其成为真正代表各阶层参政,议政的“决策处”；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国家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人由选民直选。改变什么都共产党说了算的现状。在政治上使中国大陆成为一个能合理的分配社会政治资源的空间、一个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容纳形的现代政治社会、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一个结构多元主义的社会。
同在这片土地上，曾经专制独裁统治着中国大陆，后来又独裁统治着台湾的蒋经国将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顺历史潮流，自动宣布解除戒严，放开党禁、报禁，实行言论自由；变党的军队（军阀）为国家的军队；在法律面前，所有的政党一律平等，选票下面见高低……。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谁优谁劣，立刻有了历史的分野。
中国的孙中山先生早在２０世纪初，就为中国制定了完整的民主建国大纲（三民主义）。蒋经国先生的功劳，就是将孙中山的民主建国纲领变成了现实。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蒋经国先生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而中国大陆的“党”毕竟是个小农经济的农民党。
当然，这种解释是表层的。大陆的胡跃邦，赵紫阳等人，不也一再试图要将中国大陆逐步建成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的国家吗，但结果他们却被杀灭了，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政治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一个科学概念。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党，最大的民族，不能及时地接受一个普天下都适用的科学，是这个民族族的不幸。
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机制，是当代最科学的机制，这个机制中的各种力量互相牵制，任何一种力量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力量之上而为所欲为，只要有一种力量朝某一个方向发生作用，就会立刻释放出另一种相反的力量，从而自动恢复平衡，稳妥前进。这个科学的机制，不属于那一个阶级，它属于全人类。它是人类别无选择的必由之路。
亚洲四小龙的历史告诉亚洲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只要有一个民主的，公平竟争的，自由的政治环境，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就会飞跃地发展起来。台湾，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言而喻，中国大陆只要有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她就能在国际分工中充当蓝领的命运改变过来。
“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肆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是邓小平将军说的话。邓小平将军懂得这个道理，但他不知道由他那一代农民起义领袖制订的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是权力不能进行严密监督的根源；是权力必然会成为谋私手段的根源；是当今的政府权钱交易腐败的根源。正是由于他那一辈一直坚持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使民众没有“选掉”不合理事物的权利，因而只好在天安门集会，最后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政治民主，自由所要求的就是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执政者害怕这些，他们为什么不反省一下，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被改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私有经济已经培养出了一批中产阶层，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看，这个阶层对政治权力的争取，是必然的。
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是无须“摸着石头过河”的。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建国大纲就摆在那里，蒋经国先生走过来的脚印十分清晰可辨，站在哲学高度来认识：假如政治系统不能满足当代社会人们对规范的民主自由的要求，那么这种政治实际上就是在阻碍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自由发展。
２０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人为的要改变人类自然进程的一种挑战，这个运动试图用武力扭转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对这个要扭转人类社会进程的挑战，人类以经济、文化的力量作了应战，应战成功了，因而有了人类和平共处，安全的发展局面；而不是阶级相互杀戮的局面。
所有的政治家，历史学家都指出：最能体现人类智慧的应战是制度的确立和改进。社会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也是全人类能够成功迎接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为挑战的先决条件。大陆的当政者一次又一次发动的要把他们的国家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的种种作为──“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不都是要自己的国家走上金光大道吗，为什么一个个都以惨败告终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ＮＯ！”
事情明摆着，当今世界对中国大陆的挑战，只能从政治制度上去应付处理这些挑战。政治制度的确立与改进，是平稳的，惭进的向新世纪过渡的前题条件。
