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ZT 西安事变”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杨虎城？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共的策划下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张学良晚年时曾表示，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杨虎城的孙子通过研究历史也做出一致的结论。而中共达到自保目的后，就把杨虎城抛出作为牺牲品。历史学家辛灏年表示，西安事变使“八年剿（共）匪之功，隳于一旦”，使起死回生的中共在战争中趁机坐大。中共窃国后，更使中国大陆人民在长达至今60余年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张学良和杨虎城（网络图片）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这一举动震惊中外。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释，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抗日统一战线形式上建立。可以说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抗日形势，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更改变了张学良的人生轨迹。

中共策动张杨发动西安叛乱

九十年代初，据中共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文章披露，王炳南是如何成为杨虎城幕僚，并如何胜利完成策反杨、张和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

据《炎黄春秋》2002年11期发表的文章披露，实际上，杨虎城的第三任妻子谢葆真就是中共党员，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而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曾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从史料来看，杨虎城完全符合中共地下党员的标准。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

杨虎城与妻子谢葆真（中共党员）、儿子杨拯民（网络图片）

1936年4月中共专派回国的王炳南与杨一再地“深谈和合谋”。由是，中共终与杨结盟。1936年6月，杨部已用军用合作社的名义开设了中共的联络站，并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医用药品等运往延安，而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大陆，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

图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返回南京，与西安蒙难扈从军政人员合影。（网络图片）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和第十七路总指挥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叛乱，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

中共利用完杨虎城过河拆桥

杨虎城助纣为虐，跟张学良发动西安兵变叛乱。中共达到自保目的后，就把杨虎城抛出作为牺牲品。

当斯大林严令毛泽东中共不得杀害蒋介石，要毛泽东中共在蒋介石领导下抗日，为苏联挡住日军。中共因此才转变对蒋介石的态度，声称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图为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网络图片）

杨虎城被中共抛弃后，质问中共党员南汉宸：“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

此外，杨还对主战的孔从周、李振西表示不满说：“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蒋介石）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大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

图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民众抬着蒋介石的画像游行庆祝。（网络图片）

蒋介石后来软禁张学良一生，而在离开大陆前杀掉杨虎城，除了他和张私人情谊更近一些外，应该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实蒋和他的心腹判断出张学良只是名义上为首的，“西安事变”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杨虎城。

历史学家辛灏年表示，西安事变使“八年剿（共）匪之功，隳于一旦”；破坏了蒋介石抗日的战略部署；全面抗日的时间表被迫提前，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的灾难；而起死回生的中共却在战争中趁机坐大。中共窃国后，更使中国大陆人民在长达至今60余年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杨虎城之孙：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才对

杨虎城之孙、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杨瀚，2013年出版的《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书中提出，西安事变真正的主角是杨虎城，只不过名义上是张学良。

2013年，杨瀚在接受《深圳商报》的采访时表示，“其实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才对，是杨虎城说服了少帅张学良，只有运用兵谏战略，抓住最高统帅，才有希望使他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共同抗日。也是杨虎城坚决反对在没有作出书面保证、改变其政策的情况下让蒋介石返回南京；后来是周恩来说服了杨接受口头保证，以代替书面保证。”

杨瀚表示，在西安事变后期，张学良和杨虎城逐渐意见分化，产生矛盾后张学良私自决定的。当时杨虎城并不愿意释放蒋介石。

张学良：杨虎城是主角，我负责

1956年12月，蒋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

图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华清池被囚居的五间厅。（网络图片）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第一次在1935年。当年10月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零师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崂山受到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部伏击，全军覆没，何立中等被击毙。同月2日，将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蒋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10月9日，蒋、张命杨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他向张学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并且常发牢骚。同年11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九五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受到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攻，被俘5300人，缴枪3500余支。这两支部队先后被歼，编制也就失去，蒋介石当时并没有从兵员、财政上给予补充。张学良觉得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曾向杨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杨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过相当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对蒋介石也有怨气。

图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扣留的山崖，山崖上留下了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写的“蒋委员长蒙难处”。（网络图片）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当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相关文章：实为救共会的“救国会七君子”的下场竟祸及子孙】。双方发生尖锐冲突。蒋严厉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图为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搭机赶赴西安。（网络图片）

对杨虎城的建议，张学良的最初反应是“愕然”，可见，此前他从未有过类似的念头。直到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一再碰钉子之后，才采纳杨议，“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称：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可见，杨虎城“造谋”的重大作用。张学良晚年之所以称杨为西安事变“主角”，当是基于这一考虑。