全世界都希望中国的十三亿人能有自知之明，“希望你们尽快地将自己的政府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民选的民主的政府，将国家建成一个政治文化多元化、民主化、联邦化、军队国家化、与论自由化的国家。”须知，你们传承下来的的极权专政，那是你们传统文化和当时的国际客观条件所致，今天的民主化，联邦化，是地球村每一个社区应该走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是优秀还是劣质的民族，体现在它对制度的确立与改进，中国的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接轨，你们已经走了５０里，另外５０里，最好不要让别人推着你们走。”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它对世界和对自身的认知能力有关。
许多历史学家常常借用这个人物来形容中国大陆当政者的所作所为。
阿Ｑ当年最无自知之明的就是他不明白自己是谁，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因而他的言行老是笑话百出，一旦出了事，他就用“精神胜利法”来对付。
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的当政者和中国人民在怎样认识自己和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上实在就是阿Ｑ形象的最好写照。毛先生坐井观天，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自己是景阳岗上的打虎者武松，因而一建国就充当救世主，帮助北朝鲜的金日成将军去解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韩国人民”。紧接着他又帮助越南人上演同样的戏剧，致使象阿Ｑ一样要充当救世主的中国人一直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整整２０多年不允许中国人迈进联合国的大门。结果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大陆不是到处都贴着“一切向苏联老大哥看齐”，“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一类阿Ｑ式的，看了让人肉麻的标议吗。
自愿充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前卒，在朝鲜，在越南，“不惜血本”把本国最优秀的青年，骗到战场上去当炮灰。煽动亚、非、拉“一切被压迫者”起来造反……。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苏联人民有所觉悟，认为自己“再也不能那样生活”时，大陆的当政者不是立刻给自己披上了“反帝、反修”的虎皮，<<九评苏共>>,以“世界人民革命战争指挥中心”自居。象阿Ｑ一样，打肿脸充胖子，将本国人民的血汗钱大量送给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吗。
朝秦暮楚、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他们又象阿Ｑ一样，立即脱掉革命的外衣，对“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低三下四，“请诸位来我国来投资，我们将特别优待……”
２０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变化太大了，中国大陆的领导层似乎还没有足够的智慧认识这种变化的根源和面对的现实以及发展的未来，因而一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是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在历史进程中脚步歪歪扭扭的主要原因。
２０世纪社会主义极权国家在地球上出现的历史进程表明，它们给人类带来的是持续不断的灾难（苏联的军国主义化，中国大陆绝灭文化的“文革”、朝鲜的饥饿、越南、古巴的难民潮）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途程中，等待着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结局，是经济的的全面崩溃，政治全面失控，国民生活基本温饱难于维持……上帝在这个全球性的大灾难尚未出现之前，就把这个灾难源摧毁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化为了乌有；使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各自找到了新生的道路。
这是一出不自愿但又不能不这样演出的戏剧，无论你情愿不情愿，地球村所有成员的经济制度都将以共同市场、可兑换货币、私有制、开放性的自由贸易等为基础。你必须用宏观经济的稳定、制度的改革、结构的调整来乎合这个谁都逃不出的潮流，从而达到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三个内容为主的经济和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维护人权和根据法律来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
２１世纪，尽管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了，但国家和民族仍然存在。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摆在中国当政者面前的仍然有一大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再用阿Ｑ式的戏剧去演就下不了台了。
大陆的领导人认为的“纸老虎”，至今仍然是地球上军事、经济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大陆外交运筹帷幄的“头等大事”。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企图把我们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美帝国主义支持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因为她想找到它的代理人……”。诸如此类以阿Ｑ之心度美帝国主义之腹的思维模式，已经不能自欺欺人了。
远的不说，仅２０世纪下半叶，美帝国主义就两次救了中国，一次是：当中国大陆与苏联对抗，而脑怒的俄罗斯人准备用核弹教训一下中国大陆时，正是美帝国主义及时警告了苏联的决策者“请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另一次是：当台湾当局偷偷地制造原子弹时，是美帝国主义立即横蛮地拆毁了它。“使中国大陆人民两次免受了在日本人之后尝尝核子弹的滋味”。
客观的说，是西方害怕中国大陆。在他们看来，强大了的中国是可怕的。然而，今日的西方已经认识到“让中国沉睡”已不现实。“让中国醒来”才是明智的，因为当今世界十几亿人的穷困，仅难民潮这一项，便会使世界“都不能前进”.
帝国主义们真正害怕的是：中国大陆成为希特勒式的的共产主义中国、充当救世主，要做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中国……因为经验都告诉他们，一党专政加上信奉马列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希特勒模式的社会主义……
美国真正要的是：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安全，稳定，开放和繁荣的国家；一个核不扩散的国家；一个在全球安全方面合作的国家；一个尊重公民基本权力、尊重人权的国家；一个市场开放的国家……这也是世界各国对中国大陆的要求。
中国大陆将如何不亢不卑地对待世界对他的这些要求呢？
“中国大陆怎样看待亚洲，怎样与亚洲各国相处？”
这是我思考最多的问题。中国大陆怎样与它的邻居东盟（东南亚）打交道？对自己把杀人魔王布尔波特视为宠儿的所作所为；从“援越抗美”到反目为敌，命令自己的军队打到越南老街去的所作所为，作过认真的反省吗？
怎样与印度、巴基斯坦相处？联巴反印吗？怎样与昔日的“老大哥”今日的俄罗斯相处？怎样与两个朝鲜打交道？怎样与日本打交道？沿着上一辈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所走过的道路──“只要有援助，什么都好说”的步子走下去吗？
对于饥饿穷困，人口却泡沫似的增长，统治者在争权夺利的非洲，拉丁美洲，还是拿出大量的钞票送给那里的掌权阶层，让他们在人权问题上投自己的票吗？
在新世纪里，中国原来那一套“革命的外交“的权宜之计还行得通吗？
“暂时搁置历史遗留问题，在国际上，经济上多开辟新市场。对有争议的领土应有个态度，但不宜激化矛盾。目前有争议的区域，即使有眼前小利，与其争之，不如暂不取之……”这是邓小平给他的接班者留下的“外交原则”。这些都是战术策略，并不是什么宏观的外交哲学思想。
了解世界，世界要你做些什么？认识自己，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是“卧薪尝胆”，一心建设自己，准备来日以一个有着强大的军事经济的大国与各大国分庭抗礼，充当仲裁者角色呢，还是以一个有着强势的经济政治联盟（联邦制）体的方式进入世界，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地球人权村的合作者呢？
结论是：世界必须帮助中国大陆安全地走进世界。
世界必须帮助中国大陆改变她素质低下的众多的人口和他的资源贫乏状况；使她尽快的变成有资、有产的国家；帮助她改变她技术落后的状况……
世界是用遏制的办法逼使中国大陆适应世界的改革潮流呢？还是用作出某种牺牲的态度扶持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将她接纳到国际经济的大家庭中来，使她的政治权力与经济更新的进程能够吻合，从而自然而然地与世界接轨呢。
一些学者和亚洲人曾大造舆论说，２１世纪是亚洲引导世界前进的世纪……
２０世纪末亚洲的那场金融风暴表明，亚洲人在奔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还处在幼儿园阶段。怎样使日本、印度、俄国在一定的时期内处在平衡的状态中，是世界文明必须做的事情。若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发展不能与日本、印度、俄国同步进入世界，当日、俄、印这三个宿敌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时，中国大陆的命运就可悲了。
现在中国大陆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实她仅仅做到了“稳定”而已。她现有的文明程度（尤其是意识形态）与俄、日、印相比，还差“十万八千里”。
《世界与中国大陆》问题，我认为，世界应帮助中国大陆解决的问题是：
一，世界资本与中国本国资本（民族主义）的矛盾。
二，中国大陆国内发达地区与贫困落后地区的矛盾。
三，政府的专制、腐败与广大老百姓深恶痛绝腐败的矛盾。
四，城市与乡村的矛盾。
五，知识分子要民主，要人权，要求开放党禁、报禁，与执政者不肯放开的矛盾。
六，素质低下的众多的人口与环境破坏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中国境外有一个“世界华人圈”。（很大一部分是被中国大陆当局赶出去的中华民族的精英）这群华人精英既是科技、文化、政治智力集团，也是经济财团巨人。世界文明能找到一种什么最理想的办法，使这个华人圈为中国的现代化出力，这就是“事半功倍”的事情。
中国大陆安全地走进了世界，世界也就安全地走进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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